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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让步 但是静悄悄──近年来中共与民间角力的模式
·分析一份调查报告——在战争中中国青年将如何对待妇孺和战俘
·“后 9.11 时代”和中国面临的选择
·中共诞生的胎记——中共81周年题记(1)
·早期中共与国民党的苏联情结——中共81周年题记 (2)
·对仰融案的一些思考
·“成都爆炸案”与“国会纵火案”
·淡然旁观十六大
·打官司,变制度
·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从“包二奶”看中国的司法解释权
·解除历史的魔咒
·“叶公好龙”与“胡公好宪”
·《红朝谎言录》序
·互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回光返照的哀鸣
·作为历史形态的民族主义
·新保、世局与共产中国命运
·丁子霖给陈奎德的信
·赵紫阳的遗产
·流亡者:苏武还是摩西?
· 两会:“和谐”的定时炸弹
·玩火者的尴尬
·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前言 & 自由盗火者:严复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03)自由思潮的舆论骄子—梁启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家
· 胡适:中国自由主义的中枢——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0、11、12)傅斯年:自由之虎
·把杀人看作杀人— 六四十六周年祭
·罗隆基:人权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3、14、15)
· 储安平:政论家的命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6、17、18)
·胡锦涛访俄与中国外交
·张东逊:自由派哲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19、20)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1、22)徐复观:自由儒家
·殷海光:自由的悲剧征象-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3、24)
·脱“毛”变人——点评时闻以观国运
·从“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与《自由中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5、26)
·张季鸾:近代独立报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7、28)
·雅虎:双手沾血
·张君劢:宪政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三位一体—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29、30、31)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
·萧公权:中国宪政理论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2、33)
·山雨欲来的中国金融
·林语堂:中西交流的桥梁—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两党制:台湾勾出轮廓
·潘光旦:新人文思想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6、37)
·刘宾雁祭
·梁实秋:旷达雅致自由的文学家——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0、41)
·张佛泉:自由的卓越阐释者——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38、39)
·中国维权律师与美丽岛案—— 从高智晟律师案谈起
·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精神病、偏执狂,精神先知? ——从林昭所想到的
·中国政治转型的诱因
·顾准:孤独的先知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6、47、48)
·林昭:中国的圣女——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49、50、51)
·五十年回首:反斯秘密报告
·值得两岸民众关注的五个问题—— 陈奎德教授在“2006年海外华人新思路”佛州研讨会上的发言
·遇罗克:红色中国争人权的先驱——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2,53)
·说古论今看两会
·李慎之:晚鸣的自由钟——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4-55)
·“崛起梦”是如何灭国的?
·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杨小凯:经济学家的宪政理念——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8-61)
·必也更名乎?——哀中共八十五岁文
·海水泛蓝入赤县
·王小波:自由而幽默的文学魂——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56,57)
·文明的自我拯救
·多事之秋,战乱之始?
·变与不变: 美国外交与对华政策
·民族主义的解毒剂—— 评刘晓波《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余英时:序陈奎德著《煮酒论思潮》——大陆当前思潮的发展
·余英时素描
·回望2006中国
·中国2006外交一瞥
·“不争论”寿终正寝
·“奥运拐点”,八面来风:汉城奥运与北京奥运
·民主溯源(1)
·民主溯源(2)
·民主溯源(3):古罗马共和制度
·民主溯源(4)——罗马帝国的政治
·民主溯源(5)——中世纪代议制民主的萌芽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中国罗生门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党天下」的奠基礼
