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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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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104)赵紫阳逝世与中国政局
·近代宪政的演化(105)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海耶克》
·《海耶克》目次
·《海耶克》 序
·第一章导言:二十世纪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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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历史的魔咒


   陈奎德
    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了。

    联系到去年五四运动七十寿辰时,北京发生的震撼世界的一幕,联系到其后在东欧和苏联爆发的改变世界历史的澎湃浪潮,我不由得想起世界历史上一桩古老而又常新的现象:历史的“入魔”和“脱魔”的问题。
    无疑,当代世界正处于一轮新的历史性“脱魔”时期。
    所谓“入魔”,系指一种世界性的心理体验,即被魔咒所笼罩所支配。魔咒使人类的群体心理感受到某种狂迷、某种召唤、某种乌托邦式的幻影,从而坚信有某种超自然的魔力在冥冥之中控制,它无所不能,战无不胜。这种类似宗教神谕式的感应,在历史上像阵阵狂涛,骤然而起,呼啸而去。
    所谓“脱魔”,正如著名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所描绘的:“世界的脱魔,就是从魔幻中解脱出来,……脱掉了那层神秘的但有真正精神行为的外壳,……进入从各种宗教预言中脱颖而出的有条不紊的伦理生活方式的伟大理性主义。”简言之,这里的脱魔,就是拒斥神秘力量的世界理智化进程。
    就广义而言,从古典多神教开始发展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其上下几千年的持续过程,就是一个总体的脱魔过程。就狭义而言,亦可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入魔与脱魔的交替嬗递的更迭。以本世纪为例,法西斯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以伊朗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都是其典型代表。
    本文主旨在讨论狭义的脱魔,特别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项重要标记----共产主义魔咒的兴衰;另外,也对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略作考察。
    让我们先来看一张时间表。
    一八四八年,共产主义的先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宣布共产主义幽灵降临世界。
    一九一七年,过了约七十年,中国的庞大北邻----俄罗斯,走火入魔,被共产主义魔咒所罩。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共产主义经俄国传入中国。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九四九年,共产主义魔咒全面笼罩中华。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中国陷入高度的共产迷狂,构成入魔的巅峰状态。
    一九八九年,又过了约七十年。中国、东欧、苏联开始伟大的历史性脱魔。 有谁会料到,当两位先知在上世纪中叶宣称共产幽灵在欧洲徘徊时,该幽灵竟会在下一世纪支配了半个地球,使落后世界陷入迷狂?又有谁会料到,当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势力鼎盛,似乎将席卷全球时,三十多年后它竟然在顷刻之间,几乎土崩瓦解?
    这或许是历史上所有魔咒现象所固有的神秘色彩。
    由此引出本文关注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共产主义何以应如实地被称为魔咒?
    第二,五四运动何以既是脱魔又导致入魔?它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双重资源以及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口号是如何相互冲突并导致悲剧的?
    第三,掌握政权后的共产主义魔咒的基本特征及其命运如何?
    共产主义无疑是一桩极复杂和重要的历史现象。其重要性不会因为它在政治上的势力迅速瓦解而消失。问题是,以科学自命的共产主义学说为何应被恰当地称作魔咒呢?
    研究共产主义的书籍业已汗牛充栋,本文无意在此重复。我只想强调指出当代大多数学者的一项基本共识,即,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科学,而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愤怒的抗议。
    现代社会学的创始者涂尔干研究马克思主义后大为诧异:它从科学借用来的资料是那么稀少、那么薄弱,但是从此引申出来的实际性结论却那么多,而且这些结论却又正是社会主义的中心论点。当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这种极不成比例的情形,谁能不感到惊讶?涂尔干在考察《资本论》后指出:“马克思为了要确立(社会主义)这种学说才去研究它,而不是因为研究它才产生这种学说。……这些体系中充满了情绪化的内容;它们的产生以及它们的力量都是对一种更完美的‘正义’之向往造成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科学,也不是社会学的缩影----它是痛苦和吶喊。”
    实际上,作为一位对人类的痛苦有着敏锐感受的抗议者,马克思本人负有一种宗教式的使命感,他期望自己能像先知一样拯救全人类。因而,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种内在的激情和道德上感人的力量。其结论是预先就给定了的,然后再去搜集材料。于是,这些经过筛选的极不充份的材料实质上不过是某种经过刻意经营的辩护词而已。鉴于此,远在上世纪末,学者们就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发挥影响力,主要因为他算是个道德上的导师;因此,他或许也能够在自十八世纪以降的伟大的世俗改革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乎此,当我们看到共产主义几乎总是在那些贫穷专制的国家得手,而不是如马克思预言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功时,就不会特别诧异了。因为它以天启式的预言勾画未来,以先知的方式传布福音,在感情上和道义上调动了这些国家文化较低的穷苦者对乌托邦天堂的内在向往,从而产生了某种神秘的控制力量,导致了魔幻式的迷狂。
