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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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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放逐魏京生看北京的政策动向
·一九四六年宪法:新护法运动
·戊戌变法对中国当代政治的两点启示———戊戌百年遗产探
·一场对未来的谋杀----大陆教育界现状
·“天安门遗嘱”及其效应----“六四”五周年祭
·“道成肉身”闲说周
·朱熔基内阁的历史角色及其限度
·自我放逐:隔离的智慧和效应
·中国大陆新闻政策与执行的分析
·普遍性死亡:一个当代传说—————论“后学”与民族主义
·毛的晚年悖论及其遗产-------文革三十年祭
·追梦的踪迹——从近代史看中国的宪法.宪政.法统
·残阳如血______百年毛泽东祭
·文明的内分裂
·三鼎连环,鼎分三足-------从中国看亚洲重组
·作为历史形态的民族主义
·叩问华运-----从犹太人看中国文化及其变体的前景
·共产主义:终审判决
·中国大陆的头号隐患:两类劳工问题
·自由主义与“北京之春”——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部专题讨论实况
·三个中国的演变趋势
·抹去历史的痕迹----大陆产权的和平演变
·“比慢竞赛”——香港与大陆
·戊戌百年:两点观察
·中国的文化危机与价值重建问题
·并非「零和游戏」—— 兼与甘阳〈评朱熔基访美的失误与问题〉一文商榷
·儒家谱系 . 自由主义——与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对话}
·从台湾反对党历史看大陆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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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遗产
·八仙过海,万窍生风《文化中国:转型期思潮及流派》会议述评
·中国文坛的擂台
·变风起于青萍之末_______中国乡村民主及早年台湾地方选举
·面对邓小平的遗产
·美国之音(采访):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50年的风风雨雨
·五四:昨天与今天
·思想警察:黔驴技穷——北京近期清洗大陆知识界
·自由派 vs.新左派———当代中国思潮对谈(2000年2月10日)
·韩战与中国国运──韩战停战五十年纪念
·自由派与新左派论争一瞥
·上海入主北京
·回顾二十世纪的「乌托邦」
·“民主国际”的兴起 ———关于华沙民主国家会议与世界新秩序的对谈
·美国大选与东亚风云
·《中国大陆研究基本手册》 第十五部分 文化动向 (1)*
·《中国大陆研究基本手册》 第十五部分 文化动向 (2)
·《中国大陆研究基本手册》第十五部分 文化动向 (3)
·从台湾宁静革命看大陆政治转型
·周期性的政治痉挛
·贺余英时先生荣退
·六四:现代中国的十字架
·「大三角」沧桑----从美中苏到美中俄
·三方搏弈——左派发难的政治后果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群体的崛起
·七一:53万 vs. 83岁
·争夺灵魂的战斗
·美国言论自由是神话吗?
·答薛涌
·上海派再度崛起
·宽容之道___读房龙的史话《宽容》
·普及胡適
·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与东亚风云
·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宣言
·在自由主义的擂台上
·从台湾反对党历史看大陆组党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五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符号
·无为而无不为
·台海鼙鼓动天涯——在世界棋盘上的两岸对局
·军队首脑对于对台政策的影响
·北京发布的《美国人权纪录》简评
·全世界网民,联合起来!
·淡然旁观十六大
·五十三年家国
·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与东亚风云 (一)东亚的战略重要性获得肯定
·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与东亚风云 (二)朝鲜半岛:牵一发而动全身
·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与东亚风云 (三)美国对华政策:历史与走向
·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与东亚风云 (四)中国的内政外交
·政治后果:正还是负?
·中国大陆黑社会的崛起
·从外交知情权看中俄密约
·反美联俄的绝路
·「风行草偃」,天下糜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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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同盟——幻想还是现实?——评李寒秋的《运筹帷幄 谋及子孙(2)
·五问中南海
·政治春假,官场百态
·布钱会晤的背后
·互联网与北京的两个命根子
·把中国人从「自虐症」中解放出来!——《鲍彤交代》的双重意义
·陈奎德: 反智主义回潮
·中国——「党军」的国家化问题
·中国:「大逃亡综合症」
·后共産主义中国的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
·上海「神圣同盟」 vs. 西方?
·《远华案黑幕》:谁之罪?
·奥运拔河赛:1936 vs. 1988
·香港司法独立的又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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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养人文之气

   
   
   (1994年底)
   
