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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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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中南海
·政治春假,官场百态
·布钱会晤的背后
·互联网与北京的两个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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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陈奎德

   有两个“世界”,一步步地逼近我们,在当今中国浮出水面:(网络上的)虚拟世界和(社会上的)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反差强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激荡。这种互动为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这种互动,同时又成为两个世界变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和动力。

   这就导致了本文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这两个世界的互动,将产生怎样的历史后果?

   据2004年6月统计,中国的网民如今已突破八千七百万,人均每天在网上遨游几个小时。网络,这一庞然大物,如洪水大潮,来得如此之快,其势如此之猛,人人措手不及,网警防不胜防。时至今日,人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个高速膨胀,四通八达,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虚拟世界了。像穿衣吃饭睡觉一样,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对某些网虫,一天不上网,则皇皇然如丧家之犬,辗转反侧,茶饭不香,顿感该日虚度也。

   缘何如此?盖因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精神空间——虚拟世界。

   更加怪异、奇特而又确定的是,对中国人而言,虚拟世界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是虚伪的。

   事实上,每个网民都被这两个世界分裂为二:都过着双重生活:一重是现世的、庸常的、应酬的、虚矫的、拖沓的、无趣的日常生活,另一重则是兴奋的、冒险的、秘密的、真情的、视接千里,耳听八方的充满刺激的网上生活。前者生活于现实世界,后者生活于虚拟世界。

   而这一点,正是国人向往和流连虚拟世界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现实世界的虚伪性,就不必在这里过多啰嗦了。从上到下,关于这个社会之人心不古,谎话连篇,欺诈横行,信用丧失的案例,触目皆是,蔚成风气。令人瞠目结舌的人际之间的虚伪与隔膜的现象,罄竹难书,超乎其他社会人们的想象力。若要详尽讲述这些故事,恐怕口水沫都会把你淹死。就连位居上层、声名遐迩的作家王安忆也感叹说:“80年代与现在是那么不同,10年前我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现在,世界变得这么不真实……。”虽然,对某些人言,该世界是如此纸醉金迷,令人神往,然而,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座海市蜃楼,虚幻缥缈,醉生梦死,随时可能消逝,谁也不知道明天它是否还存在。否则,何以绝大多数高官几乎都要身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或让自己的老婆孩子先行开溜呢?原因无他,盖因该大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

   相反,人们一旦进入虚拟世界里,顿时松弛下来,身心五官立即清净了许多。那里没有尔虞我诈,你哄我骗。没有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的训话,没有科、处、司、局、部级的金字塔等级阶梯。不论尊卑,人人平等。天文地理,社会人文;最新时尚,学术动向,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无所不包,百无禁忌;嬉笑怒骂,率性而言;窃窃私语,裸露心扉。

   所谓虚拟世界,就是这样在网络上诞生的。它与巴黎哲学聚会的咖啡馆、北京的1976、1989天安门广场、伦敦的海德公园……双方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彼此是如此不同,然而就其根本的功能而言,却是异曲同工。它们都是构成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

   目前,网络公共空间,这个以几何级数迅速扩张的虚拟世界,在当今中国这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中,正在展现其前所未有的“特异功能”。这些功能,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想象力,空前的增强了我们的自由度,有力地强化了我们社会的多元性。从而已成为中国社会纳入世界文明共同体的催化剂。

   首先,我们注意到,它已经成为中国民意的基本呈现空间,是民意发声演唱的巨大舞台。过去,民意被当局强行(三个)代表了。民意是无家可归者(homeless),没有自己的场所引吭高歌,只有时不时在饭桌上、厨房里、洗手间、枕头旁咕噜出一两声不成句无旋律的含糊牢骚,无法公开亮相。正如网络作家王怡所说,过去的“‘民意‘是一个隐身人,谁都可以放在嘴边,但谁都看不见它。直到去年孙志刚之后的一系列案件,‘民意‘才开始在网络上现身。” 过去,官方喉舌强暴民意,他们总是以民意自居,以人民自命,常常批评国际社会和媒体“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云云。现在,自由网络亮相站出来,正像1989年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公众在大街上打出的“我们才是人民”标语一样,现在,网络上众声喧哗:“我们才是民意。我们才是中国人民。我们的感情正是日日夜夜被你们所伤害,并非来自洋人媒体“。民意的这种现身,凝聚,共鸣,把僭越者北京当局闹了一个大红脸。

