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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研究基本手册》第十五部分 文化动向 (3)


   
    陈奎德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化思潮演变
    随着天安门「六四」的坦克隆隆声,「文化热」嘎然而止。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在强大的外在因素干预下流产了。
    一九八九年,戏剧性地标志着中国文化思潮的转折点。
   1989到1991: 回潮阶段
    「六、四」流血事件,开启了一段回潮黑暗时期。
    事件之后,中共当局受到极大震撼。「六、四」刚过之后的一年多,中国大陆全面倒退,凸现了一个基本的趋向,即,使中国社会「再意识形态化」的趋向。强大的中共党内保守力量试图把中国社会扳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旧有轨道上去。这种整肃和回潮的努力首先是从新闻界、教育界和文艺界开始的。其方法依旧是沿袭过去固有的组织处理和舆论批判双管齐下的故伎。
    官方对文化学术界的大规模整肃,是通过清理门户,查禁书籍报刊的方式进行的。在1989年10月4日当局颁布《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作为该《通知》的结果,是相当一批在八十年代活跃的报刊杂志出版社被关闭、查封、停办。六四前后被查禁的报纸有: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社会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深圳的《深圳青年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以及兰州的《西部晨报》等;在刊物方面则有:武汉的《青年论坛》,北京的《新观察》、《走向未来》杂志,上海的《新启蒙》、《思想家》、《文汇月刊》 (以及后来因发表许良英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在92年12月8日被命令停刊的北京科学杂志《未来与发展》和94年《广州现代人报》被迫关闭(该报因香港智才集团拥有七成股份)等等。
    例如,《新观察》和《思想家》杂志就是在该《通知》公布后第三天,即1989年10月7日被勒令停刊的。
    此外,中共也对外国广播和电视加强了控制。
    在那段时间里,官方的报刊上回响着类似上述的「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喧嚣。中国大陆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景象。
    不过,这种倒退的社会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首先,是中国大陆报刊的发行量暴跌,许多报刊发行量减少三分之一。其次,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纷纷封笔,文坛几乎没有了任何严肃有分量的文化产品。而新闻在大陆的又是彻底的信誉扫地。
    无可逃避地,经济的逻辑要用其不可抗御的力量给意识形态「消音」了。
    尝过智慧之果的「亚当夏娃」们是不可能再返回过去那种蒙昧状态了。改革开放给大多数人带来的好处及其十年形成的社会利益集团及其巨大的能量方向,已经不可逆转了。并且,由于以邓小平为旗帜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因此面临着夭折的危险,所以邓本人的政治利益与改革的历史命运已经结为一体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两股力量在邓的「南巡讲话」之后汇合了起来,扭转了「再意识形态化」的方向。
   1992之后的文化界:大潮与禁忌
    两条线索
    1992年10月,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气氛的笼罩下,中共十四大通过决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从此,中国大陆经过一起一伏之后,经济发展走向了超越1989年之前的顶峰状态。
    邓小平的战略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以经济增长换取政治稳定的同时,为使人民脱离政治,可以准许其个人自由有所扩大。总体来说,1992年之后的中共文化政策,鉴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非政治性的内容网开一面,较少限制,这也是由于财政困难、政府必须取消对文艺的补贴,因而使它们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的结果。但是,对政治性内容,仍严加控制,不许越轨,制定了很多限制性法规。在这样一松一紧的两面作用下,中国大陆文化界迅速走向非政治化的商业方向。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文化艺术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两条基本的线索:1) 客观上,经济生活的改善导致对精神生生活的渴求,在驱迫着文化的大发展,大扩张;2) 主观上,北京当局又颁布了种种限制性的规章法令,试图把文艺框限在它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因此,1992年之后的中国大陆的文化及其思潮发展的历史,就是上述两种因素此起彼落,起伏消涨的历史。
    与八十年代的后期相比,九十年代中国文化领域的政治性减弱了,但商业性却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
    首先是商潮中文化界结构发生了变动。在市场的作用下,过去「皮毛」难分的体制开始解体,文化界的铁饭碗制开始松动,「专业作家制」逐步式微,作家、艺术家生存之道面临极大的窘境。在经济压力下,代之而起的,是作家「下海」,是艺术经纪人制度,是炒作畅销书,是文稿拍卖,是自建出版社,是独立制片人制度,是音乐总监制,是画廊制等等。总之,中共体制已经不再把作家、学者、艺术家包起来了。他们的精神牢笼和生存根基,从一张庞大无比的统一的「皮」,变成了「各自为皮」。这既是文化人的生存危机,同时也是他们精神独立的历史契机。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使国家养文人的体制向商业体制或自助天助式的基金会体制过渡。但是,在中国大陆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下,这种过渡一波三折,异常艰难,不仅涉及知识者思想观念的变革,也涉及他们生存状态的改变。
