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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近代宪政的演化(8)法国君主专制的强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欧洲专制时代及其内部张力
·近代宪政的演化(10)法国启蒙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11)苏格兰启蒙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12)美国独立宣言
·近代宪政的演化(13)制宪会议和美国宪法
·近代宪政的演化(14)法国革命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15)革命法兰西的激进化及其对欧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16)拿破仑时代
·近代宪政的演化(17)拿破仑的失败及其遗产
·近代宪政的演化(18)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复辟
·近代宪政的演化(19)英国宪政在十九世纪的进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20)多党制在美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21)十九世纪的西方政党政治
·近代宪政的演化(22)十九世纪法国民主道路的曲折历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23)日尔曼民族十九世纪的政治发展
·近代宪政的演化(24)其它欧洲国家的民主实验
·近代宪政的演化(25)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欧洲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26)日本的明治维新
·近代宪政的演化(27)中国对西方的初步反应——洋务(自强)运动的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28)中国洋务(自强)运动的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29)中国的改制:戊戌变法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30)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31)戊戌失败后的宪政改革--晚清新政
·近代宪政的演化(32)晚清新政的内容
·近代宪政的演化(33)中国的保路运动与武昌起义
·近代宪政的演化(34)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35)袁世凯称帝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36)民初中国社会发展
·近代宪政的演化(37)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38)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39)五四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40)中国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近代宪政的演化(41)五四之后中国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近代宪政的演化(42)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43)希特勒与德国纳粹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44)日本侵华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45)民主对法西斯的世界大战
·近代宪政的演化(46)战后秩序和冷战的肇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47)二战后中国的宪政实验
·近代宪政的演化(48)国共谈判破裂与中国内战爆发
·近代宪政的演化(49)战后日本的民主建设
·近代宪政的演化(50)战后德国重建、
·近代宪政的演化(51)柏林危机(1948-1949)
·近代宪政的演化(52)战后中国内战
·近代宪政的演化(53)朝鲜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54)中国“党-国”体制的形成
·近代宪政的演化(55)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56)中共的镇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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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62)毛的乌托邦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63)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64)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05)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文革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66)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
·近代宪政的演化(67)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68)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6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70)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1)台湾的宁静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72)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73)南韩转向民主
·近代宪政的演化(74)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75)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
·近代宪政的演化(76)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7)一九八九年中国天安门事变
·近代宪政的演化(78)柏林墙的倒塌
·近代宪政的演化(79) 波、匈、捷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0)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81)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2)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后期的苏联
·近代宪政的演化(83)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84)冷战后东欧的艰难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5)中共抗拒世界潮流
·近代宪政的演化(86)苏俄:艰难的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7)中共乞灵于民族主义
·近代宪政的演化(88)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
·近代宪政的演化(89)1998:“北京小阳春”
·近代宪政的演化(90)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 印尼的民主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1)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近代宪政的演化(92)新千禧年十字路口的中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93)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1)
·近代宪政的演化(94)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近代宪政的演化(95)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3)
·近代宪政的演化(96)“9.11”事件:历史的转折点
·近代宪政的演化(97)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1)
·近代宪政的演化(98)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99)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1)
·近代宪政的演化(100)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2)
·近代宪政的演化(101)左翼极权滑向右翼纳粹
·近代宪政的演化(102)胡温政权向毛主义摆动
· 近代宪政的演化(103)伊拉克战后民主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104)赵紫阳逝世与中国政局
·近代宪政的演化(105)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海耶克》
·《海耶克》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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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鼙鼓动天涯——在世界棋盘上的两岸对局


   
   陈奎德

   日本的眼睛和影子
   “中国人来了”,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告诉美国“环球论点”记者,“不要多久的时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美国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放弃自己的文化优越感,平静地接受这个将要发生的事实,最好象当年英国人被美国人取代自己一样,要有风度。近年来一直对西方采取高姿态的李光耀,如此教训了一通美国人,并认为正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导致了它的衰落。
   
   作为一个中国人,听了这番话,不禁眼酣耳热,夜不能寐,袭来一阵阵大宴宾客的冲动。不过一觉醒来,冷静反思,似觉兴奋得太早了一点。其实,细察李资政情绪浓重的话语,是不难读出潜藏的某种“自我辩护”的内在冲动的。
   
   客观衡量,虽然中国很可能在下世纪上半叶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然而,如果以国民平均所得为标准,以人们最向往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为标准,以人们最羡慕和渴求的科技、生活水准、生活素质及生活方式为标准,以其是否具有最吸引人的文化、艺术(如影视、音乐、绘画、书籍、报刊)为标准,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来看,中国恐怕还只能是区域性的大国,而不是世界性的强权。
   
