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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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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谱系】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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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群体的崛起

六月十三日,美国“华府论坛”举办了题爲“中国大陆社会风气的困境与出路“的研讨会。研讨会特别邀请到正在美国作短暂访问的大陆著名青年作家余杰先生、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观察网站主编陈奎德博士,和大纪元专栏作家章天亮做专题演讲。下面是陈奎德博士的专题发言。====================刚才余杰谈了中国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知识份子的状况,谈到了知识界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后的分化。现在,我作一个倒敍:回过头去谈八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崛起,知识份子的思考状态,心理状态,信仰状态。

   确实,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这两个十年,中国知识份子群体状况有一个非常大的、戏剧性的对比,这种变化之大,恐怕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

   八十年代,在我看来,恐怕是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想上、心情上,相对宽松的十年。当然它也有有它的问题,也有中共和中国知识界的缠斗。但是不管怎麽说,总体来看,八十年代这十年,在中国知识份子心理上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相当的不同的地位。这种不同,是相对于这之前的毛泽东时代而言的。

   简单讲,中国共产党首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先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统治者,在反智主义方面。他比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领袖都极端。虽然,毛泽东本人读的书恐怕比其他共产党领袖要多一些,如果按中共关于知识份子的定义,他本人也是个知识者。但是,他对知识界的仇恨,他对知识界的整肃,却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共产党可比,是首屈一指的。所以,由于毛泽东这个特殊的原因,中国知识界和中共的关系的紧张程度是相当强烈的,比任何其他国家,包括苏联,都更强烈。当然,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有反智主义问题。但是在中国,是非常特殊非常极端的。这就是爲什麽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知识份子,对毛在情感上有非常强烈的反感的原因。

   1949年以来,中国人经历各次暴风骤雨、大灾巨变,知识界几乎每次都首当其冲,成爲风向标或导火线、突破口: 从胡风事件到丁、陈集团,从《武训传》、《清宫秘史》到《编辑部来的年轻人》再到《海瑞罢官》......。

   这里的原因,在于毛时代中国是所有共産国家中政教合一色彩最爲鲜明的国家。简单说,这个政教合一,对毛泽东来说,就是君师合一,既当皇帝,又当教皇。他更重视当教皇,当全国人的导师。他既是政治统治者,又是心灵统治者,要当天下人的老师,他特别强调后者。这一点,应该说他比其他国家成功,使用了非常完整的一套手法来控制心灵。他把知识界视爲附在共产党机体上的「毛」。毛泽东反复宣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通过控制知识界文化界,实行了最爲严厉的愚民政策。他通过封锁新闻,完全剥夺了国民的「知」的权利,进而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封闭的话语体系。

   知识文化界属于高度敏感的领域,而毛本人的个性也喜好舞文弄墨,因此,插手文化知识界,就成了毛泽东建构统治性话语的最常用方式。早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经既是话语范本,又是制作话语文本的原理和「工艺流程」了。1949年之后中国的文化秩序,就是其历史后承。

   这里的核心是:话语由谁来制作,如何制作?由谁来分配,如何分配?

   首先,统治性话语是由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文人制作的,其他人不得进入,即绝对不可能发表。这就制造了共产党的「正史」---中共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解说,对「真实」的解说。

   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对于真相的垄断,不许他人染指;然后重新进入话语系统再加工生産,最后加以分配、流通和消费。垄断界定「真实」的标准,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差序。把握一个「整体」的「真实」便成爲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真理世界」,越界即非法,并受到严惩。这是语言暴政的基本模式。

   这点我想大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过的人,在坐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在人文科学界但和文艺界的知识份子体会更深一点。其中,特别是文艺界,因爲对文艺界,很多人都是知道的,知道是怎麽一回事情。因此它常常成了风向标。

   如果以文艺界影响最大的形式──小说爲例,我们看到,毛时代最典型的话语──「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大陆五十至七十年代生産的一大批小说作品的「文学史」命名。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对「革命历史」的虚构敍述俨然形成了一套弥漫性基奠性的「话语」,如政治上的「革命/反革命」如何借助宗教的「神/魔」「正/邪」得到表达,从而创造了在民衆中阅读与理解的条件。亟欲令任何溢出的或另类的敍述方式变得非法或不可能。

   在毛时代,在这种笼罩一切的「话语框架」内,革命作家们依据话语文本的制作原理和「工艺流程」,生産了一批小说,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等。这些就是依据「基本原理」生産的「话语范本」。它们塑造了毛时代中国大陆人想像、虚构和敍述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支配了两代人的思维与语言方式。

   上述中国文化、特别是大陆中国文化的总体的生存状况,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亦即所谓「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才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尤其是其文化思潮,其演变更爲显著。而在文艺界,也才能读到对「革命历史」的非话语系统式的「不严肃」的重新书写。

   这次「重写」,引发了一场新的文化运动。

   1976年10月6日,务实派的元帅叶剑英等与毛钦定的倾向折衷的接班人华国锋联手,用非常手段逮捕了毛的遗孀江青爲首的文革派上海帮。作爲标志,这件事意味著毛泽东时代彻底结束了。

