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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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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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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形态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思想史一瞥
   观察当今世象:冷战结束后,“潘多拉盒”开启,几十年来被屏障在意识形态帷幕背后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破茧而出,跳脱飞扬,眩人耳目,成为支配当代历史的主导力量,沛然莫之能御。人们鉴于民族主义比意识形态更加基本和持久的事实,众口铄金,不假思索,已把它视为某种永恒不变的基本政治要素了。

   不过,这里恐怕忘记了一项更基本的事实:就整个漫长的世界史长河而言,民族主义的出现其实也只是其中一桩短暂的历史现象,迄今不过二百年左右。它是伴随“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共生的衍化物。所谓民族国家,即国家的领土与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国家由民族决定。这一情势的铸成,与上世纪欧洲内部特别是德国的历史演变关联甚深。
   虽然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发生有关,如英国的海外贸易和以自由人权奠基的主权观,法国大革命及卢梭的“公意”和“主权在民”思想,德国建国过程及其反西方(法、英)和反犹太传统以及德意志浪漫主义,意大利的马志尼主义及其奋斗历程,都与民族主义的产生有重要关联,但是在思想史上对建构民族主义观念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三位德国哲学家:赫德(J.G.Herder)、费希特(Fichte)和黑格尔。
   赫德发其端,首先提出“最自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所包含的人民只具有单一的民族特性。”(他的老师兼朋友康德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蕴涵的非理性的浪漫主义及其危险,当时即对之提出过批评。)
   费希特奠立了德国民族主义理论,这是针对拿破仑席卷欧洲的的强烈反应,是一种本能的底层自发的民族主义,它甚至主张国家疆界要由语言来决定。
   黑格尔集其大成,他看出民族主义确实满足了一种心理需要___人要找出并知道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定位置,并希望能归属于一个有力的集体。为了避免本能的自发的民族主义的颠覆性危险,黑格尔把民族主义驯服为国家主义(statism),实际上是一种普鲁士威权主义。诚如对其国人有透彻了解的康德所指出的:“在所有文明人中,德国人最容易长久屈服于它所遇到的政府,......”(康德:《人类学》)
   黑格尔说:“国家是尘世的绝对力量......。国家即是人民自身的精神。......应由国家来支配世界。”(见黑格尔:《法哲学》第331节)这样形成的国家不能不是极权主义的,即国家的力量必须渗透并控制人民生活的一切功能。因此,现代极权主义的比较重要的概念,几乎都传承自黑格尔:
   1)民族主义。根据历史主义者的观念,国家是创造国家的民族(或种族)的精神(或血统)的具体化。被挑选的民族注定要统治世界。
   2)国家是一切其他国家的自然的敌人,必须在战争中肯定其存在。
   3)国家免于任何道德责任。历史,即在历史上的成功为唯一的审判。集体的效用为个人行为的唯一原则。允许宣传者说谎和曲解真理。
   4)战争的“伦理”观念(整体和集体主义的)。特别是在新兴国家对抗古老国家中,战争、命运和名声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
   5)伟大人物的创造性角色。具有世界性、历史性的人物,具有深度知识和高度热情的人物,现在已成为领导原则。
   6)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险),与过着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式生活的俗人相反,是一位英雄。
   正如安德逊(Anderson)所说:“当正统基督教衰落时,民族主义就以一种神秘的信仰经验取代了基督教。”(安德逊:《民族主义》,P.13)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在建构这一传统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当然,严格说来,即使在民族主义仅有的两百多年历史中,也从未达到过纯粹的民族国家形态。在之前,是大帝国或城邦,在之后,其他的形态亦若隐若显,飘然而临,即,民族国家是有可能异化变形的。
   因此,同历史上曾有的潮流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历史形态。
   如上所述,由于黑格尔的影响,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染上了极权主义的色彩。这一倾向的典型历史结果,就是以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著称的德国纳粹政权。指出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原始姻亲关系,对了解当前世界民族主义的飙兴及其后果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中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分析
   一、政治心理:从国际竞争的逻辑看
   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人们公认,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中国人眼中,中国就是“天下”,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地方都是“蛮夷”和“化外”,是围绕中国旋转和朝贡的。
   然而,在经历了漫长的“天下”观念的主宰后,近百年来,中国被迫进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从而进入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由此出现并逐渐强化了民族主义观念。在诸多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事件中,就其影响面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当首推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那是一次动员面空前、正当性昭然的民族主义大爆发。
   但是总体而言,众所周知,中国近百年作为民族国家的经验是一次失败的经验,充满了挫折、屈辱和痛苦。
