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陈奎德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陈奎德作品选编]->[ 储安平:政论家的命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6、17、18)]
陈奎德作品选编
·流亡者:苏武还是摩西?
· 两会:“和谐”的定时炸弹
·玩火者的尴尬
·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前言 & 自由盗火者:严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03)自由思潮的舆论骄子—梁启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家
· 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0、11、12)傅斯年:自由之虎
·把杀人看作杀人— 六四十六周年祭
·罗隆基:人权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3、14、15)
· 储安平:政论家的命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6、17、18)
·胡锦涛访俄与中国外交
·张东逊:自由派哲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9、20)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1、22)徐复观:自由儒家
·殷海光:自由的悲剧征象-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3、24)
·脱“毛”变人——点评时闻以观国运
·从“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与《自由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5、26)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雅虎:双手沾血
·张君劢: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三位一体—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9、30、31)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
·萧公权: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2、33)
·山雨欲来的中国金融
·林语堂:中西交流的桥梁—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两党制:台湾勾出轮廓
·潘光旦:新人文思想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6、37)
·刘宾雁祭
·梁实秋:旷达雅致自由的文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0、41)
·张佛泉:自由的卓越阐释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8、39)
·中国维权律师与美丽岛案—— 从高智晟律师案谈起
·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精神病、偏执狂,精神先知? ——从林昭所想到的
·中国政治转型的诱因
·顾准:孤独的先知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6、47、48)
·林昭:中国的圣女——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9、50、51)
·五十年回首:反斯秘密报告
·值得两岸民众关注的五个问题—— 陈奎德教授在“2006年海外华人新思路”佛州研讨会上的发言
·遇罗克:红色中国争人权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2,53)
·说古论今看两会
·李慎之:晚鸣的自由钟——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4-55)
·“崛起梦”是如何灭国的?
·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杨小凯:经济学家的宪政理念——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8-61)
·必也更名乎?——哀中共八十五岁文
·海水泛蓝入赤县
·王小波:自由而幽默的文学魂——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6,57)
·文明的自我拯救
·多事之秋,战乱之始?
·变与不变: 美国外交与对华政策
·民族主义的解毒剂—— 评刘晓波《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余英时:序陈奎德著《煮酒论思潮》——大陆当前思潮的发展
·余英时素描
·回望2006中国
·中国2006外交一瞥
·“不争论”寿终正寝
·“奥运拐点”,八面来风:汉城奥运与北京奥运
·民主溯源(1)
·民主溯源(2)
·民主溯源(3):古罗马共和制度
·民主溯源(4)——罗马帝国的政治
·民主溯源(5)——中世纪代议制民主的萌芽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中国罗生门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党天下」的奠基礼
·“党天下”的奠基礼——论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
·王储 选帝侯 黑厅政治
·包遵信 vs. 秘密警察国家
·风向转换:民主国际的对华外交
·风向转换:民主国际的对华外交
·世界民主同盟呼之欲出
·世界民主同盟呼之欲出
·雪域诗韵——盛雪诗集《觅雪魂》序
·二零零七:未完成的交响
·二零零七:未完成的交响
·三十年,什么“东”“西”?
·三十年,什么“东”“西”?
·三场大选与中国“两会”
·三场大选与中国“两会”
·恭贺台湾 恭贺民主
·恭贺台湾 恭贺民主
·响应达赖喇嘛呼吁
·响应达赖喇嘛呼吁
·怯懦的审判
·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一个历史比较
·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一个历史比较
·2008,“文化冷战”滥觞?
·2008,“文化冷战”滥觞?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储安平:政论家的命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6、17、18)

   储安平先生
    储安平:政论家的命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6、17、18)


   
   《观察》之父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后起之秀。提起储安平,有两样东西历史不会忘却。
   
   一件事是指:他是《观察》周刊主编,那是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重镇。
   
   另一件是指他说过的两句话,清醒透彻,言简意赅。一句是:“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35页)另一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天下”。有此二言,他已名垂青史。
   
   储安平1928年入读上海光华大学(其前身是教会大学圣约翰)。校内有胡适、徐志摩、张寿镛、张东荪、钱基博,罗隆基,廖世承,潘光旦,、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等名教授。自由氛围,氤氲冉冉。后来他又到英国留学,投师政治学家拉斯基门下,习得自由主义费边派的基本思想脉络。
   
   1931年10月他就编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书中所收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作家写的,而多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俞之、俞颂华、武育干、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但对政治问题已经有了浓厚兴趣。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排多少次掌。”(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第139页)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 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锺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要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
   
   1946 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创刊,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它在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言论监督和促进作用。后来成为自由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费边主义的信徒
   