   即是说,它的辐射范围主要是在东亚地区,而不是全球。
   
   因此,从国家利益考量,无论着眼于历史传统,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的角度,中国在下世纪的真正对手都是日本,而不是美国。这个外交的总格局决定了实际主政者必须避开两面作战的危险。
   
   笔者曾认为,在东亚,中国、日本和俄罗斯成为亚洲鼎立的三足,达成某种三角结构的平衡的这种格局,恐怕是未来亚洲比较稳定的格局。从较为长远的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俄、日三国的力量均势是对亚洲最有利的安排。任何重画亚洲政治地图的行动,都必须考虑到这三极的力量均衡。
   
   但是,如所周知,任何历史上的均势都是相对的。任何具体的历史阶段内都有一个国家在平衡体系中占据较为主导的地位。任何一方都永远处于竞争该主导地位的历史流程之中。
   
   今天,大部分有识之士在不同程度上都强烈感受到了如下趋势:亚洲太平洋时代正在降临。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的焦点已开始聚向亚太地区。
   
   然而,与之相关的另一问题现在却仍以未定的形态呈现:“大东亚经济政治文化圈”的主导者将是谁?日本还是中国?
   
   “主导国”的难产,使亚洲内部力量竞争所导致的可能前景处于未定之天。
   
   日本,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在外交资源上有其根本缺陷,但由于国民的强烈的国家认同,作为一个内聚力和爆发力极强的国家,无论其经历多少曲折和危机,都必将会是一个有力量有独特精神的独立的凝聚核心。
   
   中国大陆随经济起飞而带来的进攻性态势,中共作为核俱乐部成员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强权声势,在在令亚洲侧目。
   
