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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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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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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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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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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党天下」的奠基礼
·“党天下”的奠基礼——论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
·王储 选帝侯 黑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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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鼎连环,鼎分三足-------从中国看亚洲重组

陈奎德
   岩浆,尚未凝固
    一个事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当某种平衡被突然打破以后,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久久不能平息。而如果是某一体系受到一次巨大的振荡和冲击,那么,其一连串的“余震”以及相当一段时间的“振荡后遗症”,就更加蔚为壮观了。

    这正是当代世界的状况。
    试设想,一个以两极结构为其主要特征的构架,其中一极突然解体,会发生什么历史后果?事实上,在这种状况下,要建立一个新的架构,几乎所有的构件都得重新勾连,重建结盟关系。否则,就将在新的结构体系中陷于孤立或其他不利的地位。当此之时,旧的秩序荡然无存。但同时,各种新机会也冒出来了。这是历史的分岔点。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只有经过一段紧张的纷争和讨价还价后,新结构的雏形才会逐渐从地平线浮现出来。
    回顾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雅尔达协议 ,就是这种因战争打破平衡,从而描绘新图的典型。本世纪的世界格局,特别是基本的政治地图,事实上是由这两次瓜分会议所划定的。
    1989年--1991年在原社会主义阵营所发生的事件,它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从长远看,应当并不亚于巴黎和会与雅尔达协议。但是,迄今为止,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也尚未看到崭新的国际格局在稳定地诞生。
    实际上,这次共产主义大溃败所喷发出的岩浆,迄今还未凝固,尚处于未定型的状态。最后会凝结成什么样的形态格局,恐怕取决于本世纪结束之前各国之间以及世界各种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利益集团之间的折冲尊俎、纵横捭阖。
    何以这次大振荡所引发的世局调整所需的时间比过去来得长?其原因恐与这次变局与前两次变局的不同点有关。
    中国古人有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首先,不同以往的是,这次大变局之突如其来,完全出乎世人预料之外。无论政治家还是学者,统统跌破眼镜,遑论作出充分的应变准备了。因此,即使如布希先生事后所许诺的“世界新秩序”云云,也就只能是一个毫无具体内容的空洞名词了。而巴黎和会及雅尔达协议的重组,系由战争引起,人们对战后的安排,早在战争之中就已在预谋协商了。因此,当时达成某种新秩序的过程要快捷得多。
    其次,这次大变局完全是一种自发崩溃、解体,不象战争之后,存在一个或数个战胜国强权在主动策划、支配和布署各自的势力范围。加以此次变局后所剩下的唯一强国--美国也正处于衰退和收缩之中。因此,历史给了各国和各利益集团以较广的空间去折冲尊俎,争取各自的利益。这种“大分化、大改组”的国际游戏,由于各种复杂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因素掺杂其间,同时又不存在一个号令八方的强权,全靠各国和各种利益集团在前景不明的混乱状态中艰难地相互摸索,合纵连横,讨价还价,协商妥协,因此,要看到这次大调整尘埃落定,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是可以预料的。
    人们普遍注意到的,在这次全球重组的历史性变迁中,与以往不同,军事的、边界的冲突将退居次要地位,而经济的竞争和冲突,具体的说,市场、信息、资源和技术的争夺,将占据这次全球大调整的中心地位。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鉴于其经济高速成长所产生的前景,亚洲新秩序的确立,会对世界下一世纪格局的建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重“三极”的连环套
    如果仔细洞察,不难发现,在人们所谓的“多极”国际图景中,其实,“极”并不是那么杂多的。如果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从世界、亚洲、大中华这范围递减的三重领域来观察,在每一重领域中其实都隐隐浮现出一个主导性的“三极”图景的轮廓:1) 世界的“大三极”:北美、欧洲、东亚, 2) 亚洲的“中三极”:中国、日本、俄罗斯,3)大中华的“小三极”:大陆、台湾、香港。
    笔者称这种三重“三极”的连环套格局为:三鼎连环,鼎分三足。
    很明显,这大、中、小三个三角形是存在连环互动的关系的。其中,亚洲的三极由于是连接大小两个三极的中介,从而占据了相当关键的地位。当然,由于亚洲内部的组合越来越与世界格局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考察亚洲利益的重组时,也必须结合全球地图的重画。
    按照亚洲利益结构的发展趋势,以上述三极为凝聚中心,依经济利益圈划分,有可能呈现出如下的组合形态::⑴南中国、港、澳、台以及东盟各国,⑵日本、韩国、(中国的)辽宁和山东,⑶俄罗斯(亚洲部分)、内外蒙古、(中国的)黑龙江和新疆、中亚的原苏联各国以及南亚(印、巴、阿富汗等)。
    当然,其他各种组合结盟的形式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人们会注意到,在上述同一个利益圈中,有些成分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历史仇恨或敌意,譬如,日本与韩国之间,俄国与阿富汗之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大陆与台湾之间目前的外交攻防战(两岸均大举外交进攻,幅度和声势均超乎以往,而台湾正式地位的确立与亚洲未来的格局息息相关)。......等等,这些当然会构成某种离心因素。但笔者相信,在世界经济激烈竞争的纵横捭阖中,现实的理智最终会压倒传统的情感,因而,上述的组合方式仍是概率较大的。
