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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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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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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网刊《观察》主编陈奎德博士12月4日在美国华府《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作了「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 党」的演讲。大纪元摄影记者:李浩。--------------------------------------------------------------------------------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全球举办了二十多场研讨会,陆续来有很多国际大城市相继会举办《九评共产党》相关研讨会,全球许多著名学者、侨社领袖、民运领袖和专家等纷纷发表演説,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大纪元正陆续刊出研讨会上的一些精采演讲。

   12月4日,大纪元时报华府分社及华府论坛联合举办了《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研讨会在马里兰州蒙郡议会大楼听证厅举行,从下午2点至6点进行了约4个小时。近百位来宾到场。

   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第一届总盟理事长、大华府中华会馆前主席巫和怡博士作了「从民主和平及海外华人的角度,也评中国共产党」的演讲。大华府及纽约人权律师、中国问题专家叶甯先生演讲的题目是「国际共産运动之祸源与人类历史之教训」。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网刊《观察》主编陈奎德博士作「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 党」的演讲。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前系主任、乔治华盛顿大学 Fulbright学者明居正博士也作了「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引起的共鸣与反思」的演讲。

   下面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网刊《观察》主编陈奎德博士作「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的演讲。========================================

   《九评共产党》已经把中囯共产党的从头到脚、从历史到现实都做了相当深入的剖析。我想,在世界范围内发表和传播《九评共产党》,这个事件,也许可以成爲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精神事件。我相信,在中国精神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上,《九评共产党》已经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它已铭刻在历史上了。请记住《九评共产党》发表的时间──2004年11月到12月。它将成爲一桩历史事件,甚至历史的转捩点。

   当然,年龄大一点的的朋友,听到九评时可能会联想到六十年代中囯共产党也有个九评,那是中囯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要和苏联共产党争夺国际共运霸主地位的九评,是文革的先声。那个东西已经成爲历史的垃圾。大家知道,包括中囯共产党头目,像邓小平都羞于提到那堆历史垃圾了。但是,今天的《九评共产党》,由于载满了无法否认的事实,载满了中国人几十年的斑斑血泪,必将留在历史上,而且将日益显露出它的重要性。这是我的信念。

   今天我只想从一个角度,从中国知识份子跟共产党的关系来谈谈。谈中国知识份子和中国共产党。

   一、最近的动态:公共知识份子问题

   我首先要提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国国内开始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囯共产党开始批评一个概念。什麽概念?“公共知识份子”的概念。公共知识份子概念可能有些朋友听得不多,但是在最近大陆的学术界、知识界,炒得比较热。其高潮是《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九月初发表了一个「影响中国公共知识份子50人」的名单,包括很多大家熟悉的知识界人士,如像朱学勤、徐友渔、卢跃刚、茅于轼,还有更年轻的王怡等,其中有不少是我本人的朋友,对他们我可能还算是比较了解的。

   所谓“公共知识份子”,大体上是指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有建树以外,还要对公共事务发言,要对公共事务对社会産生影响。也就是说秉持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同时以这些价值爲尺规,批判现存不合理的现象、不公正的社会。这是他们的基本特质,所以它兼具专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这个东西的存在本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常态。所以《南方人物周刊》说在目前最需要中国知识份子发出声音,它一直在向广大知识份子呼吁,从普遍正义出发,从对国家兴衰、对社会弊端或民生幸福的关切出发,担负起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他们当时初衷。

   但是现在,从上海发起,开始批判这一概念,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系列笔名爲吉方平(实际上是《解放日报》评论员)的人写的文章,头篇是《透过现象看实质──分析公共知识份子论》。他用的一些语言,我只要读一两句,大家恐怕就觉得似曾相识,浑身就会起鸡皮疙瘩。多年没有听过这种话了,这些语言方式,二十多年来久违了。

   有点像在文革的序曲──1965年底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也是从上海发起,中央大报再转载的这种方式。这种文章我们现在很不容易听到了。该文章说,提出公共知识份子概念就是挑拨中国知识份子跟中囯共产党的关系,离间双方。文章重提什麽新闻是党的喉舌,知识份子只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毛式旧话。这些语言我都不想多举例,说多了会脏了大家的耳朵,不大舒服。

   所以,实际上现在中共的这几篇文章都是发霉的东西,陈谷子烂芝麻,不会有什麽人理睬了。然而他们居然还要把它端出来,这就确实表明他们已是黔驴技穷,从语言到行爲方式,已经没有任何想象力了,枯竭了。譬如我昨天刚送走的北大教授焦国标,据传与国内的另外五名知识份子:余杰、茅于轼、李锐、王怡和姚立法等,最近都被禁止报导。中共每年几乎都要这样来一下,累不累?实际上是越禁越香,帮忙制造民间英雄,媒体英雄。