   在毛时代结束与新时代的方向获得确立之间,有一段前景不明的迷茫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爲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经历过文革痛苦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1978年底,以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爲转捩点,中国大陆进入前所未有的「解冻时期」。国门打开之后,过去中共宣传所营造的「水深火热的外部世界」突然崩塌,代之而起的则是目迷五色的西方;过去报纸宣称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突然变景,代之而起的却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于是,对毛时代的反思导致国民长期被压抑的多种诉求的兴起,而以经济增长的要求爲重心,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潮的多元化也成爲历史的需求。

   有三个因素对于1978年以来的文化景观发生了重大影响。

   1、 文革的两个超出毛预料的效果:一是毛泽东意识形态之破産和中共思想统一的解体,二是其组织上的大大涣散。

   2、 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如邓小平爲战胜以华国锋爲首的「凡是派」而奠定自己的领导地位,排除保守派对于改革的抵制,需要外来思想影响党内外舆论;

   3、 党内从最高层起,原属主流的各级干部在文革中大彻大悟而主张改革的人物,同历次运动(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5年反胡风集团及肃反运动)中被打击而于1979年平反的前文化界人士合作,成爲推动新思想传播的力量。

   从1978--79年起,由于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大陆文艺与思想领域出现一片崭新局面。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爲名,全国报刊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初步否定,对于林彪、四人帮及其残余势力的罪行,对于党内保守派阻挠改革以及极左势力对人民的继续迫害,进行了一定的揭批。这一切都爲三十年来所未有。

   总体而言,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艺领域与文化思潮的主流是反思毛时代灾难的、反传统主义的、亲西方的、类于「五四」时期的潮流,这是由中国社会当时追求的带普遍性的「现代性」的氛围所框限的。这一主潮,虽然心气浮躁,但却生气勃勃,摧枯拉朽。

   我们可分文艺思潮和人文学术思潮这两方面来探讨八十年代大陆文化的基本图景。

   前面曾经谈到,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经历的各次暴风骤雨和大灾巨变,几乎每次都是文艺界首当其冲,成爲风向标、导火线或突破口:从胡风事件到丁、陈集团,从《武训传》、《清宫秘史》到《编辑部来的年轻人》再到文革前夕的《海瑞罢官》,莫不如此。

   八十年代的转折标志也不例外,它是从伤痕文学、朦笼诗以及星星画派揭幕的。

   毛本人渴望充当精神领袖的个性,使他热衷于认爲文艺是建构统治性话语的最好方式。而他死后,沿袭这种被强化了的逻辑,毛作法自毙,文艺恰恰又成爲批判他的统治时期的先锋。

   其中的原因不难索解。在中国这种政教合一的国度,文艺界作爲附在政权这张皮上之毛,对政治气氛的变动极爲敏感,但它又较新闻与意识形态领域稍有弹性。政权对新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是相当刚性异常严厉的,因而造成一个几乎没有新闻的世界,没有重大真实反映社会政治事件的新闻,没有报导真实的新闻这样一种机制。

   但是,一个社会不可能不要新闻,所有的社会,所有的民衆都对新闻资讯有渴求,在中国,这就必须寻求一种替代物。于是,在中国此类时期,文学常常具有替代新闻的功能,并不是纯粹娱乐品。所谓「伤痕文学」和「报告文学」就是最典型的此类産物。当时,所谓纯文艺的东西,都和现实状况有相当大的关连,甚至是对现实状况的有非常贴近的反映。我们知道西方对文学的分类是很严格的,就是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之间的界限清楚。哪些作品是虚构的,哪些作品是非虚构的,这一点一定要分的清清楚楚。这一标准很难用来爲中国文学划类。如中国的所谓“报告文学“,就很难用西方虚构作品(fiction)和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的标准来分类。这是新闻匮乏的国家的特殊産物。

   类似于1956年在苏联和东欧非史达林化的「解冻」潮流,中国自1978年开始,也开始了非毛化的文学艺术潮流。

   从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爲发端,中国大陆的所谓「伤痕文学」蔚爲大潮,其基本的主题是控诉前朝。这一时期也通称爲「新时期文学」。这些解冻的文学作品,作爲对毛时代特别是文革与反右时期的批判、控诉与反思,作爲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合法性依据及其解说,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

   在此期间,几乎每出现一篇重要的「伤痕式」小说或「改革」小说,就在社会上引发一阵轰动,而且常常被搬上银幕,由于它们针对的是人们刚刚熬过的封闭黑暗的毛时期,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啓蒙功效。除前述两篇外,还有反思毛时代的白桦的《苦恋》(后拍成电影《太阳与人》,遭中共全力批判)、反映文革的郑义的《枫》、反思反右运动的古华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以及他描写知识青年生命形态的《爬满青藤的小屋》、爲知识份子呐喊的谌容的《人到中年》、刻画改革艰难的张洁的《沈重的翅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以及作爲中国人道主义复兴重要标志的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灵与肉(电影名爲「牧马人」)》;在报告文学方面,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乌托邦祭》也成了热门,以及叶永福的长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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