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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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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头号隐患:两类劳工问题


   The first potential dangers in China: Two kinds of Labor issues
   1.国营企业的瓜分和失业浪潮}

    根据今年三月份李鹏在大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下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所谓“保大放小”,即:国家只集中力量保1000个大型企业,而让其余20多万个中小型企业自生自灭。对中国国情稍有了解的人们,立即就会预感到,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来临。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下一波国有企业改造,很可能演变成一股“瓜分国有财产”的浪潮,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积累原始资本的“圈地运动”。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巨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浪潮。在这场重新分配利益的游戏中,虽然总体生活水准提高了,但比较其他阶层而言,国营企业工人的相对地位却下降了。
    但目前的最主要的危险更在于不公平的“私有化”步骤。无论是企业破产,还是出卖给外资,无论是拍卖,还是折算成股份,都关系到对企业资产的审查评估,也都涉及大批工人的失业。而在这所有的过程中,工人都被排除在外,没有发言权。实际上,中共八十年代的所谓“让利放权”,权力和利益主要落到了企业公司的经理、厂长身上,他们已成为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而工人却成了被遗弃者。由于工人被禁止自行组织起来,无法参与或监督企业的资产审核,也没有自己的工会为企业不正当地解雇工人而抗争。于是,企业掌权者完全可以通过压低估价,收取回扣,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方法,“权钱交易”,瓜分“公共财”,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财产,搜刮进自己的腰包。于是形成了一种异常奇怪的景观:在一个个濒临破产或严重亏损的奄奄一息的企业里,在这些国营企业的大批工人面临“下岗”被解雇等悲惨命运的同时,这些国企的废墟上却居然出现了一批腰缠万贯的“新富”!而上述亏损和破产等责任本来主要应由他们来负的。这种强烈的对比,极端的不公正,明目张胆的财产抢夺,必定导致社会上大量国营企业“下岗工人”的激烈的反弹,从而引起社会广泛的动荡和骚乱。
    事实上,在此之前,就是在小范围实验而尚未推行大规模的上述国企改革方案的1996年1月至9月,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抗议浪潮。据统计,在此期间,一百二十多座城市就发生了一千五百二十余次游行、集会、示威和请愿。共有一百八十五万人次参加。在一千七百四十多个工矿企业发生了集体罢工、怠工,发生了三百十七宗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在请愿和示威事件中,有五十二宗暴力事件,造成八百二十余名群众和党政干部、公安、武警人员伤亡。据统计,中国的失业人数至1996年为止,已超过了五千万人!
    既如此,那么,倘若大规模全方位实行上述“改造”,其抗议乃至骚动浪潮的规模就不堪设想了。
    除了失业问题外,由于在国营企业中,工人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职工--国家”关系,因此并不存在单纯的经济诉求。工人们的工资及其福利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工厂管理者并无权力改变其基本标准,所以工人们经济要求实质上是针对政权的,是一种政治要求。因此,共产国家内,以经济目标为诉求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只能有两种前景:其一,它完全被压制,不能发生。其二,倘一旦爆发,则势必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必然引发政治后果,成为挑战政权的运动,就象波兰团结工会运动那样。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共产国家的“劳工运动”对当局特别危险,常常在萌芽状态就遭到极其严酷的镇压。
    有鉴于此,这就导致了共产国家国营企业中的最常见的相对安全的特殊“劳工运动”---怠工,它造成了效率低下的绝症。这一绝症,成为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国营企业亏损和破产的进程,加深加大了失业危机的覆盖面。
   2.新形势下“三资”企业中的劳资关系
    前面所讨论的,在中国,实际上只是很多人已注意到了的国营企业劳工危机,即所谓第一类劳工问题。但是,另一类问题,过去,一直被认为状况很好,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故一直尚未引起广泛关切。但在实际上,问题已经愈演愈烈了。
    这就是“三资”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所谓第二类劳工问题。
    众所周知,在过去大陆,95%的企业为国营企业。但自1978年实行邓氏“新政”以来,外资、私营、合资和乡镇企业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仅仅从以下一小段时间内的极其有限的统计数字,我们已不难窥见“三资”企业的蓬勃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了。
    外资:到1992年底,外资企业已增至84,371个,93年1--8月,又新增44,000个,中国大陆当时的开放地带面积达50万,有339个县,人口达3.2亿,到1997年的现在,无论是地域和厂家数量,都更加扩大了。
    私营:1992年底,除个体户外的私营企业已达1530多万个,占服务行业的3/4,商业的1/2。而大约有一半的私营企业设法把自己注册为其他性质的企业,避免承认自己的私有性质,故实际数量更大。
    乡镇企业:1990年底,大陆就有一千八百多万乡镇企业,就业人口近一亿,占工业就业人口的40%。
    其他如集体所有制单位是行了承包制,脱离了国家的直接控制,产权关系也与过去不同了。国营企业也扩大了自主权,实行自负盈亏,与国家也疏远了。
    ............