·“党天下”的奠基礼——论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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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宁静革命看大陆政治转型


   ㈠ 历史传递的信号:台湾反对党成长的启示
   台湾反对党生长的两条主线:办刊与参选
    五十年代以来,台湾反对党的萌芽与成长,有两条基本线索:办刊与参选。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
    不过,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的组织起了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
    中国大陆目前的异议群体也逐步出现了类似的区隔,开始有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组党的政治反对派的划分。同时,大陆还在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在中共的泛政治化的打压下,一些本来并不过问政治的宗教与准宗教组织,在客观上,也被迫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反对力量,从而使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景观。
    虽然大陆与当年台湾二者的时空不同,不可能遵循完全同样的政治发展轨迹。但考察当年台湾反对力量的成长史,对于滞后发展的大陆反对运动,仍然可能带来某种启示。
   第一波:“自由中国事件”
    1949年,中国大陆国民党政府,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击败,退守台湾,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只是由于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才使台湾稳住阵脚,逃过一劫。此后,以蒋介石为轴心的政治主流派和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对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原因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剿共手软,致共坐大;中共特务网罗密布,渗入国民党心脏;加以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相互掣肘所致。而自由主义者认为主要是国民党独裁专制,腐败不堪,丧失民心,从而为共所乘所致。因此,才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在国民党撤出大陆前夕,痛切地呼吁国民党“收拾人心”之举。然时不我待,国民党大势已去了。
    概括而言,国民党大陆统治在政治上的基本问题,是所谓: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即,它虽然实行专制统治,但并无胆子把它推向彻底的极权,还存在私有经济和民间社会,民间仍可以办报办刊,只不过时时受到官方的审查与骚扰而已,甚至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亦曾合法存在。然而它又没有肚量实行民主宪政,不敢真正实施公开公正的普选,彻底开放党禁和言禁,仍然施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以垄断政治权力。即是说,它在独裁与民主这两方面都不够彻底,都半心半意。结果,一方面,由于并未做到彻底极权,共产党与自由派仍有一小块舆论与组织空间;另一方面,它又拒绝民主宪政,给对方坐实了证据,使之能够用民主理念有力有理有据地公开攻击其专制,从而使其丧失了统治的正当性。
    国民党当局与自由主义者总结历史时,都希望把政治逻辑走到底,结果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官方要求彻底独裁,不让对手钻空子;自由派要求完全民主,从根本上确立统治的合法性。这就是台湾在五、六十年代面临的基本政治态势。
    迁台之后,在老蒋统治的台湾五十年代,以著名杂志《自由中国》为核心,集结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陶百川、殷海光、张佛泉、徐复观等。《自由中国》1949年11月20日创刊,以雷震为主编,抨击时政,力倡言论自由。雷震原来是国民党重要官员,曾任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自从主编《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后,从1951年开始激怒台湾军方与党方,他个人遂受到一连串打击:被当局一一革职,并不准出国探亲等。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胡适先生远在美国,但一直与《自由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出任该刊的发行人,常对编辑方针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在杂志遭遇困境时,运用自己的影响、地位与上层关系,设法为之缓颊。从1957年开始,杂志推出15篇系列社论,总题是“今日的问题”,而以“反对党问题”作为总结。鲜明而果敢地指出,反对党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不久,胡适自美国返台,在《自由中国》宴会上发表演说,主张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以取得政权为目标的在野党,随后,《自由中国》马上发表“积极开展新党运动”的社论,并开始逐步进入实际准备的阶段。
    后来,在主编雷震先生以及傅正先生领头下,1960年8月,宣布在9月底之前成立“中国民主党”。至9月4日,雷震以“涉嫌叛乱”罪名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中国民主党”遂告流产,《自由中国》同时夭折。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于9月4日当天向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腾笑世界。”(载于解密文件,见《世界日报》2001年2月28日,A4版)
    这就是著名的“自由中国事件”,或称“雷震事件”(参见《当代》第47期 张忠栋:〈离开权力核心的雷震〉)
    这次组党虽然失败,但是开启了台湾组织反对党的先声。台湾反对党后来的再次出现和壮大,无疑是有先驱雷震点燃的火种在里面燃烧。
