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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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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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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溯源(1)
·民主溯源(2)
·民主溯源(3):古罗马共和制度
·民主溯源(4)——罗马帝国的政治
·民主溯源(5)——中世纪代议制民主的萌芽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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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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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天下”的奠基礼——论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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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转换:民主国际的对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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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诗韵——盛雪诗集《觅雪魂》序
·二零零七:未完成的交响
·二零零七:未完成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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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与新左派论争一瞥

   
   
    在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与世界交流,产生了两个基本后果,促动了知识界思考与良知。首先,是公正问题。由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贪污腐化愈演愈烈,社会公正问题困扰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思绪;其次,是民族主义问题。由于中国更多地更深刻地和世界打交道,各国之间利益冲突浮上台面;加上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留学或被迫流亡海外,这就强化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有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等问题,进入了思想界思考的核心。
    于是,中国知识界通过消化中国的现状,包括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之后,开始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最后慢慢地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群体,虽然实际上每个人的思想脉络都不尽相同,但是大略上还是可划为所谓的自由派和新左派。论争并不是近一、二年才有,其实一九九五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如一九九五年4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转型期思潮及流派》研讨会上,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王绍光、崔之元、甘阳都在场,他们与其他观点不同的学者如林毓生、胡平、吴国光以及我自己都有过争论。后来香港和大陆的刊物,也发表过双方部分学者以及李慎之、卞悟(秦晖)、徐有渔、朱学勤、汪丁丁、刘军宁、许纪霖以及汪晖、韩毓海等人论战的文章。只不过,近一、两年来,双方的论争日趋激烈了而已。
    这里只简单概览一下双方争论的四大焦点:

    第一、对当今中国现状的判断:中国目前是已经进入了全球主流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还是没有?这里我们不想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最多代表主流秩序的经济侧面,不能涵括政治、文化体系;况且即使用它来描述经济体系,也不如“市场经济秩序”准确,因而“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概念,同时本身还带强烈的历史遗留的褒贬色彩。
    第二个焦点是,从价值选择战略上,中国应该进入还是应该对抗、或退出世界的主流秩序,或另行创造“第三条路”?这是一个根本的焦点。
    第三,中国目前的社会公正问题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带来的,还是新旧体系在转轨时期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才造成的?
    第四,如何评估二十世纪冷战的历史?
   
    首先,对中国现状的事实性判断应当是立论的基础。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被纳入了跨国资本支配的体系,因此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反对西方资本的宰制。而自由派则认为这一判断不合中国实际,在中国,仍然是不受制约的国家政治权力的的宰制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且这一政治权力已经全面侵入了远未成熟的“半吊子的市场”,正使权力转换为财富。
    各位可以独立判断双方何者更符合实际。
    第二,中国应不应该进入全球主流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一百多年来,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就是中国关门的时代。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是最黑暗的,同时也是闭关锁国最厉害的。邓小平时代开始开放,公认是对毛时代的进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进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是符合中国人福祉的,相反,对抗国际主流体系将给中国人带来灾难。
    这一问题还涉及民族主义问题。因为进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就意味着遵守其“游戏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可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和言论自由等,这意味着对政府权力、对主权的某种限制。在中国国内的主导秩序与国际主流秩序的对峙中,大体上,新左派站在前者的立场,而自由派站在后者的立场。
    第三,权力制衡与政治参与孰轻孰重?自由派认为,归根结底,中国目前的社会公正问题、腐败问题是由于新旧体系在转轨时期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才造成的,因此,限制政府权力,目前是中国最该做的事情。这就涉及到政治参与是否更为重要的这一问题。而新左派认为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不重要,政治广泛参与才重要。自由派觉得刚好是相反。他们认为限制权力,分解一元化政治权力,形成权力的某种均衡或制衡,恐怕更重要更优先。
    广泛的政治参与当然也重要,但是倘若你没有一个有限政府,缺乏制衡,缺乏人权保障的话,扩大政治参与可能造成大悲剧。毛泽东时代不能说政治参与不够,政治参与是很广泛的,但是造成的是什么样的悲剧!
    腐败和严重的贫富悬殊,只有通过政治权力尽量退出市场,舆论自由,司法独立,在市场的基地上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才有可能逐步解决。因而重点应放在宪政体系的建立上,而不是相反。
    最近有些左派朋友喜欢引用罗尔斯(J. Rawls),他诚然是当代自由主义很重要的一家,但是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中,罗尔斯还是强调自由原则第一优先,之后才谈得上照顾最弱势的人,才谈得上公平原则问题的。他首先还是自由原则第一。而且这种优先还是类似字典字母排列顺序的那种绝对优先,即是说,要把这个第一与第二分得非常清楚,不容颠倒。
    第四,个别新左派还有一个潜在论点,他们反对从根本上批判共产革命。他们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毛式农民革命等等都是法国革命以后的世界历史大势。既然象“古拉格群岛”、象中国60年代初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是必然付出的代价,因此批判它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样,他们用这种黑格尔式的所谓“历史合理性”来使过去悲剧的制造者豁免了历史的审判。这就导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有没有进行历史评价的权利?
    与此相关,新左派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呼吁放弃冷战思维。但是他们的方式是完全回避冷战的是非。冷战双方是否就是半斤八两?新左派言外之意就是:冷战的双方都错了,结局并没有任何胜负。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评判八九年到九十年代初的世界性历史剧变。如何评价这场剧变是一块试金石。是正面肯定它,还是认为过去冷战大家都错了,没有胜负,社会主义阵营(共产极权)是该打五十板子,但自由民主阵营也该挨五十板子?这也是核心问题之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失败这件事情是无法回避的。二十世纪的制度竞争,在世界史上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过去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如此对比鲜明的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在地球上对峙。最后清清楚楚地看出:哪一边是胜方,哪一边是败方,哪一边是正义的,哪一边是非正义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
    不过,平情而论,左翼的批判并不是没有贡献的。众所周知,现在西方不少国家的执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等,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二国际,也就是所谓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对马克思的所谓“修正主义”的脉络。直到现在,还有社会党国际每年开会。这些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他们的价值倾向确实比较更偏向平等这一面,与美国的传统是有相当区别的。而上述这些人,当初他们都是集合在马克思的旗帜之下的。但是后来,在19世纪末,他们已经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些根本的问题。所以他们提出修正,主张走议会道路,希望在议会里得到更多的选票,进而执政,来贯彻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可行的一条道路,而且也是对于那些赋有强烈的公平感的人们的一条现实的、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道路。
   
    话说回来,虽然笔者倾向自由派,但我认为,中国知识界这种思想交锋,争论的双方都不受政府的操纵,这是大好事情。大家把基本问题更进一步地澄清,这对中国未来的走向相当重要。虽然他们现在讨论的理论问题似乎和社会大众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但是说不定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后,就成了非常热门的问题了,就成了国家方向的问题了。有鉴于此,希望大家都关注这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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