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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百年:两点观察


    百年以前的一场失败的变法,今天再次牵动中国人那根敏感的心弦,并汇成一场弦乐交响,鸣奏于整整一个世纪以後。稍稍留心的人,也许不难发现这场遍及海内外华人的心弦共振。
    何以戊戌变法能引起当代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共鸣,掀起如此深长的情感涟漪?除了“百年”这一时间导因外,说穿了,盖因几年前,循先人的历史脉络,同样一座京城,同样一出悲剧,呼啸而起,血腥落幕;至今仍为历史悬案,被密封在权力的黑箱之中,尚未获得妥善安顿与正义伸张,而它与百年前那一幕竟又是惊人相似。於是,发思古幽情,浇心中块垒,遂成一时之潮。

    这是对百年国运的一声叹息。
    众多的讨论涉及到了戊戌事件的各个侧面,也涉及与当代事件的比较研究。应邀急就的这篇短文,只想谈两点边缘性的观察,一个是有关双重权力结构的问题,一个是事件的国际条件问题。
   双重权力结构——权力的名与实
    中国历史所生产出来的一个形象化场景:“垂帘听政”,具体而微地呈现出了中国当时高层的双重权力结构:以帘为界,帘外是一重权力,帘内是另一重权力,并且是更高的一层。两重权力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决定性地支配了事件的走向。
    双重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名实分离,权责不一。
    执行者没有最终决定权,受制于在双重架构中的“太上皇”层次。所谓“责权统一”本来就是指行政机构的权力主体与责任主体必须合一。这是合乎常理的政治逻辑。结果,在晚清高层权力结构中,单一的政治主体被一劈为二,最高权力与最高责任分别被分派于两方。一方是名义上的统治者皇帝,必须对国事具体操作尤其是其失败负责,却没有最高权力;一方是“皇太后”,“垂帘听政”,握有最高权力,却不负由此导致的任何责任。这种权力与责任的二元分离必定造成政治体系的震撼,政局周期性不稳。
   