    在这种产权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企业作为一个法人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利益,不再是国家的代表了。中国的劳资关系已从“国家--职工”关系转变为真正的“资本--劳工”关系。它回归到了各国常规意义上的劳资关系。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它也带上了若干“中国特色”。这就是新形势下中国大陆的第二类劳工问题: 劳资冲突--一个新的严重社会问题。
    譬如,1993年前三季度,仅仅是天津和大连两个城市的外资企业中,就发生了十多次工人罢工事件。其中有一起罢工抗议事件发生于1993年二月,有七百多名合资企业的女工到市政府门口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以及改善企业中的劳动条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震动。1992年,仅仅是广东省报导的工潮就达十八起。甚至在“天子脚下”的北京长安街上,开张不久的“麦当劳”餐厅业也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
    有鉴于此,1993年10月30日闭幕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决定把缓解劳资关系、平息劳资冲突作为今后的主要工作。
    它的背景,正是上述产权关系变化带来的副产品。
    当然,北京当局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有选择地允许国内新闻界报导“三资企业”的劳资纠纷和工潮,而严厉禁止报导国营企业工人的罢工游行和抗议失业的事件。因此在外观上,似乎“三资企业”中工人的情况还要严重的多,其实,这只是一种“控制新闻”的效应,显然与事实是不符的。事实上,大量未被报导的工潮都发生于国营企业,而其失业或“下岗”工人的反抗要激烈得多。简单的原因是,除了国营企业因亏损而解雇的工人多得多以外,国营单位的经济待遇与“三资企业”的较高工资是无法相比的。
    3. 劳资激化的原因
    然而,不可否认,在“三资企业”中,确实是存在劳资问题的。而且在剧烈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主要的发达国家。
    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以下问题上,国家、企业和工人三方都未能适应大陆社会状况新的变化。而最根本的,在于法制不健全。
    在北京当局方面,就象一切庞大的“政教合一”的官僚机器一样,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熟视无睹,依循老例运作,在如下四个方面与现实严重脱节。
    (1)意识形态因素:中共正统的马列毛意识形态并未彻底放弃其基本教条,仍把自己视为工人的代表,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又不存在劳资关系。这种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鸵鸟政策,使之无法实事求是地面对并处理基本的事实,并且授极左派以把柄,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2)劳动立法不健全:中共在建政之后的一短段时间内,曾制定过一些处理劳资关系的法规。但是毛泽东挟其刚取得政权后的意识形态狂热,刚至1956年就全面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即公有化政策。据此,撤销了50年代初的《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及工作规则》和《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使此后30年间,劳资纠纷一直无法可依。这种混乱状况,直至1987年才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才逐步开始扭转,但是立法仍无系统,且矛盾甚多,漫无章法。此外,也同样是由于过去意识形态的后遗症,使劳工律师和劳资调解专业人才缺乏,即使有法,也无人执法。
    (3)缺乏相应的行政机构:中国政府内并无专门处理劳资关系的行政机构。过去的类似机构是管理企业的劳力调配和工资发放的,与真正的劳资问题无关,更与“三资”企业的劳资纠纷无缘。政府希望透过官方工会去调整此关系,但这与工会的利益代表角色有根本冲突。
    (4)处理劳资纠纷的泛政治化:由于沿袭旧有思路,以及波兰团结工会的阴影,北京把劳工活动看做是对中共的政治挑战,看作“职工--国家”矛盾,这种思维定势阻挡了依法处理劳资纠纷的努力,且未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势。事实上,在“三资企业”中,劳资关系早已不是“职工--国家”关系了。但当局仍被旧的思维和行为惯性支配着。
    在“三资”企业方面,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企业主利用中国大陆法治和市场不健全的特点,使自己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形成了严重的倾斜。其特点主要有:
    (1)官商联手,压制工人。自晚清以降,近代中国历来有官商结合的特点,到中共政权臻于极点,达到官商一体,商(企业管理者)就是官(中共干部)。改革开放后的“三资企业”中,虽然商已不是官,但他们出于商业直觉,马上利用了“官商结合”的传统。譬如,一旦发生劳资纠纷,企业主的第一反应是去找官场的朋友疏通,甚至利用党政部门的朋友去压制职工,而不是直接与职工、工会谈判。
    (2)劳动合同权利和义务极不对称。由于中国的传统基本没有权利意识,反映在劳动合同上,就是普遍偏袒老板,没有或很少提及工人的权利,而是详细列举了工人单方面应尽的大量责任和义务。再加上劳动力供过于求,老板几乎可以任意设计劳动合同,予取予求。故人称大陆的劳动合同为“卖身契”。
    (3)党团组织协助老板“摆平”工人。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典型故事。原来,在外资企业建立之初,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企业主普遍抵制中共在企业建立基层组织的企图,因此到91年初为止,大陆仅20%外资企业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但是,奇怪的是,最近,外资企业忽然纷纷主动要求建立党支部了,个中原因何在?原来,企业主们发现,共产党基层组织居然可协助资方对工人做政治思想工作,防止或制止“闹事”。这种看似天方夜谈的故事的确是当下中国大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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