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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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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人间的共鸣 —— 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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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研究基本手册》 第十五部分 文化动向 (2)


   
    陈奎德
    八十年代: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㈠ 背景
    文化思潮与社会、政治思潮的交互影响和渗透是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审美性与政治性、文化批判与政治批判,将愈益凸显其纠缠不清盘根错节的关系。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非常强烈地体现出了这一特征。
    1976年10月6日,务实派的元帅叶剑英等与毛钦定的倾向折衷的接班人华国锋联手,用非常手段逮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上海帮。作为标志,这件事意味着毛泽东时代彻底结束了。
    在毛时代结束与新时代的方向获得确立之间,有一段前景不明的迷茫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经厉过文革痛苦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1978年底,以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大陆进入前所未有的「解冻时期」。国门打开之后,过去中共宣传所营造的「水深火热的外部世界」突然崩塌,代之而起的则是目迷五色的西方;过去报纸宣称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突然变景,代之而起的却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于是,对毛时代的反思导致国民长期被压抑的多种诉求的兴起,而以经济增长的要求为重心,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潮的多元化也成为历史的需求。
    有三个因素对于1978年以来的文化景观发生了重大影响。
    1、 文革的两个超出毛预料的效果:一是毛泽东意识形态之破产和中共思想统一的解体,二是其组织上的大大涣散。
    2、 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如邓小平为战胜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而奠定自己的领导地位,排除保守派对于改革的抵制,需要外来思想影响党内外舆论;
    3、 党内从最高层起,原属主流的各级干部在文革中大彻大悟而主张改革的人物,同历次运动(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5年反胡风集团及肃反运动)中被打击而于1979年平反的前文化界人士合作,成为推动新思想传播的力量。
    从1978--79年起,由于这三种因素的作用,大陆文艺与思想领域出现一片崭新局面。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名,全国报刊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初步否定,对于林彪、四人帮及其残余势力的罪行,对于党内保守派阻挠改革以及极左势力对人民的继续迫害,进行了一定的揭批。这一切都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总体而言,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艺领域与文化思潮的主流是反思毛时代灾难的、反传统主义的、亲西方的、类于「五四」时期的潮流,这是由中国社会当时追求的带普遍性的「现代性」的氛围所框限的。这一主潮,虽然心气浮躁,但却生气勃勃,摧枯拉朽。
    我们可分文艺思潮和人文学术思潮这两方面来探讨八十年代大陆文化的基本图景。
   ㈡ 文艺界解冻 ⑴
    前面曾经谈到,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经历的各次暴风骤雨和大灾巨变,几乎每次都是文艺界首当其冲,成为风向标、导火线或突破口: 从胡风事件到丁、陈集团,从《武训传》、《清宫秘史》到《编辑部来的年轻人》再到文革前夕的《海瑞罢官》,莫不如此。
    八十年代的转折标志也不例外,它是从伤痕文学、朦笼诗以及星星画派揭幕的。
    毛本人渴望充当精神领袖的个性,使他热衷于认为文艺是建构统治性话语的最好方式。而他死后,沿袭这种被强化了的逻辑,毛作法自毙,文艺恰恰又成为批判他的统治时期的先锋。
    其中的原因不难索解。在中国这种政教合一的国度,文艺界作为附在政权这张皮上之毛,对政治气氛的变动极为敏感,但它又较新闻与意识形态领域稍有弹性。政权对新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是相当刚性异常严厉的,因而造成一个几乎没有新闻的世界。因此,民众对信息之饥渴必然要寻求替代物。于是,在此类时期,文学常常具有替代新闻的功能,并不是纯粹娱乐品。所谓「伤痕文学」和「报告文学」就是最典型的此类产物。
    类似于1956年在苏联和东欧非斯大林化的「解冻」潮流,中国自1978年开始,也开始了非毛化的文学艺术潮流。
    从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发端,中国大陆的所谓「伤痕文学」蔚为大潮,其基本的主题是控诉前朝。这一时期也通称为「新时期文学」。这些解冻的文学作品,作为对毛时代特别是文革与反右时期的批判、控诉与反思,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合法性依据及其解说,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
    在此期间,几乎每出现一篇重要的「伤痕式」小说或「改革」小说,就在社会上引发一阵轰动,而且常常被搬上银幕,由于它们针对的是人们刚刚熬过的封闭黑暗的毛时期,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启蒙功效。除前述两篇外,还有反思毛时代的白桦的《苦恋》(后拍成电影《太阳与人》,遭中共全力批判)、反映文革的郑义的《枫》、反思反右运动的古华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以及他描写知识青年生命形态的《爬满青藤的小屋》、为知识分子呐喊的谌容的《人到中年》、刻画改革艰难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以及作为中国人道主义复兴重要标志的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灵与肉(电影名为「牧马人」)》;在报告文学方面,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乌托邦祭》也成了热门,以及叶永福的长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干》等等......。
