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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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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40)中国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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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63)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64)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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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66)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
·近代宪政的演化(67)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68)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6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70)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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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72)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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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84)冷战后东欧的艰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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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90)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 印尼的民主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1)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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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101)左翼极权滑向右翼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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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宪政的演化(103)伊拉克战后民主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104)赵紫阳逝世与中国政局
·近代宪政的演化(105)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海耶克》
·《海耶克》目次
·《海耶克》 序
·第一章导言:二十世纪的先知
·第二章风华时代:维也纳—纽约—伦敦
·第三章风雨交加:《通向奴役的道路》①
·第四章赴美前後
·第五章《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六章晚年总结:《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⑴
·第七章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海耶克生平年表
·海耶克的论著
·参考文献
陈奎德部分中文作品
·陈奎德部份文章目录
·2003回眸:民权年
·超越两极线性摆动
·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 ————毛泽东忌日二十七周年
·迎接“新诸子时代”
·退而结网 疏理混沌
·论道问学揽风云
·《浴火重生》阅后
·六四薪火——关于六四与中国新生代
·“1984”,又临中国
·三个中国的演变趋势
·吊“萨斯北京”文
·六四:现代中国的十字架
·纳税人的诞生
·"自请违法":公民不服从运动
·追梦的踪迹——从近代史看中国的宪法.宪政.法统
·儒家谱系 . 自由主义——与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对话
·中国大陆新闻政策与执行的分析
·回儒恩怨_______兼评“张承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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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风起于青萍之末_______中国乡村民主及早年台湾地方选举


   一、中国大陆政权结构的异数____村委会
    最近几年来,在海内外关注中国大陆社会变迁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个热门话题,这就是:中国大陆乡村的民主选举和自治。人们对此辗转相传,谨慎评估,虽情有所衷却不动声色,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公开张扬。似乎每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株来之不易的娇嫩的幼苗,深恐大声喧哗会导致当局的注意,从而把幼苗扼杀在尚未茁壮之际。
    人们的一个中心疑问是:何以中央政权放手让乡村选举自治?它是主动还是被迫?

    其实,此事并非突发于今日,它已走了不短的一段艰难历程。若要认真追溯其缘起,还需要从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的状况说起。
   1. 八十年代乡村自治之前的背景
    七十年代末期,恶梦一般的文革终于结束。放眼大陆,满目疮夷,百废待兴。当局为挽回人心,拯救残局,实行放松控制、与民休息的政策,遂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体。其时,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秘密地自发实行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此举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最后终于被以邓小平、万里、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当局所认可,于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如狂飙突起,迅速蔓延到大陆各省。
    伴随着上述进程,特别是由于人民公社解体,农村的组织结构开始发生重要变化。最基本的,是从原来的“公社--大队--小队”结构向“乡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结构的过渡。实际上是把生产组织和政权组织区分开来,并让原有的生产组织自行消亡。
    这是一场结构性大转换。
   a. 中央政权在农村统治能力的丧失
    转换的结果,是中央政权在农村统治能力的丧失。
    这一过程,是从中共基层组织政治功能的衰退开始的。时间,是1982年到1985年。
    自农民各自分田到户后,乡村的经济活动已与中共在乡村的基层组织网络甚少关联,农民各干各的,中共干部的行为已无法影响农民的日常生活了。这就意味着,中共基层干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已不能获得什么利益了。而在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庞大的统治网络的利益输送,在抵达末端的基层时,其利益已几乎等于零,因此,从自上而下的方向看他们也不能获益了;同时在乡村经济活动机会增多的形势下,如果不老老实实自己去搞经济活动,就等于丧失捞取利益的机会,有鉴于此,愿当中共基层干部的人越来越少。
    这就造成了中共基层组织的瘫痪局面。其主要表现为,组织生活名存实亡,干部职位空缺,机构职能瘫痪,不能发展新党员,无人上交党费......等等。据统计,当时农村75%的中共基层组织已经瘫痪了。
    与组织瘫痪相伴随,公共服务开始荒废,治安情况迅速恶化。
    而在另一方面,剩下的原基层干部充分利用手中的最后一点权力去攫取利益,迅速腐败,并使用各种强制手段,集资摊派,横行乡里,造成非法摊派和收费的泛滥成灾,酿成了紧张的干群关系。
    中共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着统治能力及合法性的双重危机。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开始出现,以填补空白,维系治安,聊补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福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族组织、宗教机构以及黑社会的逐步恢复,
    上述种种状况,引起了北京高层的震惊。最使其坐立不安者,莫过于中共在农村统治能力的丧失。
   b. 寻求合法性:一个时代课题
    开初,中共还企图沿袭老路,采取自上而下强化基层组织的强硬措施。主要是一些国务院官员担心不如此则无以收缴农业税而设计的。他们尝试了各种重振内部组织网络的方式,全部归于失败。后来,中央被迫放弃了从上至下的传统努力。
    这时,农民自己的创造性行动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2.乡村选举的出现
   
