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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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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际”的兴起 ———关于华沙民主国家会议与世界新秩序的对谈

陈奎德 杨建利
   陈奎德: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组织,或称共同体。例如,有主权国家的组织——联合国,有经济方面的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世界银行,......等等; 也有各种区域性的组织,例如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泛非组织等,当然,欧盟就更是一个几乎整合成一个邦联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了。不过,我们在这里想讨论的是,最近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国际组织。
    不久前,在华沙刚召开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国际盛会,二000年六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外长和其它官员以及民间代表,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一个名为《迈向民主国际共同体》的全球性会议。这个为期二天的国际会议是由美国、波兰、智利、捷克、印度、马里、韩国七个国家发起的,主要发动者是波兰和美国。有一百零七个国家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分成两个平行部分,一个是由政府领导参与的主要是由外交部长为主的论坛,另一个是由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的民主论坛。政府参与的会议,其成员是以国家的性质划界的,即以它是否是民主国家来决定参与国的,而且参与国达到一百零七个。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也是一桩前所未有的现象。

    建利,你过去曾在波兰参加过国际民主论坛的一些活动,关於这次会议先请你介绍一下大概的背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新的国际力量的组合体?
   
   杨建利:
    我想从冷战後的国际秩序开始谈起。冷战後大家对新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不是很清楚。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未来世界一定有一个新的秩序,而这个新的秩序将不同於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的军事力量均衡而维持的国际秩序。到底这个新秩序将什么样,很多人,包括政治家和学者等都做了很多预测。有的人讲未来的国际社会、国际秩序将是以经贸为主导;有的人估计将是长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国际社会;也有人估计美国将衰落下去,世界秩序将呈现一种多极现象,这种多极包括美国,俄国、中国、日本、还有欧洲共同体;也有大学者如杭廷顿者莫名其妙地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基本体现为“文明的冲突”,也就是不同文化或宗教之间的冲突。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更没有一个地图让大家知道怎么样走才能达到新的国际秩序。经过十一二年的摸索,回过头来看,虽然大家尚不能完全看清一个永续的国际制度应该或将会是什么样,但是,冷战後的国际新秩序大概呈现了四个特点和趋势:第一,在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减少武力干预;第二,减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数量。虽然美国、俄国、中国和许多其它国家还进行武力竞争,但是大趋势基本认为应该减少大规模毁灭性武力的数量;第三,世界性的经济开放和自由贸易;第四,人权的普遍原则应该取代绝对的国家主权观。我认为新的国家秩序有这么四个要点。
    美国,作为冷战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又是胜利一方----自由民主阵营的领袖,当然它认为有责任在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主导的角色,这也是符合它的国家利益和立国的根本价值的。美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里做了这麽些努力。一个是“北约”的扩展。北约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是自由民主阵营共同防卫的军事组织。最新扩展进去的有波兰、匈牙利、捷克来,都是原苏联帝国的控制的共产国家,在冷战期间都属於北约的对立面----华约。北约的扩展遭遇到很大的阻力,阻力主要来自于苏联、中国等国家的抵制。美国不可置疑地做老大让这些国家极不舒服,所以北约的扩展必定造成了来自这些国家军事上的某一种抗衡,虽然这样做并不一定给本国带来好处。美国再一个努力是重整和扩充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WTO。透过WTO对各个国家市场经济进行推动,推动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另外美国还结合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单方面或调动多国家力量为改善全球人权状况,特别是制止民族灭绝方面,做了许多努力。虽然有了这些努力,但是人们总觉得还缺少一些根本的东西。比如说,按照上面所说的人权的普遍价值取代绝对的国家主权观的趋势和原则,世界和平应该奠基在普遍的人权原则上,而且这个原则要同一个标准适于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和强弱,在此基础上建立世界和平。显然美国及北约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常常是多重标准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有很多问题,许多全球化的经济难题它是不能解决的,甚至有些问题是它带来的。例如WTO的宗旨是要推动全球经济自由的,但是任何一个经济必须做到货物、资本、劳工、信息能够自动交流和流通才能成为自由经济。从现在的国际关系状况来看,我们知道至少劳工是不可能自由流通的,它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这样的话,从道理上讲WTO就应该关怀象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劳工的人权问题,工作环境和条件的问题,不然,WTO所推动的国际自由贸易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游戏,不平等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而且更严重的是发生在世界公民的个体之间。但是从西雅图的WTO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到,WTO 并无意在这些方面做特别的努力。因此它遭到了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而且包括一些不发达国家劳工的抵触。而且WTO在中国所代表的意义就更为复杂。在中国,资方的代表是专制的政府,限制政府的权力本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限制政府权力在中国相当的程度上就是限制资本,这又成了左派的原则,这实际上是最近几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辩论的难点。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了许多贡献,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意义深远。但是,联合国在许多情况下都不能伸张正义主持公正,特别是遇到常任安全理事国自己或所袒护者所犯下的罪行。因此,联合国中有很多不合理的规则和现象。 BR
   总而言之,以往的国际组织和现在的秩序并不能合理地解决现在和未来的国际问题,而且现在需要理出一些原则来,来预见或规化未来。恐怕现实主义军事均衡理论或军事上的一极主导,或多极结构,以及以经贸为主轴的设想都不能单一解决问题。国际问题,究其根本还是人的问题。建立合理永续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实际上必须涉及到人的根本价值问题。因此我认为华沙的这次国际会议,我暂称为“民主国际”会议,是相当有意义的,实际上它提出了一个不仅从军事和从经济上而且从人的根本价值上建立和维持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共同体的模式。
   陈奎德:
    在华沙要成立的这样一个民主国际共同体,确实是以基本价值观,而且是全人类现在普遍公认和联合国推行的基本价值观念为准绳的,它是一个包括大、中、小型国家的共同体。它的发起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其它国家都是中小国家,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杨建利:特别是非洲的索马里,应该给我们许多启示。
   
