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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前言 & 自由盗火者:严复

   
   ——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2)
   陈奎德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

   


前言

   
   
   在《近代宪政演化》系列里,我们已经系统回顾了宪政民主制度在世界历史上的发生和演化历程。现在,我将转向中国,追溯自由主义进入近代中国的发生发展脉络及其代表或相关人物,从而开始一个新的讲座系列——《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如所周知,自由主义是近代西欧的产物,它的有些基本要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希腊罗马和中古时期。而古代与中古时期的中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与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有相当不同的政治生存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换言之,它们是两种类型的政治文化。然而,自近代各文明体系有了大规模的空间接触之后,中国也同其他文明一样,进入了深刻互动的全球流变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作为西方主流的政治思潮与制度构架,自由主义自然也就进入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其中的知识阶层。
   
   关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公元1946年,中国各党各派政治力量,齐聚一堂,探求国家走向,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留英归国的储安平先生,趁此国运转折之机,于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政论周刊——《观察》。当年,有70名中国知识界人士,均为鸿学硕儒引领风潮之一时之选,以特约撰稿人身份,把自己的名字列在《观察》封面。承载着70份诚挚而严肃的承诺,未几,《观察》销量竟高达十万。一份以思想和时论为主的周刊,竟致洛阳纸贵,遂成一时佳话,这一赋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言论重镇,点燃了中国进入现代宪政的希望。不幸的是,内战的烽烟,不久后即以燎原之势弥漫开来,《观察》在风雨飘摇中勉力挣扎,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就被逼仄的历史格局所腰斩,而中国也遁入更深的暗夜之中。但《观察》所标举的自由主义旗帜,以其理性之清明,立场指客观,精神之宽容,却从此化成了现代中国精神天空中的一颗恒星。
   
   我们以下的新系列——《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是要重新点燃半个世纪前被窒息的自由之薪火,并把它传递到更为深邃广袤的时空中去,以完成其未竟之志业,发煌其自由的道统。这一近代中国的自由脉络,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降,至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储安平、周树人、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徐复观、张东逊、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罗隆基、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顾准、遇罗克......;从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联大的集结、《申报》、《大公报》与《观察》的惨淡经营,直至1957年春季、1976年“四五”、1979年西单墙、1980年代、1989年等各次民间力量的涌动。.....这一历史脉搏,时断时续,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虽屡经横逆,仍不绝于缕。我们这一系列讲座想要仔细探索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一脉细微而柔韧的自由香火。
   
   本讲座所处理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即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在近当代的繁衍发煌。在这个意义上,北美和欧洲的左右两翼自由主义,都在这一传统之中。譬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都在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笼罩之下,而不是单指狭义的美国加拿大的自由派(liberal)。
   
   本讲座所处理的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将以人物为经,事件为纬,讲述自由主义在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历程,探讨它的影响和局限,它所取得的成就,所遭遇的挫折,所陷溺的困境。诚然,以当代自由主义学理来衡量,我们所阐述的人物,有些或许还不能称为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但以他们在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及地位,以他们的基本倾向,要洞悉考察中国自由主义事业,是不可能绕过他们的。我们的基本宗旨,就是通过对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或相关人物的梳理,更清晰地界定我们当下的历史位置,更清楚地确定我们的精神坐标,从而导入和扩展自由秩序,略尽绵薄于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

   

自由盗火者:严复

   
   
   在近代中国,从思想理念上引入自由主义,首功当推严复。自由主义的三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Wealth of Nations)和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严复把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 都是通过严复的翻译进入中国的。仅此一端,严复先生即可流芳百世了。
   
   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原名宗光,字又陵,1871年(同治十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派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其间广泛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1879年回国,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甲午战败后,严复破门而出,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震动一时的文章,批判君主专制理论。从思想史的角度,严复这些文章的历史性贡献是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突出地把自由当作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和富强的关键。早在1870年代,王韬、郭嵩焘等人已经看出当时清帝国的变法自强没有抓到根本。现代西方的本、体或道是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严复比他们高出一筹之处,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人的自由。
   
   他首先确认一个前提:要救中国,非学西方不可。严复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那么,“西洋之术”的真谛是什么?“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被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说到底,西方富强的真谛在“自由”。进一步要追问,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在这里,自由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在严复看来,自由是与自利和自治密不可分的。他笔下的自利,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个人的行为出发点,也是现代伦理的出发点。而自治则是政治民主的基石之一。他所说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当时程朱理学笼罩的清帝国,公开鼓吹把来自西方的自利、自由、自治作为救国的根本道路,并且指出实现人的自由是中国复兴的中心,不但石破天惊,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百年来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屡败屡战的启蒙思潮的基本要点。
   
   1895~1898 年严复翻译T.H.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 1897年主办《国闻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戊戌变法后,至宣统元年(1909),先后译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是近代中国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在学术上,他首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仍被推崇。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任副会长。在教育界,1905年协助创办复旦公学,为第二任校长。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
   
   所有上述严复引入的思想以及他在学术、教育和新闻界的活动,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巨大而深远的反响。当时,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以后的鲁迅、胡适等人,无不交口称誉。使之成为近代中国自由思想的盗火者。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Friday, April 2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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