   因此,如果简单笼统地说,由于近百年来在进入国际社会后所受的屈辱尚未偿还,中国人势必还需要过一下“民族国家”的瘾,洗去失败的痕迹,发泄民族主义的情绪,从而获得心理的补偿和平衡。因而,相对工业国家而言,在中国,存在一种迟到的集体情绪渲泻的渴求,应当说是大体不差的。
   然而,如果细致地分析,在事实上,民族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其核心--主权,并不是由普通国民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也并不是均等地分配于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它在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普通国民身上有极不均等的分配。在极权主义国家,这种差异尤其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梳理“主权”这一概念的真实涵义。其实,只要观察一下上述各阶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真正兴奋点及其强弱分布,个中的微妙原因就不难明了了。
   鉴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遗传,有人认为,中国士大夫(或知识精英)具有某种(对未来的)“准立宪”功能,因此,他们有比一般民众强烈的多的民族意识。作为权力精英和一般国民的中介,考察他们的心理变迁或许是有典型意义的。
   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在国际政治层面,由于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中国与西方强国的利益冲突也随之升高,在中国知识界的心理层面,某种情绪性的反应以及分歧鸿沟迅速扩展开来,成为这种态势的逻辑后果。
   不久前,笔者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人文学科的研讨会(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至十一日),地点在纽约上州的一处偏僻山庄 Adirondack Work/Study, Inc.(研讨会后它被与会者命名为德夏书院),东道主是推动东亚特别是中国的人文学精英层面研究的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与会者有来自中国大陆北大、社科院、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六、七位学者以及来自法国、美国各地的中国学者。
   会上,有学者现身说法,以自身的感受分析目前在留学生中民族主义高涨的心理原因。他们指出,过去,大陆知识分子推崇西方体制,并非由于其经济发达,而是其代表的道义力量和基本价值。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台海危机中,美国军舰介入,声称是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然而,如果反过来,中国军舰开到美国的海域附近,那么美国人有何感受?美国政府的作为使中共过去对“帝国主义”的那些宣传一步步变成了现实。这就动摇了留学生们对西方制度的信念。另外,特别是中东问题上,譬如上次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平民区,美国舆论媒体没有一家出来说公道话,压倒性的意见仍是开脱性的。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过去中共所说的美国报界被犹太人操纵的传言。
   如果没有基本准则,只有国家利益的争夺,“强权即公理”,那当然会有民族主义的高涨。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基本信念是取决于现存的西方国家(包括政府和人民在内)的行为的结果。如果现实世界的典范被打碎了,这种信念就难以维持。
   但是,上述推理似乎难以面对如下的异议: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亦然。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各国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是否逻辑地等于“强权即公理”?是否能逻辑地推出在争夺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没有是非之辨,没有国际公认准则?在台海危机的具体实例中,关键之点在于:何方炫耀武力在先?倘我们设想一下,在大陆的飞弹和军事演习步步升级,咄咄逼人的态势下,倘若没有美国这个第三者出现(何况它仍是停在国际法允许的公海领域),台海危机可能出现什么后果?
   我们姑且暂时把台海两岸当局有关主权的争议搁置一边,起码得承认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一争议是不可取的,是对双方都有害的。如果具军事优势的一方以武力相威胁,国际社会是否最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另一方被强力所压倒、所征服、所毁灭?在这种时候,常识的理智是,有个“国际警察”总比没有好。虽然,由某一国家扮演“警察”并不合适,因为它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从而有裁判与参赛者角色混淆之嫌。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当代世界的现实性的平衡因素。况且,这一超强的行为还受到其宪法、新闻界、反对党、国会乃至选举等等因素的制约。当前,在联合国在事实上还无法也无力有效地扮演“国际警察”的情势下,如果没有这一角色,则国际社会立呈“无政府状态”,那才真正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了。
   联想到此前不久大陆出版的一本引起轰动的新书《中国可以说不》,其代表的倾向就更值得玩味了。该书蕴涵强烈的反西方色彩,自称是“广泛民意的映射”,声称要联俄抗美,甚至主张不惜以武力“收回”台湾,云云。听来气壮如牛,而书名又以一种受压者的口气自我谦抑地声辩“可以”说不,似乎隐然指控谁在压制它不许说。心态曲折,可圈可点。然而,仔细揣摩,倒觉得颇有点滑稽。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谁是中国?谁能代表中国?
   倘若说答案是中共,则此书完全是多此一举。它何劳你曲曲折折地来说不?毛泽东早在几十年前就把对西方对美国的“不”字叫得震天响了。其结果如何,是众所周知的。毛以对西方说不为姿态宣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但是事实却是史无前例数量的中国人“倒下去了”:八千多万中国人死于中共政权导致的饥饿、批斗、劳改、监禁、枪毙、自杀等非正常因素,这是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阶段的“丰功伟绩”! 因此,所谓中共“对西方说不”,实质上,是“对中国人说不”,是对泄嗣庥诳志濉⒚庥诩⒍觥⒚庥诶》Φ幕旧嫒ɡ挡弧SΦ庇欣碛伤担泄怂氖嗄昀此馐艿木薮罂嗄咽峭恢止钡摹⒋植诘闹魅ü勰钣邢嗟惫亓摹?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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