   陈奎德:
    还有就是其中不少是原苏联集团国家,如波兰、捷克等,另外也有原不结盟国家如印度、智利等等这些国家,表明了参与国家数量及其规模之大,显示了其普遍性。它旗帜鲜明地,用民主世界与非民主世界来打破了过去的所谓三个世界的划分。
    北京一直以第三世界的代言人自居,但是它的基本道义原则,它的国家组织形式,它对老百姓的基本态度和人权组织原则衡量,我们觉得其资格是不够的,如果它维持现行的国家组织形式的话。
    所以,新的民主国际组织的出现,在过去的因为性质、利益、区域、军事等等原因以各种方式短暂联手的国际组织之外,缔造了一个以道义为联盟基础的新组织模式,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它与以往各类组织的构造模式都不相同。
    记得杭廷顿在1997年发表于《民主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预言,“共产国际(the Comintern)已经消亡,现在是建立民主国际(the Demintern)的时候了。”或许,这次民主国家会议将成为“民主国际”在地球上诞生的标志。
   杨建利: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应该给予充分重视,寄予希望。
   
   陈奎德:
    我们希望它将来发挥相当重要的道义制衡力量,成为有吸引力的、有道义原则的新共同体,成为全球一个有凝聚力的中心,是其它国家希望向它靠拢看齐的国际组织。从1974年起,民主国家从三十个增加到现在的一百二十个,这次会议就具有对这种世界性历史潮流的阶段性的总结性的凝结作用,它彰显了自由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全球性和不可抗拒性。据你观察,北京当局对这个会议将是欢迎还是抗拒?
   杨建利:
    我相信它对这个会议肯定是不支持的,但公开抗议也是不合适的,对它来讲是很难办的事情。二战前,人们普遍认为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好象只能在白人世界里才能实现。二战以后,特别是一九七四年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潮”开始以后,许多不同的区域、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和政治历史的国家现在都建立了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情。可惜中国在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情上是缺席的。往前看的话,我认为中国在新的世纪里最主要的任务、最重要的事情是民主化。谈及到这次会议所引申的国际秩序问题,中国在下一个世纪不但要民主化而且要融入世纪民主的潮流,确定中国在世界上良性正面角色。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两件事。其它一些没有被邀请的国家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北朝鲜、巴基斯坦等,这些国家正好在几个月前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反对通过谴责中国人权纪录案的那些国家。中国和这些国家为伍是中国人的耻辱,不是什么好事情,中国人民应该看到这一点。现在的时代不是绝对国家主权的时代,是有限国家主权和人权普遍原则的时代。中国人应该看到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继续与这些让国际社会又头疼又不耻的国家为伍是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应该早日脱离这个群体。
   
   陈奎德:
    从北京对这次会议的态度,可以看出北京地位的尴尬。它既不便公开反对又不愿意公开赞成,处于两难的困境。过去,它的自信心还不至于等于零。例如在五、六十年代,当北京被联合国拒之门外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自说自话,声称要自己组建一个新的联合国,以与联合国分庭抗礼,虽然只是说说大话而已,虽然他们实际上并不具有感召力去另组一个新的“联合国”,但毕竟还敢说说大话为自己壮胆。可现在呢?连说大话的底气也已经没有了,它再也不敢自说自话提出要建另一个“xx国际”了。就是说,自己也不敢说要组织一个联盟来对抗民主国家的联盟了,不可能了。试想想,如果它和伊拉克、北韩、伊朗、利比亚、巴基斯坦、沙特等国家纠集在一起,能组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总不至于叫做“专制国际”、“独裁国际”吧?因此,这些对立面的国家组织起来对抗民主国家联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在道义上占下风。而北京既没有道义上的力量也没有实际上的号召力来组织这些国家联盟。虽然它因自己国家的专制制度而没有被邀请参加民主国家会议,但毕竟,它在口头上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反民主国家的。这说明民主潮流之震慑人心的力量,连反对者也不敢公然亮出自己的旗帜了。不过,这也是一件好事。中国老话说:知耻近乎勇。北京当局也知道反民主是举世之耻辱,也不愿意在全球如此态势下恼羞成怒公然全面对抗国际潮流和新秩序。既然如此,还是赶紧见贤思齐,竭尽全力在自己的国家实施政治改革,使政治制度逐渐演变、逐渐地融入国际主流秩序,这才是中国政府应当思考的课题,是当务之急,同时也是全体中国人应该推进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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