    在市场经济的逻辑支配下,文化机构、影视人员、传播媒介进入市场,自负盈亏,参与竞争,广告业的大规模介入和冲击,文化机构、传播媒介由「宣传型」转型为「企业型」,都成了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出版、学术、新闻事业的激烈竞争构成了九十年代的一大景观。
    譬如,1992年之后,商潮冲击,晚报、小报、副刊、周末版、文摘版现象,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改革,电视台专栏现象,伴随着新闻政策的几次起伏,深入到了一般中国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商业文化形成高潮的时间,是1993年。大陆当年出现了「办报热」、「扩版热」、「广告热」、「小报热」、「增刊热」,这种「热度」也弥散到了电视、电影和广播事业之中。譬如,在1989年之前就因电影《红高粱》一炮而红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在蜇伏一段时间后,趁着文化界体制改革的人文环境,把过去的批判精神与当下的商业效果巧妙地结合起来,连续拍摄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一个也不能少》等,加上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等影片,虽然其中某些被当局禁止在大陆上映,但是在总体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享誉国内外,成为这段时期的一道特殊的艺术「风景线」。再如,于1992年10月28日民间创办的上海东方广播电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实行24小时直播方式,直接反映社会基层的声音,强化了媒体的监督功能,并且,还与英国BBC、英国厨窗通讯公司、澳大利亚民族电台、日本SELAH 公司等进十家外国广播公司签订了节目交流计划,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反响。1993年1月1日正式开播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午夜之后甚至开出了「成人节目」;浙江省。开播的「西湖之声」电台,以别具匠心而柔美的24小时直播节目争取听众,……如此等等。有人称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⑴。
    当时,仅就报纸的数量而言,全大陆从文革期间的42种,到1978年的186种,到1992年增加到1791种,再过一年到1993,居然竟达到了2039种,比92年增加13.9%,平均不到一天半就诞生一份新报纸。这种速度是惊人的。
    报纸种类的丰富,更是使习惯了过去「千报一面」的人们瞠目结舌。1990年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登记的经济类报纸共137家,1992年增加到164家。另外,还有晚报、生活类报纸、行业报、企业报、文摘报等都飞速增加。 中国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指出,「中国的「办报热」有五个特点:一是重要的中央机关要求办报;二是很多县委甚至区委要求办报;三是开始出现报业集团;四是要求各类生活服务类报纸,如周末报、文摘报;五是要求股份制和合资办报。各地最想办的是走软性路线的晚报。」⑵
    总之,中共传统的一个地方只有一加党报、一个党办电台和电视台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一种新的文化格局正在形成之中。
    在固定的专版专栏之外,增加刊期增加周末版也是报纸改观的重要方式。主要形式有「周末版」、「周末增刊」、「扩大版」、「星期刊」、「半月版」「月末版」等等。这些周末版随正刊免费赠送给读者,大多是将平常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的文章留下,刊到星期专刊上,以适应读者周末休闲的需求;同时,「周末版也利用一般稿件不须经审稿,可自行签发的空隙,谨慎地发表党报一版上不敢发表的言论」。
    此外,还有各类文摘报刊的出现。它们主要是一些大报大刊为争取读者和创造财政收入而兴办的小报小刊,汇集各加报刊令人感兴趣的新闻,可说是「精华摘要」。譬如,《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四川日报》的《文摘周报》和《福建日报》的《每周文摘》等;也有独立出刊的,如,早在1981年就在甘肃创刊的《读者文摘》,93年已销售达三百一十万册。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是面向数亿农民的《农民文摘》,该刊创办后以每年五十万册的速度增长,93年的销数达四百三十万份。」
    这些专栏专刊的出现,改变了报纸的版面结构,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增加了报纸的可读性,提高了它们的市场竞争能力。
    民间资本和外资介入文化事业
   
    在所有制形态上,从1993年起,中国大陆开始出现民间资本介入文化事业的现象。一些境内外企业或直接投资与大陆文化单位组成股份制经营公司。例如,前述的部分电影的出品,就有境外资金的介入。再如,学术杂志《学人》期刊由日本企业家赞助,《解放日报》社与香港资本合办的《桥》有限公司;有些出资赞助报社以换取在报头上注明「某某企业协办」;或承包、收买和租赁版面;或直接与大陆报社合办报刊,如,香港的星岛报业集团与人民日报在1993年合办了一份经济及社会性月刊:《星光月刊》,又如,1993年2月,《四川体育报》与成都国泰琴行以投资参股的方式合作经营《四川体育报》,使该报成为大陆首家股份制报纸⑶,等等。
    总之,中国大陆的文化领域当时钱潮汹涌,市场化的力量摧毁了一些过去的格局与结构,也影响到了文化精神的内容与呈现方式。这就引发了知识界的深思和精神回应。
    人文精神讨论
    上述静悄悄的巨大社会转折,首先激发出的,是人文学界的一场讨论,即有关中国人文精神的现代命运的论战。这是九十年代大陆人文学界对市场化潮流的第一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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