   魂招清风起

   
    近几个月来,在末世之雾弥漫的中国知识界,骤然刮起了一股拯救人文精神的旋风。素负清名的北京《读书》杂志,连续三期刊载了一批上海学者的“人文精神寻思录”对谈,欲振人文精神于颓势;此前,又有作家张承志“以笔为旗”的铿锵宣言,为精神信仰扬幡招魂。这阵力挽狂澜的悲怆呼啸,在晨钟尚未奏鸣,而暮鼓却已轰然的神州,堪称异响,令人肃然。
    学者们痛心疾首于人文学术的内在基础---人文精神正在“淡薄乃至消失,”“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关怀那么激动人心,”疾呼“重建人文精神,”“为人文价值建立起不亚于钱、权的第三种尊严。”(见《读书》1994年3,4,5期)
    作家则“宣布,......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它具有的,是信仰。”(见《新华文摘》1994年3期)
    诚然,持论稍嫌老派,并非新锐时髦,然其心态,却是可圈可点。特别是,作为对当下社会倾向的反弹,这股思潮实际上已变成一面镜子,映射出故国业已陷入何等怆俗乃至蛮荒的境地了。
    意味深长的是,有敏感者(如作家王朔)迅即对这场人文精神讨论作出了反应,并提出了尖刻批评(似乎也有点沉不 住气了,看来,王朔们并未潇洒到满不在乎他人尤其是知识界的看法的)。在此,笔者不想讳言,自己对这一人文讨论是寄予相当同情的。这不仅因为它对大陆的反智主义、拜金狂潮仍不失为一帖清凉剂,更重要的是,作为不可缺席的声音之一,毕竟,还是出场了。
   
   精灵的失落:昨日还是今天?
   
    尽管如此,如果仔细思索,笔者以为,有不少问题,虽然笔谈中已略有讨论,但仍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和反省的。兹略举其荦荦大者并申论之。
    对人文精神的失落,学者们是否稍有夸大之嫌?换言之,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究竟有过多少人文精神?其实,关于毛时代“人文精神”的存在状况,已有讨论者一语破的,指出,五十年代“凡能生存下来的......,只能是在人文精神方面实行过自我阉割的人”。
    显然,我们不可能失落未曾有过的东西。
    退一步说,即使曾经有过一点,譬如,1978---1989年中国社会的人文复苏,但由于为时短暂,乍暖还寒,故仍心旌摇摇。如此根基疏浅之人文精神,其失落是否就构成了惊心动魄的巨大反差?说到底,这是大众消费时代才出现的新问题,还是根本就是四十多年的老问题?与其焦虑地抨击时尚,何如冷静地追根溯源。
    因此,有学者谓:“人文精神的命题虽然是面对了今天,但这个命题本身是早已存在于整个当代史之中了。”
    信哉斯言。
    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的情势,有其特殊性。不仅是意识形态真空时代,极而言之,是精神真空时代。它诞生了一个“如何填补”的历史性课题。基督教、新儒家,佛教、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类候补填空者,在在皆是。而人们所以如此焦虑于价值承担,终极关怀,人文精神等等,也确非空穴来风。
    虽然学者们共指人文精神是悬浮于上述一切主义和宗教之上的更虚和更普遍的东西,所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然而,它也不可能是没有载体的。譬如,就美国而言,文化保守主义者布洛姆(Allan Bloom) 哀叹西方人文精神的沦落,主张恢复经典,而其他左翼学者如代瑞尔.格勒(Darryl Gless)等人则鸣鼓而攻之,指出布洛姆所主张的所谓“人文精神”的霸权性和虚妄性。 从中不难看到双方主张的根本对立,亦即各自人文精神的非一致性。你说谁代表真正的人文精神?何来“共识”?由此看来,即使是指人文精神,恐怕也不可能是一元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是分层的,精神也是分殊的。要使全社会聚焦于一种精神上,所谓“凤凰集鲁郡,群鸟从之”(《汉书.宣帝纪》),那种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时至今日,人们或许已经懂得了,有些冲突是永恒的。真正重要的问题都不是能一劳永逸解决的。事实上有时就是没有利益的交集。唯一的共识就是各家各派各层文化存在的权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关键在于应有各自独特的精神空间。在当代,纵横于江湖中的各家各派,并不在一条船上,而是分乘于不同船上的。因而,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这恐怕是更为正常的状态。
    人文精神在现代是否还能取得其庇护所?精英文化是否能在现代市场的机制中创发出自己的独特空间(譬如,独立的私立大学,各类独立的研究机构,各类作为精英文化后盾的基金会,各类独立的出版社、刊物和报纸等等)?人类还有无智慧和能力保留某种象牙塔式的精神园地?直白说,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而人文精神,也不仅指静态的现状,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与其坐而论道,怨天尤人,自取其辱;不如起而自救,自尊自立,闯出你自己的天地。本刊上期吁请“退而结网,疏理混沌”,及本期专访邓正来文,都是重申这一意旨。事实上,正如邓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大陆已经有一批非常严肃的、把自己严格定位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一批学者,而且这批学者不在少数。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并尝试可以操作的步骤,仅仅是大声疾呼,于重建人文何补?徒然沦入“大言炎炎”的轮回而已。当然,倘若并无自我拯救的本事,那么,自甘认命罢。这是对一切人都平等的权利。
    无庸讳言,当下甚嚣尘上的消费主义,成功地变成了中国精英文化的头号杀手,但是,正如陈平原在《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中研究指出的,这种状态,其实是中国百年特殊的“大众化”历史运动的逻辑结果,也如前所述,是五十年代以来命若游丝的人文精神的自然归宿,并不是常规状态。如所周知,欧美是典型的工商消费社会,其人文精神是否已经彻底沦落?精英文化是否还有自己的空间,是否濒临绝境?笔者愚钝,未能洞烛机先,只能老实地说,未必。
   
