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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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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自由的悲剧征象-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3、24)

   
   一、
   殷海光本名福生,湖北黄冈人,他自称“后五四时代” (postMayfourthian) 人,是上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流砥柱,一位特立独行不见容于世的悲剧思想者。
   
   殷海光早年即对逻辑与哲学深深着迷,高中二年级十七岁时即翻译了《逻辑基本》一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殷海光于次年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就读,师从金岳霖,1949年到台湾,在台大哲学系任讲师,几年之后升任教授。殷海光演讲逻辑透彻,广博清晰,激情洋溢,富于魅力,以至他在台大的演讲总是挤满了听众。学生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时待人又非常热诚坦白”。自此,台大哲学系遂成为中国自由主义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重镇,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哺育了一批英才,对台湾的思想变迁乃至社会、政治变迁都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

   
   1949年11月,殷海光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每有文章,人皆瞩目。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声望日隆。在这段时期,殷海光对于现实政治极为不满,不断与国民党威权政治发生激烈的言论冲突。在雷震因组党被捕、《自由中国》被查封的“雷震案”爆发不久,为减轻其发行人雷震先生的所谓“罪嫌”,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大义凛然,共同承担言论责任,在黑云压城的危急时刻,凸现了他的嶙峋风骨与道德勇气。
   
   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最初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切入的。在求学于金岳霖期间,他对数理逻辑、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理论下过相当大的功夫。因此,对于罗素一脉的自由主义曾经相当服膺。同时,他以五四的传人自诩,也曾是反传统主义的中坚人物。这是他大半生信奉的思想主轴。但是这一思想倾向,在其晚年,有了一些转变。他在回答他人自己何以致此时说:“人的思想是有阶段的,而且是会转变的。我之所以转而喜欢中国文化,有四个原因:(一)从思考反省中所得的了解:中国文化对于生命层域的透视,对于人生活动的安排,我渐渐地有较深的认识;(二)从生活的经验中体会出来的:回味以前的乡居生活,这种生活给人带来清新、宁静、幽美、安然、自在--这才是人的生活,才是人所应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产生中国文化的根源;(三)我受了Eisenstadt, Parsons等人影响;(四)最近受了张灏和徐先生的刺激,引起我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番思考。”(《春蚕吐丝》,陈鼓应编,增订版,页86) 殷海光临终前,东海大学的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后来甚至在信中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这一自白,呈现出殷海光为人的坦荡胸怀以及服膺真理的气度。
   
   殷海光对于中国自由事业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理念方面的,不如说更重要是在其人格风范和道德勇气上。他的政论发言权被剥夺,专书被禁,出国权利遭褫夺,但他的凛凛风骨,他的悲剧抗争,他的责任担当,他的满腔热诚,使他在台湾成为自由主义的殉道者和理想标杆。
   
   
   二、
   
   在某种意义上,殷海光与徐复观之间的戏剧性关系,象征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特别是儒学)之间的分分合合的戏剧性关系。
   
   由于自我认同为五四传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胡适、鲁迅等人一样,殷海光对中国传统是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但是,离开了书本,殷海光通过自己一生的经历,深切体验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指出,中国版的自由主义与西方原版的自由主义不可能一样。像西方自由主义者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真是少之又少。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从权威的见解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他批评胡适本人及胡适以降的知识分子,思想根基浅薄,心智麻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判断力,缺乏道德勇气、担当精神和批判精神。殷先生为什么要对赋有浩然之气孟子倍加赞扬,原因即在于此。殷海光晚年愈来愈认定:孔仁孟义所代表的道德价值,是传统儒学与自由主义重要的相契之点。所谓中国自由主义者如殷先生举出的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辉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乃在于他们得了资源匮乏症。
   
   殷海光晚年思想转向最重大的意义,是启发后人思考自由主义与传统思想资源的关系问题。他说:"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的深思。"这虽是他在临终前正式提出的,然而关于类似问题的反思,我们亦可追溯到1965年。殷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批评五四以来影响甚巨、附和甚众的陈独秀的议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殷先生说,类似影响大的言论不一定正确。"一种言论如因合于一时一地的情绪偏向和希望而形成了所谓'时代精神'而被普遍接受,那么错误的机会可能更多。这类'时代精神'式的言论,等到时过境迁,回顾起来,加以检讨或分析,往往发现是'时代的错误'。“我现在要问:如果说必欲倒孔才能实现民主,那么西方国邦必须扫灭基督教才能实现民主。但是,何以西方国邦实行民主和信奉基督教各不相伤呢?我现在又要问:如果说必欲反对旧文学和艺术才能提倡科学,那么现代西方国邦科学这样高度发达,是否同时停止究习古典文学和艺术了呢?”殷指出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考在逻辑上完全不通。他又说:“也许有人说,基督教义与孔制不同。基督教义涵育着自由、平等和博爱,所以容易导出民主政治。孔制里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无从导出民主政治。因此,中国要建立民主,必须排除孔制,另辟途径。我现在要问:孔仁孟义,再加上墨氏兼爱,为什么一定不能导出民主?”这是对整个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天问!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现代课题,不是对中国传统的全面否定,而是对传统创造地改进。 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极自由层面的分权、制衡、监督机制和积极自由层面的道德主体性而言;儒家和传统诸家都有可供转化和沟通的丰富的精神资源。
   
   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无不悲伤地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这是殷先生个个人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时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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