    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作为首要的因素之外,亚洲各国对中国强大的疑惧,对日本的旧恨,也是驱动其组合的要素之一。
    譬如,目前,对中国强大的疑惧,就使亚洲力量均衡的问题进入了议事日程。目前中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亚洲的强权,破坏了亚洲的均势,特别是军事均势,势必引起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调整,其导致的制衡方面的力量真空必定要有某种形式的填补。例如,美国力量的某种形式的介入,或扶植日本成为可资平衡的国家,或日俄联手抗衡中国......等等。
    日本,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在外交资源上有其根本缺陷,但作为一个内聚力和爆发力极强的国家,不可能变成某种附庸,依然会是一个有力量有独特精神的核心。
    俄罗斯,虽然目前被其制度转型所困,但是这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现象,从长远看,其深厚的人才资源和无穷尽的西伯利亚自然资源使其富有巨大的潜力,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因此,中国、日本和俄罗斯成为亚洲鼎立的三足,达成某种三角结构的平衡的这种格局,恐怕是未来亚洲最可能的主导性格局,同时也可能是解决上述疑惧的比较稳定的格局。从较为长远的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俄、日三国的力量均势是对亚洲最有利的安排。任何重画亚洲政治地图的行动,都必须考虑到这三极的力量均衡,倘若其中任何一方力量的过于强势,都会破坏均势,导致重新组合,引发动荡不安。
    在上述的各级关系格局之中,除了大中华区域而外,其他各方发生重大变动的可能性都较小,因此,大中华区域未来的走向就成了亚洲重组的关键性因素。
    而且,按照中国传统智慧,所谓“修、齐、治、平”,处理各类伦理行为关系应当遵循一定的等级顺序,必须由小到大,由内向外,方为天地之正道。即:只有完成了个人的自我修身,才能齐家,齐家之后,才能治国,国治好了,才能平天下。这种硬性的顺序作为一种绝对化模式,当然不合时宜。但是,类似的、相对的顺序关系仍是存在的。近代政治常识所谓“弱国无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与中国传统仍是有连接点的。从这一角度观察,可以说,只有港、台、大陆这小三极的关系出现了清晰和稳定的格局,中国、俄罗斯和日本这个亚洲的中三极的关系的稳定才有相当的保障,而在前述两极稳定的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得上北美、欧洲和东亚这个世界大三极的稳定。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笔者敢斗胆预言,在所谓“大中华经济圈”的广阔范围内(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或许还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倒退,然而总的趋向必定是更加靠拢,极可能在下一世纪浮现出某种关系更加紧密的政治安排,其相互间的关系会更加缓和,制度会愈益趋同,而且其制度变迁的方向则是大陆的香港化、台湾化,而不是相反。
    但是,无庸讳言,这一历史过程必定是充满痛苦而艰辛的。而其关键性的因素则是中国大陆的变迁方向。因此考察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变与不变的东西,有助于对未来中国当局外交动向的判断。。
   双色拼盘:中国外交
    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行为模式有两重因素:地缘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
    所谓地缘政治因素,系指无论是谁、何党何派当政,作为独立的国家利益的主体都必须如此行事的模式。例如,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对日本、俄国的某种距离感,某种模糊的“远交近攻”的外交准则,甚至还包括了中国传统中的均势平衡智慧以及对于二极结构的潜在恐惧等等,....这是一种普遍性的长期性的因素,换言之,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
    所谓意识形态因素,指的是“国教”对外交方针的影响,是某种特殊历史阶段的现象。如,建政初期对苏俄的“一边倒”,参与韩战、越战,支援古巴和输出革命等等。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外交史,就是这两重因素的消涨起伏史。而总的趋势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增强,意识形态的因素减弱。应当看到,这两方面经常是矛盾的、甚至是分裂的,我们必须把其外交政策中的这两重因素剥离开来,使其意识形态的因素消解于无形,才能使之更加接近中国的国家利益。
    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常常成为历史包袱,成为实施地缘政治外交的绊脚石。而且,更不妙的是,这种因素已成为现实条件的一部分,使主政者不得不考虑。例如,目前对北韩某种程度的撑腰,就是这种难以扔掉的历史包袱所造成的。
    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内政与外交取向分裂所付的代价。所以如此说的原因是,中国自从毛时代后期,即七十年代初与美国开始谋和后,外交与内政出现明显的分裂。它必定要寻求某种解决。不是外交的方向战胜内政的方向,就是内政的极左方向战胜外交的现实主义方向。因为内政和外交的分裂是不容长期存在的。
    众所周知,在这一竞争中,外交所象征的路线战胜了内政的路线,二者渐趋一致的结果,是总体上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邓时代出台。这种方针,当然是比毛晚期的内外分裂的路线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但是,虽然邓在外交与内政上大体协调一致地奉行现实主义方针,然而这一现实主义是有限的。因为其基点是建立在维护其统治地位这一首要目标上的。即,它是维持权力第一,国家利益第二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时候,为了权位,就不得不牺牲长远的国家利益,而保护一党一私的利益。在外交上,最为明显的是香港问题的处理,而在内政上,最大的败笔乃至罪行,则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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