    历史惊人地相似。三十八年后,1998年,中国大陆也有知识分子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虽然时空遥隔,然而“心有灵犀一点通”。二者连党名也一模一样,隐隐象征了中国知识阶层政治取向的历史传承性。
   第二波:美丽岛事件
    “自由中国事件”之后,由箫孟能先生主编的《文星》杂志承续了《自由中国》的历史使命,接过了自由主义的旗帜,但刊物的重心也由纯粹政治转向了文化问题。六十年代台湾知识界的中西文化争论等运动与此密切相关。但不久,《文星》也在政治压力下夭折了。
    1971-1973年,新一代崛起,台湾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张俊宏等)开办了《大学杂志》,提出“国是铮言”、“国是九论”和“台湾社会力的分析”,要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改革。这些社会压力,潜在地导致蒋经国先生提出第一次改革:1972年的本土化改革。他提拔与任命了大量台湾本土成长起来的官员,即所谓“向内的合法化”运动。它使得过去几乎是清一色的自大陆迁台的国民党官员垄断政权的官僚机器,在结构上产生了很大变化。这次转型,可以称之为中央硬性威权统治的本土化、软性化运动。某种意义上,李登辉正是这次本土化运动的产物。
    在这样的气氛下,由上述知识分子与政治活动家、选举运动派黄信介、康宁祥等联手经营的《台湾政论》杂志于1975年8月创刊。这实际上成了“党外”民主运动之滥觞。由地方性选举集结的“党外”力量开始合作同时与知识界联系,从而提升了其运作的视野与格局。
    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是著名的《美丽岛》事件,及其随之而来的政治审判。
    1978年,从大陆到台湾后一直未变的国民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年事已高,必须替换了。于是,当年举办了增额中央民代改选(1950至1969年这20年间,台湾选举只到省议员和县市长层次,中央选举是冻结的)。以此为契机,“党外”人士开始正式组织化。他们以巡回助选团的方式到台湾各地大串联,并发表12条共同政见: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解严、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司法独立、军队中立等。
    1979年5月,《美丽岛》杂志社宣布成立,并在全岛建立了13个地方分处。8月,创刊号出版。施明德先生指出,《美丽岛》杂志的组织方式,其实就是为了组建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
    面对反对党禁区被突破的危险,国民党当局开始镇压。不久,《美丽岛》杂志社的重要成员全部入狱并被审。该事件使黄信介、施明德、陈水扁等新星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政治合法化进程却出现倒退。
    国民党合法化进程倒退的主要原因,在于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不存在制度化沟通的管道,相互隔绝导致互不信任,而互不信任极易导致零和游戏,难于达成任何妥协。
    当年显示其合法化倒退的措施主要在于,第一,国民党开始强化其与地方派系之关系,第二,强化与国际国内大资本家的关系,第三,军人力量高涨,侵入政治决策中枢,例如王升将军的崛起,就是一个典型象征。
    三十八年后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公开要求登记成立,中共在一段不知所措的默许应对之后,同样也实施了镇压及其他一系列倒退性措施,譬如,逮捕创党骨干,强化民族主义宣传,强化与改革中既得利益的财团——太子党的关系,军队在中共政治结构内强烈要求提高发言权与地位。这一切都形成了与国民党当年的举措的有意味的比较。
    但是,当年国民党的镇压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它并未解决政权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更为戏剧性的是,“党外”也并未因此消失。1980年底,“党外”入狱者的家属代替配偶参加选举,这些“代夫出征”者均以高票当选,且国际支持日隆。此事震撼了当局。1981年地方选举,“党外”中央民意代表在县市推荐的人选出战,获得极出色的选战成绩。从此,“党外”逐渐形成以康宁祥先生主导的主流力量。其策略转变主要是扬弃街头抗争,而以准政党式的室内集会以及议会改革为主线,进行合法竞争。
    然而,不久之后,“党外”集团内部就爆发了路线之争。主要原因在于上述康宁祥的议会改革路线遭到以《深耕》杂志为核心的“党外”新生代的抗拒与批判。这就是所谓“批康”“倒康”运动。新生代提出所谓“鸡兔共笼”难题,指出二者的分歧在于:新生代主张诉诸高层次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以推展民主运动和改革政治体制为主要目标;他们批评康宁祥派主要以分配个人性的利益来动员政治支持。简言之,新生代赋有更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康宁祥派的政治现实主义较浓。
    但是历史表明,诉诸实践,实际上二者理念的具体内容相差并不大。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意识形态之战很快就成了过眼烟云。
    考虑到大陆的海内外民主运动内部聚松纷纭的理念之争,上述台湾经验所获致的重要教训并非全无意义,它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必要夸大乃至激化阵营内部的所谓“路线之争”和“理念之争”。“水至清则无鱼”,一个纯而又纯的组织是没有前途的。
    当年,面对台湾如此明显的民间意向、情绪和社会压力, 1983年之后,国民党当局开始考虑调整自己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了。其第一步转变,是扩大台湾选举的层级 ;第二步,则是1986年功载史册的重大历史性的步骤: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自此,台湾就不可遏止走上了民主之途。
    必须承认,除了社会反对力量长期奋斗所形成的压力外,晚年的蒋经国先生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睿智是极其关键的,其历史功勋理应彪炳史册,垂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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