   c. “村民委员会”的出现和推广
    80年代初,广西宜山县和罗城县自发组织了“村民委员会”,填补了基层政治真空:维护治安,调节纠纷,管理公共设施,提供福利。当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闻讯后,对此大感兴趣,力主在全国推广,以填补基层真空。此后,各地起而效尤,在彭真的大力推荐下,这种组织形式终于为北京所承认,于是,村委会写进了1982年宪法,成为合法机构。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通知》,对村委会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至1985年初,北京宣布全国已建立了968,628个村委会,并宣告工作已基本完成。
    然而,如何具体产生和形成村委会仍无制度规定,悬而未决。这引起了激烈争论,导致试点,并开始起草具体法律条文。
    在起草过程中,村委会组织法草案在全国人大讨论时引发大辩论。焦点是意识形态分歧和北京上层的权力斗争。有主张强化党对基层组织领导的,有主张授权乡镇政府任命村干部的。问题是这些方法早就用过,实践上行不通。微妙的是,与在外部世界的保守形象相反,彭真在此事上面力抗保守派,力促该法通过。从这里我们又一次清楚看到,中共高官其实并无意识形态定见,意识形态只是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的手段。彭在人大,他必定要加强该山头的权力,而强化法治就是途径之一。因此他强力支持该法。这就是辩论中微妙的派系因素的作用。
   d. 选举的确立
    *完成立法:
    至1987年11月,人大常委会终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并规定了它管理土地和集体财产,发展经济,处理公共事务,兴办公益事业,调解纠纷,协助维护秩序和治安,代表村民向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等功能。法律还规定,由全村18岁以上的村民或每户代表组成村民会议(后来发展成为村民代表会议,相当于村议会),制定本村村规民约,决定本村重大事务,监督村委会收支帐目及其他工作情况,并有权撤换和补选村委会成员。
    法律还规定,它与乡镇政府之关系为,乡镇政府应对村委会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会也应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完成国家任务。
    *引发争辩
    上述法律通过后,曾遭到地方干部官员的激烈反对。这些官员的习惯思维方式就是,一旦地方自治,一定会只顾本村的利益而无视国家利益,并从而使国家政策无法向下贯彻。他们的基本假设是:国家利益肯定与自下而上的村委会利益冲突。这也反映出他们对中共国家机器的基本直觉。他们的质疑还有,村委会与党支部是什么关系?......等等。
   e. 选举的实施
    但是,尽管有激烈争论,在人大和民政部的全力促使下,该法自1988年起,仍然向全国推展开了。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因此,即使有1989年6.4事件之后的大倒退,乡村选举也仅仅停了一年,在这一年中,农村形势返回选举之前,且进一步恶化。迫于形势,中共又全面恢复了《组织法》的推行。
    迄今为止,全国的村委会中,90%以上是选举产生的。其实,至1992年,全国所有省份都开始推展了基层选举,其中有20个省还举行了两次换届选举。24个省份并制定了选举的地方性具体法规,占总数80%。
    与过去中共的所谓“选举”最基本的区别是,党支部和上级政府不再拥有提名和垄断候选人的权力,村民可联名推荐,可自荐,也可用“海选”等方式确定候选人。选举过程中,有的实行竞争选举方法,有的设秘密投票间等。
    当然,在中共这样一个从未有过民主选举传统的体系内,村委会的选举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有的地区具有实质的竞争性,有的则受到背后的干预或操纵。一般的规律是,中共的各级政权对乡村选举的态度,有“高赞低阻”的情况。即,层级较高离基层较远的机构倾向于支持和赞扬,而层级较低离基层较近的机构,如乡镇一级,则倾向于抵制和反对。
    但是,由于有了具体法律,这次与以往的重要区别还在,每次换届选举后,如有不公,都曾有村民手持《村委会组织法》上访,状告地方干部干预操纵选举或乡镇政府任意撤换当选干部的事件。这表明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开始出现,并依法诉诸实践。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各地的经济水准及经济结构对选举是否成功具有明显影响。统计表明:经济利益与民主选举的联系的紧-密-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生根、成长的前景。如,农民企业家、医生、个体经营者、有专业技能的能人大批被选进村委会,有利于大家的经济提升,村民参选热情也高,其选举也较成功。
    还有一个可作参考的数据是,在村委会当选人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目前有40%以上的村委会成员是非党员,1994年福建省村委会中党员只占一半。其当选的14,415名村委会主任中,52.4%是经济能人。这在过去“党天下”的中共体制中,是难以想象的。
    对选举效果评估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投票率的高低。统计显示,各地投票率在85%以上,但有发展的不平衡性。福建在1989、1991、1994年三次换届选举中,村民参选率分别为81%、97.3%和97.9%。1993年浙江萧山市新街镇在深圳打工的农民包了8架飞机赶回家乡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生动地表明了选举与自身经济利益的相关性。
    这对现代政治理论中有关民主与经济关系之泛泛讨论,无疑具有深化和启示作用。
   二、村民代表会议:“村议会”的角色
   
   1.村民代表会议的出现
    在村委会之后,农民又自发创造了村民代表会议____即村议会,它代行了村民会议的部分甚至全部权力。如,它有权决策本村重大村务,制定和审议本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审议村委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收支情况的报告,撤换和补选村委会成员,有权为本村建立规章,有权否决村委会有关决定,监督村委会日常工作,.....总之,村委会向村民代表会议负责。村民代表会议已经成了与村委会同等重要的基层政治制度了。1994年,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建立了自己的村民代表会议组织,并已得到中央政府认可。而整个大陆已有16个省(市、自治区)在地方性法规中列入了有关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内容。
    至于何时能在全国立法的层面凝固村代会的现实,当前有可能在修订《村委会组织法》的过程中添加村民代表会议的条款。
    “村议会”的出现标志着实践已超越了选举这一简单向度,向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方向移动,从而开启了一类新的制度安排。
   2. 基层党组织与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
    各地村民代表大多由村里的经济能手、家族长辈和有较强政治能力的人组成。
    在不少地方,作为村里最高权力机构的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村党支部也必须遵守。因而,在这些地方,中共党组织也纳入了这一体系之中,而不是超越体系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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