    对于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学说以其庞大的带强烈黑格尔思辨色彩的理论体系,构成了雄辩的科学真理的外观。它坚信有某种神秘的内在矛盾推动社会从一种形态嬗变到另一种。这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驱使社会达到终极天国----共产主义,于是,人类得救。这在相当程度上吸引了知识者的想象力,满足于其潜在的理想主义心理需求。并且,马克思主义内蕴的极强烈的道德感和批判色彩,引发了这些国家备受压抑而强烈反叛的知识者共鸣,从而在感情与理智两方面都征服了其中不少人,进而使其丧失了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怀疑和实证的基本态度,弱化了其判断力。
    如此,在这些落后国家,共产主义也就携有了现代魔咒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五四运动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脱魔,其主旋律(民主与科学)甚至回响在七十年后的天安门广场上;另一方面,毋宁讳言,中国现代史上的再次入魔,与五四也有一定关联。实际上共产主义魔咒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导入中国的。
    这种脱魔与入魔的双重作用,导源于五四运动的复杂性,导源于支配五四运动的两种精神----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导源于五四之后“德、赛”两先生的此消彼长的不平衡发展。它们撕裂了五四的灵魂。
    有两个五四,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
    其一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即以《新青年》为中心,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间掀起的一场启蒙运动狂飙。它的基本精神资源是自由主义,其基本口号是“民主、科学”。
    其二是作为民族救亡运动的五四,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当天因巴黎和谈外交失败而爆发的学生游行示威并火烧赵家楼事件,并延至六月三日的上海罢市为止。它的基本精神资源是民族主义,其基本口号是“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上述区分已成了近年来学界的基本共识之一。
    虽然上述两个五四略有一点衔接之处,但其基本精神却大相径庭。五四之后中国的基本路向都与五四运动的上述精神分裂相关。
    外患深重,是当年中国所面临的基本态势,这一情势加诸中国人以极大的心理压力并支配了大部分人的价值取向。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深层的最高判别准则。自由人权民主科学价值种种,在人们心中,无非是拯救这个古老民族的药方之一而已。即使是以自由主义自命的知识分子,当他们认为人权自由会妨害国家利益时,就会决绝地抛弃之。对其中的大多数而言,如下这一更根本的问题似乎从未进入其视野:民族国家强大的根本目标是什么?难道不正是保障并实现国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倘若离开了这些个人的基本权利,富国强兵何在?国家主权何用?徒然满足专制统治者的虚荣心而已。
    他们所开的更大的历史玩笑还在于,当牺牲了国民的基本人权后,人们发现,与其预期相反,不仅没能富国强兵,与其它国家相较,中国反而更加贫弱。这种双重失落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悲剧。
    反之,七十年过后,综观世界,以保证基本人权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大部份竟然意外地同时获得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富国强兵的结果。简言之富国强兵的目标常常是在以保障人权为本的民主法治社会中附带获得的副产品。这一目标在开初是并非置诸首位刻意追求的。胡适之当年的一句话点明其中的逻辑关系:“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然而,谈到这里,笔者以为不能不首先澄清近年来颇流行一种决定论推理:五四的主流----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逻辑上导致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支配中国思想界,这就使一九四九年中共夺权成为必然。
    上述推理是过于简单化和武断了。其中每一论断都经不起推敲。五四的主流是激烈的反传统还是其它?五四的真正传统是应以绵延未绝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为代表还是以中共为代表?中共四九年胜利的主要因素是思想上的胜利还是抗战之后基于国民党腐败而导致的刀枪上的胜利?在上述这些基本问题上笔者都不赞成前述的流行见解并想进一步指出,这一见解中有些本来就是中共解释历史时造成的认知混乱。但这些并非本文主旨,尚须专文阐述,滋不赘言。
    但是,客观而论,笔者不想讳言,五四的两种精神资源之一的民族主义占了自由主义的上风确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弥漫创造了一定的社会心理条件,而五四之后的著名的科学玄学论战中科学派获胜导致的科学迷信,也为共产魔咒的生效产生了某种催化剂作用。
    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脱魔运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神秘色彩虽不如欧洲基督教文化那样浓烈,但其宗法社会中黑暗的非理性因素,强调天人感应的直觉式浑沌化的感知方式等与欧洲的入魔状态并无根本的歧异,不过少有欧洲式宗教意味极强的狂热态而已。只是到了五四,开天辟地,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民主科学为中国引入了一套新的价值系统和理性化方法。才开创了一条崭新的路向。五四的自由主义理想,虽然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被蓄意淡化,乃至淹没不彰,但一条精神的脉络仍时隐时显,绵延不断。从蔡元培、胡适之、闻一多、朱自清、上海七君子,到胡风、罗隆基、储安平、傅雷等右派份子及殷海光、方励之……虽屡遭横逆,仍不绝于缕。作为五四传人,他们共享一条精神上的道统。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是当之无愧的脱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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