    历史的诡秘是,在一个世纪之後,中国在邓小平时代的高层权力,“异代而同型”,居然又一次呈现出类似的双重权力结构。其基本特色同样在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统一、不对应。
    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耀邦,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小平。
    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应,系指权力与责任分离。这意味着最高指令的发出者可以不负与该指令相应的责任,而须由执行者负责。即,邓拥有最高权力而不需承担该权力相应的责任,责任由胡、赵承担;但是倘该权力运用获得成就,则荣誉仍归于邓。譬如,胡耀邦在这种结构下被罢黜后,赵紫阳继之。到1988年的所谓“物价闯关”时,赵实际上并不赞成贸然而行,但最后的决心是邓小平下的,然而其失败的责任却须由赵全部承揽。
    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胡、赵当然也不例外。
    上述结构性隐患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突然显现出来,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如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在胡耀邦推行邓式“新政”过程中,爆发学运。党内保守元老趁机发难攻击“新政”,邓一方面认为胡在政治上对自由化“手软”,另一方面在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中,亦隐感胡“功高震主”,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攻胡的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1989年,类似事件以悼胡为导火线在更大规模下重演,赵亦戏剧性地被罢黜。从此,邓失双臂,“新政”的颓势已不可避免了。
    类似之情况,我们也可以在当代伊朗的权力结构中找到。自从1979年伊朗革命导致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形态后,国家实际上处於神权与政权的双重统治之下。虽然日常的行政管理事务由总统负责,但是,最高的权力,重大政治问题的决定是由在“帘后”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作出的。这一做法在霍梅尼去世之後仍继续下来。这就造成了国家上层权力的二重结构。实际上,在霍梅尼时代,二重权力结构已造成了霍梅尼与总统的冲突,最後导致总统离职。在霍梅尼之後,由於继任的神权领袖不具有霍梅尼那样高的威望,因此神权与世俗权力的斗争将更为复杂微妙。联系到去年刚选出的总统具有相当好的民意基础和国际形象,而该基础又是与民间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过于严苛的伊斯兰原教旨统治方式有关。因此,笔者估计,在伊朗,由於这种双重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势必在不久的将来会爆发神权与政权的权力斗争,把伊朗引向混乱局面。
    名实分裂的架构必然导致政治运作的非规则化,的权力更迭的非程序化。为阴谋政治留下空间,悲剧于焉诞生。
   国际条件及其限度
    众所周知,无论是戊戌年间,还是在1989年,各国舆论和政府对於中国的变法与改革基本上都抱支持与同情态度,总的国际大气候是对变革者有利的。譬如,戊戌变法失败后,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支持慈禧政变和垂帘听政,一致同情于光绪皇帝及康、梁。类似地,六四事件期间,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支持北京当局屠杀和平示威者,并在事发后,施以经济制裁措施。这些都表明慈禧和北京共产政权在道义与外交上的孤立。不过,也应同时注意到,戊戌时期,也没有任何外国政府肯直接出面交涉,以使光绪皇帝回归掌权的皇位。六四期间,同样没有任何民主国家肯直接干预,使合法的最高首脑赵紫阳及改革官员回归权力核心。虽然各国的具体反应因国情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总体而言是非常相似的:其反应都是节制的、有限度的。没有任何政府会把别国民众的利益置於本国国家利益之上,这是政治铁律。
    事实上,“本国利益优先”是笼罩所有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对此,不应有任何其他的幻想。
    历史表明,绝大多数国家终归是要同一个无论用何种方式最终掌控了该国的政权打交道的。这是冷酷的政治现实,是人们必须清醒意识到的。
    如果看一看戊戌之後的历史演变轨迹,我们也许会更清楚地洞察上述政治逻辑。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诛六君子,并大兴党狱,维新诸君情势危急。经历千钧一发的惊险过程,康有为获得英国军舰保护,避难香港。日本友人宫崎亲赴港岛,接应康有为至东京。而日本友人平山周则到北京以和服装扮梁启超及王照经天津登轮抵日。日本政府提供避难日本的康、梁一切生活费用,并予以严密的安全保护。英、日政府官员并保护和救援了另外两位维新派大将张荫恒和黄遵宪,......。
    在举世同情中国维新党人的普遍氛围下,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慷慨陈言:“我们希望他们乘坐英国轮船,而我们的船主不会让他(康有为)在英国旗的保护下被捕。如果这样的现代圣人不幸在英轮上丧失生命,那将是我们永远的耻辱。”(《字林西报》,1898年9月24日)其大度德行、悲天悯人之态,溢于字里行间。
    各国外交使节奉劝慈禧谨慎从事,委婉地反对“废光绪,立新皇”。李提摩太警告清政府说:“忠臣难得,谏言易入,人死不可复生,民动不可复静。”结果使慈禧被迫放弃了废立的企图。
    而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个个满怀激愤,誓言与慈禧集团誓不两立,开始以文武两手展开反抗慈禧清廷的斗争,并继续倡言变法改革。
    梁启超卓越地代表了在文的方面的努力。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经费大部由旅日华侨资助。该报宗旨在维持中国清议,支持变法,丑诋慈禧,力主光绪复位。慈禧对之恼怒之极,悬赏通缉康、梁,甚至得其尸首亦可前去领赏。清政府致函日本总领事曰:“禁其(《清议报》)妄发议论......严饬贵国报馆商人,万勿代其分送此报。”清廷并通令长江各关口查禁《清议报》。但是,其效果甚微。《清议报》不仅发行通畅并畅销于沿海和沿江各大城市,国内各报亦多转载。......这里的原因在於《清议报》以外国友人的名义注册、发行,很难禁止。故清廷目的并未得逞。显然,由於清廷对社会的控制远逊于中共的控制程度,因此,当年梁启超们的文字成效比百年后的他们的后继者的成效更大。
    但在武力反抗方面却遇到严重挫折。唐才常获康、梁募得的巨资后,以自立军的名义起事。仅仅在戊戌两年之後,1900年8月22日,唐才常、林圭及日本人甲斐靖共二十多人被清重臣张之洞在英租界逮捕。唐才常等遇害,甲斐靖则被送交日领事馆,清廷请日本按律治罪。而这次逮捕是得到美国领事同意的。因为他们声称武装暴力行动“皆与北方团匪(义和团)相仿佛,......敝国绝不保护。”(《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p.133)
    在加拿大,康有为于1900年组建“保皇会”,旨在促成光绪复辟。不久,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旨在革命,推翻满清。自此,君主立宪(保皇)派与革命派的长期论战和偶尔联手的历史拉开了序幕。
    当初,戊戌政变发生,情势紧迫,英、日二国救援维新人士最为热心,贡献良多。但英国仅止于救人,拒绝康有为呼吁他们帮助光绪复权的请求。日本见状,也日益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因为当时日本一直唯英马首是瞻而调整政策的。
    渐后,日本内阁换届,新阁主张亲近清当权派,更因为清命臣张之洞力主亲日。使日本的外交政策更趋现实主义,更加向清廷倾斜。
    此後,当康有为赴英求援无果而返归日本时,日政府已翻脸阻止其入境了。1900年,梁启超的护照亦被日政府吊销。
    至此,康、梁想借助国际力量的干涉以使光绪帝复辟的梦,已在炎凉的世态中化为美丽的水中之月了。
    始亲终疏,何以至此?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当初英日政府何以热衷帮助维新派人士,理由无非如下几项:
    思想上赞同变法,因而同情维新派;维新派人物多与该国有一定关系,如黄遵宪曾任驻日大使,张荫恒曾获英国勋章;还有私人情谊或正义冲动等等;然而,最关键的,是维新派的政策比较开放,不闭关自守,特别是外交较为亲英、日。
    既然最紧要的原因是维新派较亲英日,而现在维新派已无权力,那么,其外交取向也就丧失了实际意义和利用价值,有鉴于此,外国的始亲终疏是合乎人情之常的。政治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剔除情义和诗意的过程。最终的等式是在利益的天平上达成的,它是冷酷算计的结果。而道义情感之类的罗曼蒂克,祗是这一过程之外的奢侈品,无足轻重的。
    当然,笔者的意思绝非是说我们无须国际的支持声援。诚如我们在戊戌的历史过程中所见到的,这种支持有时也会起重要作用。但是,很明显,国际支持不宜过于依恃,完全依赖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在诡谲多变的国际风云中,中国人恐怕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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