    另外一种更为决绝的反叛声音来自另类诗歌领域,即「朦胧诗」运动。所谓「朦胧诗」,是指以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江河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诗人,在1978年至1980年期间,以民办文学刊物《今天》为主要阵地所发表诗歌的总称。这些诗以意象化、象征化、叛逆性、唯美主义为主要标志,迅速崛起于中国诗坛。这些诗与1949年以来大陆诗歌的那些典型的正统形态不同,它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我们习惯了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简言之,它们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要求的呕歌革命、领袖和工农兵的方向格格不入,甚至也与五四以来主张社会批判积极入世的现代白话诗歌的主流不同,或许只与「新月派」、象征主义的诗歌派别有些许精神上的联系。它们彰显自我,突出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呕歌对传统的超越。
    「朦胧诗」这个称谓的由来是出自正统派的嘲讽非议。一个军队诗人章明在1980年8月官方杂志《诗刊》上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批判「朦胧诗」,遂掀起一场论争。这场争论的中心是如何评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问题。官方把「朦胧诗」及其现代主义的思潮背景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加以围剿,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的,则成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代言人。譬如,被称为「三个崛起」的理论,就是分别指福州大学教师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前面所引的概括「朦胧诗」特征的若干「不屑于....」云云就是出自该文)、北大教授谢冕的「新人的崛起」以及东北诗人徐敬业的「崛起的诗群」就是强有力为「朦胧诗」辩护张扬的力作。
    这一现代派对文学领域的侵染,后来因作家、戏剧家高行健所写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而进一步扩展。该书出版后,作家王蒙、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等曾经为文讨论,被称为「五只小风筝」事件 (语出《上海文学》1982年8期冯骥才与李陀、刘心武的通信,指高的书「好象在空旷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小风筝,多么让人高兴!」)。高行健本人在其戏剧创作中,也在认真实践其现代主义的文艺主张。例如他的剧本《车站》、《绝对信号》等就带有很明显的现代派痕迹。(1987年之后,高自我放逐到了海外,后定居法国,创作较前更为园熟老到,个人独创精神的特色日益凸显,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是后话,不赘)。
    大陆文学创作到1985年,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其标志是所谓「寻根派小说」的蔚成风潮。这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回归文学本体的努力的开始。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流派:一为中国传统文化派,另一为地域文化派。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派,是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如儒、释、道)吸取灵感的作家,象汪曾祺、阿城、何立伟等。譬如汪曾祺的《受戒》和阿城的《棋王》、《树王》和《孩子王》以及何立伟的《白色鸟》等就是其代表作。
    所谓地域文化派,是寻根小说的主流,主要从中国各地丰富多姿的区域文化吸取不同的精神资源。其主要作品如:楚湘文化代表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蓝盖子》,秦汉文化代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吴越文化代表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还有王安忆的《小鲍庄》,东北文化传人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太行山文化赞美者郑义的《老井》、《远村》,齐鲁文化代表张炜的《古船》,回族文化代表张承志的《金牧场》、《黄泥小屋》以及藏族文化传人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等。
    一方面,寻根小说与八十年代后期理论学术界的所谓「文化热」有相当紧密的精神关联,我们在后面将专门讨论;在另一方面,他们在寻找民族的集体(显与潜)意识的发生发展脉络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发掘自己个人独特的文学个性。唯其如此,他们在精神上仍与当代中国的脉搏息息相通。
    承接这些寻根文学的,有内容与形式更为繁复多样的所谓「都市小说」、「实验小说」等,它们或描写都市众生相,或以一种童话式的方式重写历史,或自创一种新的语言叙事方式,总之,采取各种不同角度,观照历史与现实,进入各种想象世界,非常不同于中共统治后的那类意识形态极强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譬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建功的《卷髦》以及王朔的各类都市调侃和反叛小说。还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红高粱》系列,马原的《网底斯的诱惑》、《喜玛拉雅古歌》、《西海的帆船》,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等等。
    大陆文艺批评家李陀曾经对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学作过一种概括,虽然失之简单化,但亦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以统摄一个远眺性的图景。他认为,那十年的「新时期文学」可分为两条线索:1) 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报告文学;2) 朦胧诗—寻根小说—实验小说。第一条线索虽然批判中共,但仍然是在中共的话语系统内;第二条线索则摆脱了中共话语并试图创造新的话语系统,是「边缘话语」向「中心话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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