   
   谈到储安平,不能不涉及他的基本思想背景。他们那一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大体共同的特点,几乎都受到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影响。拉斯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著名的费边主义思想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费边社的要角,后来成为英国工党主要的理论家,1945年出任工党的主席,当红一时。像储安平以及前面谈到的罗隆基,还有费孝通、王造时、、张君劢当年这些留学欧美的学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拉式的信徒。
   
   当时美国杜威的弟子胡适引领一大批英国费边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新月》杂志为中心,组织了一个费边社式的小团体「平社」,翻译拉斯基的著作,研究费边主义的理论,探讨中国的问题。在知识圈中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当年储安平所处的思想世界,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上升阶段。即普遍左倾化的时代。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尚未暴露出他的全部真相和弊端,各国知识分子大多是既想要欧美的政治自由,又想要社会主义所许诺的经济平等。企图“鱼与熊掌,二者得兼”。当年拉斯基、萧伯纳等人的费边主义,大体上迎合了这一主流倾向。它力图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发展出一变种,即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这种试图调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投合了多数中国自由主义者,似乎是某种期盼已久的福音。因为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起步的时候,资本主义初始阶段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在西方已经遭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已经部分地失去了其可接受性。西方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几乎是同时输入中国的。古典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为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精神基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找不到任何对应的精神资源的,而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苏俄式的,还是费边式或基尔特式的,都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中的家族主义集体主义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的自由知识界,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识到民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对社会主义怀有偏好,这一两难的思想困境,在中国当年的自由主义者身上,体现得相当明显,因此,他们的左翼色彩是不容抹杀的。这也就容易解释,何以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他们的同情常常落在共产党方面,这一点从民盟对国共两党的亲疏关系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基本的原因在于:首先,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代表现实的压迫性政治权力,是当下的现实的“恶”,势必成为自由主义质疑乃至挑战的主要对象;而共产党却是在野,并未构成现实的剥夺自由的国家权力,因而有时甚至成为自由派挑战执政当局的同盟军。其次,自由主义者当年费边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也使他们在感情上向左翼的共产党倾斜。
   
   储安平,就是这一思潮中人。虽然,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它比章伯钧等要清醒得多,甚至比张东逊也要明白,他能清楚地看到在共产党治理下自由是“有无”的问题。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位感情相当激烈的人。譬如,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因此,当1949年的历史性抉择摆在面前的时候,在局促的历史空间的催迫下,在被国民党查封《观察》的背景下,他最后不由自主,仍追随大多数自由派同仁,留在了中国大陆,埋下了悲剧性命运的种子。在这一点上,比较而言,胡适和傅斯年等当年被认为有点过时甚至保守的自由知识分子,应当说,是更稳健更智慧更有历史洞察力的。
   
   
   “党天下”一语成绝响
   
   
   1949年大变之际,由于储安平在此前《观察》被封,不见容于国民党,于是留在了中国大陆。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储安平希望恢复《观察》,在周恩来批准下,《观察》复刊,但已经面目全非。于是,储安平无奈地离开了《新观察》。往后几年,他已几乎失语。
   
   然而,到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在胡乔木推荐下,储安平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这次重新出山,他突然焕发了青春。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自由主义的真面目。许多年了,在沉沉铁幕下,他缄口不言,或心口不一。这次既然让放,何不一泻千里?他在《光明日报》社说:“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这是他郁积多年的思想,长期无从流溢。那天,他终于把他说出来了,终于获得了精神的救赎。
   
   六月八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党天下发言而受批判,他提出辞职。十一月十二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他在总编辑任上只有七十多天,
   
   在一九五七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的朋友,从这里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人品。
   
   一九五七年成为右派之后,储安平已经失去了任何言论阵地。他闭门谢客,寂寂独处,郁郁寡欢。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在血雨腥风暴力横行的情势下,以他的孤傲性格,难免遭受巨大侮辱。于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储安平“失踪”而去,不知所终。
   
   自由主义政论家储安平的一生命运,用它自己的一句名言来形容,恐怕是最恰当不过:
   
   “在国民党底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确实,在国民党统治下,他主办《客观》,创办《观察》,尚能办成,并且相当成功;激评时政,风靡一时。是的,有时自由受到限制,甚至受到威胁,自由缩小,最后被迫停办。但自由毕竟时多时少,《观察》风光天下几近三年。
   
   他又说:“在共产党底下,自由恐怕就是有无的问题了。”确实,在中共统治下,他几乎无语。自由全失。最后,被“阳谋”诱出一句“党天下”,竟成绝响,赔上了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在现代政治学词典中,“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区别的活生生的悲剧范例。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Monday, June 27, 2005
   本站网址:http://www.guancha.org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