   其次,虚拟世界日渐成为中国人破除新闻封锁的利器。中国新闻封锁的严酷程度,举世皆知。每年在无疆界记者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上,中国总是“光荣”地名列最后几名。2002年,在总共包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中国和北朝鲜分别列在第138和139位,即最末两位。今年,2004年据说有所改进,中国是倒数第六。但未闻官方欢呼进步,倒不是因为惭愧(向开明的方向)进展太慢。而是听说北京高层恼怒于在网络冲击下媒体已经失控,有消息说,在最近的内部会议上,新当局谦虚地表示要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舆论导向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要力争排名表的第一——倒数第一。但是,笔者严重怀疑北京是否能学有成效。须知,要力争“下”游,达到北韩那种舆论导向的“先进程度”,需要收缴全国几乎百分之九十几的私人电脑,收缴遍布全国的短波收音机,关闭网吧,关闭北京出资的略带软性的凤凰卫视,退出WTO,断绝大部分对外经济交往…..。如此,庶几可望超越北韩,名列“第一”。但北京有此“魄力和能力“,它办得到这些吗? 作梦而已。日日夜夜,网络的信息潮流正在冲刷三万多名网警筑成的防洪堤坝。涓涓细流已从各个缝隙、孔洞流溢出来,堤坝的崩塌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除了突破言禁之外,虚拟世界的另一重功能,恐怕很多人未曾预料到,那就是:履践 “集会结社自由”这一宪法权利。人或问,虚拟世界,人员如何聚集?答曰:把姓名作为我们的化身,把名字聚集起来。这就是虚拟世界的集会结社——网络上的联署签名运动。它的冲击力有时并不亚于肉身聚集的街头集会。它同样实现了人员集结功能有时甚至是组织功能,同时还免除了遭受坦克机枪扫射的恐惧。风起云涌的网上签名,凝聚了网上政治压力,塑造了网上民间英雄。这种聚集的政治功能,在孙志刚、刘荻、杜导斌、孙大午、天安门母亲、蒋彦永、南都报……等诸大要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专制政体而言,社会上人际隔膜的打破,人际间信息和思想交流的增强,是其最为忌讳和恐惧的要害所在。而网络,正是当代最重要的冲破人际隔膜,冲破国家疆界交流和聚会利器。一旦北京阻遏网络流通的柏林墙效能减弱甚至失效,该政体的丧钟也就敲响了。

   虚拟世界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诞生。这几年来,拜网络空间之赐,一批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正如任不寐所观察到的,“知识分子从现实世界向网络迁移,从学院向民间转移”,成为一时之风尚。它所带来的后果,是脑力资源在在虚拟世界的集中和相互震荡,从而使之有能力强劲有力地作用于现实社会。它有望在将来形成类似1949年之前的《申报》、《大公报》、《独立评论》、《观察》……,以及之后台湾的《自由中国》、《文星》、《美丽岛》…..那样的舆论重镇,引领现实世界的风潮,驱动中国融入国际文明社会的政体转型。

   不容忽略的,还有虚拟世界对突破信息管制的“探索器”和“减压器”功能。王怡与我在一次座谈中指出,当平面媒体无法发表的新闻与文章,在某一网站倏忽现身之后,平面媒体加以转载所承担的风险就会大幅减少。因此,以网络的首发者为“出头鸟”,引动传统媒体的“万鸟起飞”,是近年来中国传媒的常见景观。这种运作方式,扩张了中国媒体的信息空间,减低了从业人员的“风险成本”。同时,网络敏感信息引发的热点效应,必定携带着潜在的经济利益,甚至迫使一些僵硬的官方平面媒体也竞相追逐,从而使敏感信息“脱敏”,泛化开来。于是,过去被视为“擦边球”的东西,在这种游戏规则下,已变成了“正常信息”。因而,一些旋生旋灭与北京长期周旋的网站,以其先锋姿态,吸引开了检察官的火力,保护了众多新闻人及其媒体。

   诚然,正如公众所注意到的,北京最近加紧了对网络的控制和对异议的镇压。前述的他们要向古巴、北朝鲜取经的动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然而,考虑到在如此强大的网络世界夹击下所做出的如此智力低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举,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已经黔驴技穷,进退失据了。

   诚然,正如有些观察者所说,8700万网民仅仅是中国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在任何国家,政治上的活跃人口都是很少数,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政治变迁的指标性观察对象。事实上,中共党员也只有6000多万,中国基督徒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也并非多数。但我毫不怀疑它们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关键性因素。此外,鉴于每一网民的相关者和延伸线,信息传播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8700万网民决不意味着仅仅8700万信息携带者。

   诚然,最近的万州事件和汉源事件的抗议者可以说基本上不是网民。但我们设想,倘若今天没有网络,而是像毛时代一样,纸媒天下,“舆论一律”,我们以及国际社会能够知道万州事件和汉源事件吗?恐怕他们的命运,与当年大多数反抗者一样,早就沉入无人知晓的无边无际的漆黑夜幕之中了。事实上,我们所获知的万州、汉源事件的真实消息,都是来自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的。

   诚然,正如有些朋友所体验到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常常令人沮丧、悲观,甚至绝望。任何好东西,到中国来最后总是变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血腥、动荡,大起大落,复辟与造反轮番出场,战争,失败,国土沦丧…..,整整折腾了一个世纪,才跌跌撞撞,歪歪斜斜走上了宪政民主之道。在那一段漫长的混乱年代里,法国很多知识分子时时在哀叹法国人命苦,抱怨法国何以总是阴差阳错,错过了好几个重要的历史机会,认定“法国特殊”,哀叹法国恐怕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出泥沼地了。其实,当大家筋疲力尽,几乎对国运彻底绝望时,不知不觉,宪政民主已经在那里珠胎暗结了。此外,德国、日本......,又何曾少了弯路?有鉴于此,返观故国,“中国特殊论”何尝又是奠立在坚实可靠的理性基地上?

   今天,我们正漫步在一个硕大无边跨越时空的精神球体上,万紫千红,目不暇接。这一虚拟空间已经并且正在以其难以描绘的力量,作用于中国。一些惊人的效果业已显现出来,更为骇人听闻的效果,现在预估,为时尚早。然而虚拟世界介入我们生命的深度和广度都在迅速增长,则是毋庸置疑的。如何借用这一巨型怪兽,改善我们的根本生存方式,这是摆在中国人,特别是摆在中国网民面前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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