   但确实也使人感受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反反覆覆的愚民封锁动作和舆论导向。其中的原因,我想是中共的体制和中国共产党制度性的特征所决定的。基本上它是不能克服的。像邓小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口口声声诚恳地说“我要给知识份子作后勤”,但尔后不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僵化恶化了。爲什麽会産生这样的现象?这就涉及到中共的本性以及中国知识份子和中囯共产党的历史恩怨。

   此外,北京当局还组织人马,从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的全方位角度批判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上述中共意识形态已经深度绝望的表现,一种稍稍理论化的表现。

   二、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们讲远一点,刚才诸位教授们都谈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的重大灾难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和共産主义的兴起,这一过程其实知识份子是直接介入了的。实际上,在传播观念上,不管是马克思思想的传播还是社会主义共産主义的传播,确实和世界性的知识份子的思潮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一点,中国知识份子,各国知识份子,都是难辞其咎的。但是,我也要提出: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知识份子对造成人类二十世纪的悲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开源性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消灭的或使这个运动衰落瓦解这方面,他们也起了,我相信还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它都是相当关键的角色:所以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大家注意到,中囯共产党的诞生,在1921年的创党会上,参加的基本上都是知识份子,都是所谓“精英”。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从此之后的新式读书人和传统读书人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说,过去科举制度底下,中国读书人通过一个系统逐渐纳入政治体系,也就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选拔体系,是国家吸纳人才,也是社会保持正常的上下流动的基本体制。但是自从科举废除后,读书人断绝了传统的进入政权结构的道路。

   他们改变了,接受新式的西方式的学校教育,有的还出国留学。从1905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接受新教育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成爲自由职业者:教授、医生、记者、作家……等等,成爲不受政权约束的“游魂”。他们游离在社会上,而不在政权体系的大树干之上。他们从外面借来了新思想,又继承了儒家以天下爲己任的旧怀抱,办学、办报、办杂志,而社会还残留有传统的对读书人的尊敬。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知识界开始在1919年左右的五四运动发挥重大影响,也使社会有了转机。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使这些游魂对社会造成某种影响,他们拥有的发言权造成了所谓的啓蒙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作个结论,五四运动确实有向世界开放、对中国文化有批判更新的作用。除了继承优秀的传统以外,更对西方文化有大范围的接受。但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过于激进,矫枉过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就导致后来通过俄罗斯革命涌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重影响,産生了重大的苦涩的历史后果,这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灾难最主要的源头。

   所以中国现代的知识份子对于中囯共产党的诞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十多年中国的大悲剧,那些创立中囯共产党的、听命于第三国际的知识份子是始作俑者。

   但是,在中共内部,由于它进行残酷的武装暴力革命,这一残酷的夺权使它的内部成分就有一个重大的“换位”过程。即开初的那批知识份子逐渐边缘化,逐步退出共产党的核心,像陈独秀、瞿秋白等,凡是知识水平比较高一点的,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比较多一点的,实际上在中囯共产党的残酷运转过程中,都逐渐地被整肃,逐渐走向边缘,甚至是覆亡,最后被淘汰。你看中共一大代表,有几个的下场好?大部分被淘汰了,退出中共了,或回到书房,或投向国民政府,有的甚至投向汪精卫政权。

   但是另外的一些,历史上称之爲落第秀才的,一些边缘化的半知识份子,以及地痞流氓等,开始从边缘进入核心。这个中共内部的“知识份子边缘化,边缘人物中心化”的“换位”过程,贯穿了整部中共党史。这方面,余英时教授有过专门的研究,在这里我就不要详细讲了。简单的说,过去处于边缘的地痞流氓、半知识份子在历史流程中进入核心,最后像毛泽东这样心黑手辣的半知识份子或地痞流氓当了中共的主要掌权者,这个很重要的历史流程决定了其历史后果。爲甚麽中囯共产党会有这样血腥的统治方式,跟它的上述历史换位元过程确实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点,是说所有的共产党都有一个特征叫「反智主义」。但是在中国,反智主义不仅存在。而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爲甚麽会发展到登峰造极?这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个人特质有相当大的关系。毛泽东早年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抄写书卡等等,其潦草字体曾受到北大教授批评和讽刺,作爲杨昌济的女婿,也多次给来访的北大教员梁漱溟开门……,所有这一切,使他自我感觉比较屈辱,这些早年的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心理。你看毛泽东建政以后对待各个知识份子的方式,包括他曾失态地大骂和嘲讽梁漱溟等等,显然是事出有因的。中囯共产党对于知识份子的迫害特别残酷,比起其他国家共产党要变态得多残酷得多。这和毛泽东本人的早期心理屈辱有相当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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