   中日两国,透过政客们不绝于耳的所谓“一衣带水”的外交面纱,人们窥见的是百年来太阳旗上的血腥斑点:从甲午海战、掠取台湾,到“九一八”事件、“七七”芦沟桥事变、南京屠杀,它已凝成了两国深层心理上的基本情结。无论诉诸现实的地缘政治,还是传统的历史脉络,中日之间竞争对手的根本态势是难以改变的。
   在中日的外交天平上
    而影响中日两国下世纪外交地位起伏涨落的答案,其关键点之一,正是台海两岸关系。
    台湾在未来大东亚格局中的定位,向北靠拢还是向西合并?对于中日两国谁主东亚沉浮,举足轻重。而一百年来三方的历史恩怨纠葛,更使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达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
    让我们撇开复杂的历史纠葛是非,快刀斩乱麻,径直从当下的直接现实入手。
    诚然,“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然而问题是,当代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众口一词的回答是:经济。
    抛开历史恩仇,客观地从地缘经济学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探讨各方之间的互补性或竞争性,其中仍是有其客观理据的。要言之,基本的问题是,日台之间经济关系主要是竞争性还是互补性?台海两岸间经济主要是互补性还是竞争性?
    对台湾而言,从长远看,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的重要性超过台日经济联系的重要性,这无论从各自经济升级阶段的恰好配合(从而互补互利),以及人力和物质资源的蕴藏,未来市场的潜力,还是语言交流的方便,文化传统的亲和力,都是如此。简言之,从客观的经济逻辑考量,台海两岸经济上的互补性的合作关系超过竞争关系;相反,台湾和日本之间经济上的竞争关系超过互补合作关系。
    然而,由于两岸的政治敌意乃至军事危机,上述经济逻辑并未得到基本的表达。
    如同历史上中国内部的严重纷争带给日本以巨大机会一样,现代两岸关系的紧张,使日本在同华人经济圈的竞争中获得了超额的利润。它左右逢源,“买空卖空”,利用双方的对峙,掌控双方的经济筹码,从而在亚洲的华、日、俄三角中,日本目前占有了优势地位。日本从台海危局中渔利,既是前一阶段钓鱼岛风波中它敢于胆大妄为的原因,也是使华人经济圈迄今尚未占据大市场强势的因素。
    人们注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在1996年三月台海飞弹齐发,檄文声讨的情势下,两岸似乎已箭在弦上,危在旦夕了。放眼全球,除北京的震耳欲聋的高音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也作出了种种反应,混音交响,不绝于耳。然而,唯独有一个沉默者,冷眼旁观,不置一词。似乎那些喧嚣与它毫无关系。它,就是统治台湾达五十年之久的当年宗主国:日本。
    显然,它不愿意让人们注意到它的存在。
    然而,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比日本更关心这场争论。它冷峻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随岁月流驶,其存在将愈益显示它的分量,无孔不入,比美、欧国家喧嚣的存在深入强悍多了。
    这就是日本人,那无所不在的阴影,那双窥视的眼睛。
    将来,如果重演100年前一幕,倘日台再度联手,背靠东盟,南结澳新,东连美国,则中国的东部海面就将矗立一道巨大的屏障,中国成为海洋大国的美梦将彻底落空。它将被困于内陆,最多在近海游弋,而太平洋将成美、日的内海,中国将势难染指矣。
    反之,倘台湾将来与大陆结成某种联邦或邦联的关系,或二者统一,于是,北交俄国,东连韩国,南进南沙海域,修好东盟,睦邻澳新,则活力充沛的大中华市场将美梦成真,而太平洋将向神州全面敞开,东亚主导力量非中国莫属矣。
    既如此,台湾未来的走向,在中日两国利害的天平上,可谓四两拨千斤,至关紧要。
    当然,上述分析仅仅是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传统方式入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它尚未把当今这个高科技的信息时代的一些重要的新特征考虑进去。
    地球的缩小,信息交流的便捷和无国界,大量跨国公司的出现,都使得地理因素在当今国际力量平衡的游戏中的地位比以往减弱了。譬如,台湾的经济地位,外汇存底,它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可能是比它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筹码。
    除地理位置外,国家幅员的大小也丧失了历史上曾有过的那种重要地位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就是“小而重”的明显例证。在国际格局中,它们的地位是独特而重要的,与它们的面积大小完全不成比例。
    然而,无论加进了多少高科技和跨国公司等诸种新因素,现在还没有理由彻底推翻地缘政治的基本逻辑。毋宁说,在中日两方的利益对峙中,台湾走向的重要性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反而更显紧要了。
    当然,即就国家利益而言,无庸置疑,两岸也存在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以大陆人为利益主体和以台湾人为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定位和视角。客观和坦率说,两者也并不是永远一致的。并不存在北京当局所说的两岸人民利益完全一致且有一个统一的代表者。
    那是政治乌托邦。
    当前的问题是,两者的利益有无交集?显然,它是客观存在的。如前述的经贸的互补,以及这种互利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台湾海峡的安全。且按前述的经济逻辑,该交集比日台间交集为大。
    很显然,对于两个利益既有冲突又有一致的实体而言,一方的获益,仍然常常要伤害到对方的一些利益。纯粹的理想的“双赢”局面其实是很少可能的。
    现实的目标,是如何将对两岸伤害的总和减至最小。
    这正是考验两岸当局和民间相处智慧和定力的微妙历史时期。
   被迫害臆想症:花拳绣腿,八方出击
    飞弹危机以来的一场喧闹,正在逐步销声。但人们回望犹惊,迄今仍冷汗遍体。而且,尚不知“何日君再来”。
    在这一回合喧嚣中,北京的强烈应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一系列国际上的蛛丝马迹成了这种感觉的“坚强论据”:美国同意李登辉先生来访,欧洲一些国家的接纳连战到访,台湾总统直选,政治合法性基地的扩大,国际社会认可程度的上升,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战略地位,美越建交,香港问题的中英纷争,西方对达赖喇嘛的支持和对西藏问题的关切,吴弘达“间谍案”的争端,美国舆论界对北京人权记录和出售武器和核装置给巴基斯坦和中东的不断批评,美国在知识产权、关贸和世贸组织问题上为难中国,“围堵政策”讨论的再起,甚至“新冷战时代”预言的沸沸扬扬。
    于是,虽然北京有经济增长而带来的财大气粗以及对外的声色俱厉,但在心底深处,它却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四面楚歌,被包围的强烈的危机感,产生了某种“国际大阴谋的对象”的自我认定,开始出现了典型的“被迫害臆想症”的征象。
    这种不安全感的表现由于内部斗争的逻辑而在外观上强化了。
    面对想象中的“围堵”大战略,紧随李登辉私人访美后,北京的反应,除了在台海的飞弹演习和内陆的核爆实验以示强悍外,在另一方面,政治局常委紧急动员起来,列队打点行装,先后出访,开始了目不暇接、疲于奔波的全方位“串门交友”,以重定亲疏、连纵合横,突破“包围网”。
    先是,李鹏风尘仆仆,往访俄罗斯和乌克兰,顾不得在制度对立上和事实上困难重重的对俄外交,在叶尔钦车臣动武引起国际舆论大哗之际,露骨地表示“两国都反对霸权主义干涉内政”,急不可待地“创造性”地声称“中俄关系的新时代”已经降临了。
    接着,江泽民出访德国等地,正式打出了“欧洲牌”。增强与欧洲的经贸联系,减少欧洲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江泽民这次慷慨解囊,给了包括奔驰汽车公司在内的德国企业以三十一亿美元的订单,夸张地摆出了一付“欧洲优先于美国”的外交姿态。
    随后,北京又极力安抚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和石油资源利益冲突的越南和菲律宾,放低姿态,声称把“主权问题搁置一边”,共同开发南海资源,\简{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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