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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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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火者的尴尬

   
   最近,中国各大城市接连发生的反日游行大示威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三周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北京当局紧急叫停,并动员了自己全部宣传工具和警察力量。
   
   前些天还在内心窃喜,认为“民气可用”,不妨“祸水东引”,以减轻内压的北京当局,现在,当游行示威规模迅速扩大,国际舆论反响强烈之时,有点沉不住气了。胡锦涛说:游行扩大只会给异议分子提供“发泄不满的借口”,并专门在4月9日召开会议,呼吁党政军干部“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等活动”。中国公安部声色俱厉:“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活动,也不要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鼓动游行示威的信息。”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此情此景,一放一收,令人不由想到百年前北京的一幕。
   
   当年,慈禧血腥镇压了戊戌变法后,清廷与西方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慈禧的权力由此动摇。特别是,当传来西方各国迫她“归政”的所谓“绝密情报”后,慈禧恼羞成怒,惊恐和仇恨之下,她想到了“民意牌”。于是,向往日被官方镇压和防范的义和团伸出了橄榄枝。慈禧依恃“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竟然做出了“杀尽境内所有洋人、对十一国同时宣战”的疯狂决策。于是,自1898年秋开始,义和团在山东冠县蒋家庄竖起——“助清灭洋,杀尽天主教”大旗,1900庚子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满怀爱国激情,一路示威,大举入京,杀公使,烧教堂,攻使馆,纵横驰骋。
   
   然而,慈禧所凭藉的念念有词、具有“刀枪不入” “特异功能”的义和团,在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之下,血肉崩裂,尸横遍野,而慈禧则惊恐万状,狼狈逃窜西安。中国陷入巨大的民族劫难之中。无奈之下,慈禧不得不低头求和,赔款割地,并转过头来凶狠地剿灭了她开笼放出之虎——义和团。那些曾受太后恩宠清廷嘉奖的“忠勇爱国”的义和拳民,惨遭两度宰杀:一洋一清。并且,慈禧在国内与国际的“大气候小气候”下,也不得不被迫实行了类似戊戌变法的“新政”。
   
   然而,迟了。历史已经抛弃了她。数年之后,武昌军兴,满清灰飞烟灭。
   
   看来,民意之火并不是那么好玩的。
   
   诚然,中国几大城市这次反日游行有一些长期郁积在中国民间中的社会心理因素。百年来中日之间的恩怨仇结奠定了其中的基础。虽然北京辩曰“此地无银,与政府无关”,但官方的默许认可纵容仍是不容否认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在中国,任何自发表达民间不满和愤懑的游行示威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而独独这次“自发”的反日的游行能蔚成声势,浩荡壮阔呢?连北京的在海外的辩护士也公开承认:“……于是,中国政府唯有借重民间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感情,这是近日中国社会系列“反日”运动竟成声势的主因。”
   
   无疑,日本部分极右翼人士任意涂改教科书,歪曲历史,是必须严正谴责的狂悖行为。但正如香港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任何国家的民众示威,都可以说是群众的‘自发’活动,惟有中国不能说是‘自发’的活动。因为在一党专政之下,若没有官方的鼓励,几万人的游行必遭扼杀禁止。任何国家都可以藉群众示威的‘民意’,来支持它的对外政策,来强调它对外政策‘民意认受性’,惟有中国不能以此来显示‘民意’。因为中国没有‘民意’,既没有独立的舆论,也没有真正由普选产生的‘民意代表’──民选国会议员,甚至没有定期进行的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
   
   没有法治,没有制度化的民意疏通管道,没有各种意见的自由表达、没有各种政纲的相互平衡,“民意牌”若被单向操纵,势必极化,走火入魔,最后吞没玩牌者自己。有人盛赞大独裁者对民意能“收放自如”,以用于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像有人常常赞扬毛泽东就能玩弄民意于股掌之上。然而,1976年“四五运动”时,毛不是也被他自以为能操纵的民意烧焦了吗?收放自如,谈何容易!中国老话早就有经验之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以为你凭借暴力和谎言就能永远会载舟行水,一帆风顺?孰知前面的“麦城”正等着你走去呢。义和团和清王朝的前车之覆,殷鉴不远,中南海诸公,能不慎乎?
   
   对这次反日风潮,国际社会所关切的是,北京玩火的短期和长期目标究竟是什么?它能够如愿以偿吗?
   
   现在已经日益清楚,中国政府的短期外交政策目标是挫败日本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长期目标则是与日本竞争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的地位。
   
   本来,国家之间的竞争无日无之,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堂堂正正行之即可。韩国就是这样做的,它很早就公开声明反对日本“入常”。但北京当局不此之途,却扭扭捏捏弯弯曲曲要搞点的“民意”来遮羞壮胆。然而,眼见“民意”之虎出闸,勃勃生猛,势难控制,难免惹火烧身,于是,又不得不连连祭出“稳定”金牌,紧急刹车。左右支拙,用心曲折,贻笑大方。
   
   近年来,中共在“财大气粗”以后,为了摆脱自己在地缘政治上被包围的困境,在外交上惨淡经营,用尽机心,搞了许多小动作,诸如在一些边界领土纠纷上慷慨让步以换取邻国好感,对一些小国穷国大撒银子等等。从这次对反日示威所实行的前放后收、前松后紧的尴尬策略看,从中南海屡屡透出的危机心态看,上述被包围的地缘政治心态看来仍没有丝毫化解。因为这种心态根源于一种缺乏基本的合法性自信的脆弱心理。
   
   如果对自己的国家定位、对自己的制度形态、对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赋有基本的自信,日本进入安理会中国怕什么?国民游行示威表达政见政府怕什么?开放报禁党禁执政当局怕什么?
   
   在笔者看来,评估一个国家(政权)是否应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该国对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贡献大小和责任心比其历史罪错更重要;该国的制度形态(专制或民主)比其对历史的反省深度更重要;该国对他国国民与对本国国民所犯的历史罪错同等重要,而与该罪错距离今天的时间长度成反比。当然,还可以列出一些标准,但上述标尺无疑是最基本的。
   
   以这样的标准来审查一下北京政权,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有鉴于此,我恐怕这次事件给北京带来的并非正面的绩效,而是负面的苦果。而国际社会,除了增加对北京的疑虑之外,同时会更加密切关注在五四、六四期间上述事态的后续发展,关注中国社会排外情绪的涨落,关注敢于履践自己的宪法权利坚持游行者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关注北京当局是否向慈禧的老路滑行。
   
   正人须先正己。奉劝中南海主事者,何不利用这一历史机会,反躬自责。须知,或许你这次使出浑身解数,能够阻挠安理会的重组和联合国的全面改革。但是其逻辑后果就是,联合国将愈益缺乏效率,日益边缘化,日益成为摆设。如此,则势必有其他有效率的机构或国家来逐步取代联合国的功能。顺理成章,北京政权自己的作用和功能也将日益边缘化,日益被人鄙视,日益无足轻重。这恐怕是中南海衮衮诸公所不乐于见到的。为今之计,北京当局的唯一的出路是,真正对中国的国家定位作一番彻底检讨,调转航向,与国际主流的政治经济制度接轨。如此,则地缘政治的困境化解,台海危机化解,中日关系趋缓。如此,则中国幸甚。世界幸甚。
   
   何去何从,请诸位长考之。
   
   作者为《观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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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day, April 2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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