   道统的薪传
   
    另外一个重要之点恐怕要特别注意:不宜混淆了知识性探究和宗教性承担二者的界限。仔细读解学者们的对谈,可以发现,其人文精神的含义基本上是指某种终极关怀,某种宗教性承担。这与人文学术的研究并无必然联系。正如我们不能认为市井百姓就不可能有终极关怀一样,我们也不承认人文学者如郭沫若等人赋有人文精神。知识学问归知识学问,精神承诺归精神承诺,理固其然。但是在中国的伦理中心的文化传统中,二者却是极易混为一谈的。传统的中国人文学术---儒学,特别是其中的“成德之学”,就把西方的宗教性功能承担了。它基本上不是知识性研究,而是某种意志的修练和提纯,乃至某种终极的承诺。这与欧美的学术传统是大异其趣的。当然,人文学术的探究有助于人文精神的宏扬,恐怕也仍是不争之议。
    更值得警惕的是,作为人文学者(笔者自然包括在内),我们究竟在多大的限度内可以自命为社会代言人?我们自身的特殊利益是否潜在地进入了讨论,是否影响了讨论的结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意识。随时保持某种自我反省的精神,乃是至关紧要的。
    无疑,每个人都身处某一具体的社会位置,从而就有其特殊的利益,这是无法彻底摆脱的“先在”。没有谁有权利充当上帝,能够绝对超越一切利益和视角来充任人类总体的代言人。因此,特殊的视角和利益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途径能够逼近客观性。实质上,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以及在与其他不同背景的人的对话及同情的理解之中,我们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超越性,一步步消解了独断性和狭隘性,同时,一层层逼近了客观性和普遍性。虽然,鉴于这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进程,因此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达到。。
   
    学者们概叹,近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所以被遮蔽乃至沦丧,原因之一在于那种精神氛围中我们未能产生出象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俄国),泰戈尔(印度)等具有全人类胸襟的人文精神象征性人物。
    诚然如是。我们的确没有中国的泰戈尔、托翁、陀翁以及爱因斯坦,我还想添说,我们更没有中国的耶稣,释迦牟尼,这恐怕更关紧要。但是,这些都是天命,可遇而不可求。与其焦躁怨天,不如安之若素,沉潜修炼,静静滋养人文之气。假以时日,或许会感动上帝,豁然降生这种人文的象征性载体---典范式的人物,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使弥漫尘世的凡俗境界获得普遍性升华,让人文精神沛然充盈于天下。
    但另一方面,我们仍不可忘记,中国近代也自有其本身的人文道统。从康梁以降,我们看见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辜鸿铭、胡适、李叔同、周树人、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张东逊、储安平、罗隆基、马寅初、傅雷、殷海光,......翩翩而降,进入历史。这一精神道统,赋有自身特殊的色彩,虽屡经横逆,仍不绝于缕。作他们的精神传人,丝毫无需自惭形秽。而且笔者还敢断言,即使将来苍天有眼,果然孕育并诞生了中国的泰戈尔,他也一定是在上述的精神道统中,薪尽火传,滋养生长起来的。
    惟因如此,本刊自创刊四年以来,尤其是近一两年来,一直掸精竭虑,以图接通这一人文精神的地气,并孜孜致力于与太平洋彼岸的同道精神交流,以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而上承旧统,下开新流。
    至于故国的那些口笔之战,目前,大概也已渐行渐远,烟消云散了。事实上,大小传统的传承者们,人文学者们和王朔们,各从其志,各领风骚,各自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道不同,不相为谋”,宜效庄子之法:“不如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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