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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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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二奶”看中国的司法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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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内分裂

陈奎德
   科技狂澜:福音还是丧钟?
   
    倘若你是某电影中的那位上世纪的飞天大侠,视线能穿透屋顶和墙壁,洞见一切,并且跨越时空,翱翔于今天人类社会的摩天大楼之上,那么,你一定会扫描到一幅与上个世纪大不相同的奇怪景象:许许多多男女,两眼发直,死死地盯着一个发亮的方盒子,口中念念有词,手指频频起舞,不停地打击着面前的一个长方盘子。

    你确认,现代人一定是中了邪。
    然而,真真确确,这正是当代的普遍性世界图景。
    远的不说,此时正在缠绕笔者的,正是这种“邪”。也拜此“邪”所赐,才有这篇文章产生。
    因此,为了进一步解剖这种“邪病”,让我们先再多看一眼所谓当代文明的象征物之一—电脑,从而尝试了解现代人类所处的特殊情势。
    试设想一下,倘若这个世界的电脑突然全停了,会发生什么事:飞机相撞,五角大楼一片混乱,进行中的外科手术突然没有了病人的电脑监控图像,股市乱成一团,监狱暴动,强盗冲入没有电脑监测的金库,.......全球陷入混沌之中。
    而另一方面,倘若有两样东西同时融汇在一个人身上:一方面是熟练的电脑技巧,一方面是蔑视道德规范毫无人文精神的大脑,那又是一幅什么图景?在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已经有人用电脑输出病毒来破坏其他大系统的信息,用某种高级程序去窃获银行巨款,甚至用巧妙的程序进入高度机密的核武器控制电脑网络,这一切都不是不可能的。据一份法国的报告指出,黑手党曾经绑架了一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经理并切断了他的手指,目的是用他的指纹来打进电脑的安全系统。
    甚至在政治过程中,电脑的运作也无所不在地弥散开来了。1987年12月,南韩在16年军人统治后的首次大选中,获选者在第一批选票统计中百分比的差数在整个晚上和全国各地一直奇怪地保持不变。一位声望很高的反对派候选人对他在光州获得的优势感到怀疑。他不相信他能获得94%的选票。他认为最多只能得到80%的选票。人们怀疑有人在编制结果的电脑上,而不是在选票箱上做了手脚。
    虽然,上述怀疑迄未证实,但一位政治分析家指出:“设计可接受的投票结果的电脑模型是极其容易的。可以按人们对投票者的选择、区域、阶层、年龄背景以及竞选中出现的事件的看法来加以调整。这种模型能设计获胜的百分比。”它甚至也能修改主要选区的结果,而用某种巧妙的程序设计就能抹去做手脚的痕迹。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电脑科学家乔恩.R.爱德华兹和霍华德.杰伊.斯特劳斯通过研究,指出:“近20年来,电脑化选票计数的出现产生了选举欺骗和失误的潜在可能性,其规模之大是人们过去所无法想象的。”
    因此,电脑专家操纵选举,在今天也并非天方夜谈了。
    ............
    要言之,我们这个世界系统的运转对于电脑网络依赖程度之深,已经大大出乎我们想象。因此,如果说,“天下安危系于电脑”,恐怕也并非言过其实。这同时也表明,我们人类社会系统的根基是何等的脆弱。
    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已经离不开这个自己发明的怪物—电脑。抛弃它而返身回头?已经此路不通了。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电脑是需要人设计和操纵的,设计和操纵是需要专家的,而大部分人虽然会用但却是不懂得其原理和编制那些复杂程序的。因而可以说,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了那些极少数我们并不认识的电脑专家上了。
    诚然,目前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还处于罗素(B. Russull)所说的时代,“在现代世界上,存在着实验室里的聪明人和无知的人们。聪明人是奴隶,象《一千零一夜》中的第金斯。在一些人领导下,并且通过聪明的奴隶们的独创性工作,人们正在共同从事为自身灭亡作准备这项伟大的任务。”(摘自1954年罗素演讲)
    确实,我们还没有看到克林顿或江泽民在紧张地敲击电脑,因此,聪明人即电脑专家们还是执行者,发令者并非他们。但是,应当记住的是,领导者们决策所依据的数据和资料都是专家们在电脑上复杂处理的结果,而人们对电脑输出的结果有一种类似福音式的崇拜。实际上,这些结果要经过很长的处理程序“链条”,从建立数据库到信息分类方法,直至分析用的软件,在每一环节上,信息都可能被精巧和毫无痕迹地被自由操纵,即是说,决策所依赖的信息数据是在经过了一连串的变形后才抵达决策者手中的。
    因此,专家和领袖究竟是谁在操纵谁,恐怕已是现代的“哥德巴赫猜想”,无人能解了。
    更何况,罗素所说的那种聪明人当下手的情势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人们注意到,专家们今天地位已升到白宫办公厅主任一级了(苏努努这位前主任就是例证,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电脑专业知识对信息进行控制),这种趋势的前景是不难想象的。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势头,人们禁不住想,未来的世界是否要将人分成两大阶级:懂电脑的和不懂电脑的?后者是否在未来世界被最终淘汰出局呢?
    不知道,但很可能。
   
    然而更引人深思之处还在于,电脑,只不过仅仅是现代科技的进展之一而已。如果我们再随便扫描一下另外的学科,如,基因工程,情况恐怕也不会轻松多少。
    几十年生命科学的进展表明,通过细胞核的移植,我们可能复制出千千万万个“爱因斯坦”(当然也包括希特勒)。而这一切,完全可能由极少数专家静静地在实验室中完成。这就产生了一些最基本的伦理问题:不可重复的个人独特性、个性、人的尊严何在?我们人类最基本的人文基地何在?科学(探索)自由和个性尊严何者更为优先?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是否必须改写?
    其他如人工智能的探索,生态危机,核子毁灭,外星智能, ............在在都对万物之灵的人类之经典的基本价值认定构成了挑战。
    无庸置疑,近三百年来,人类文明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显著特征是,自然科学及其副产品的科技,触目惊心支配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恐怕可以认为这是近代与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最基本的区别。特别是本世纪初,经历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中心的科学革命和现代符号逻辑的创立以后,这种支配作用更以狂飙突进的速度笼罩了人类社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的主要精神运动、哲学思潮都与科学技术的进展有关:或是它的精神响应者,或是对它的批判性反思。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前者的主要代表,海德格哲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乃至六十年代反叛运动和当前的环保运动是后者的典型。
    然而,这些思潮及精神运动,似乎对科学飞速进展并无影响,“它仍然在转动”,在自己的轨道上别无旁鹜地运行,越转越快,日益失控,谁也不知道它将把人类带到什么地方。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人类如同浮士德一样,同科学技术这个“魔鬼”已经订立了契约,走上了不归路,命中注定已经甩不开它了。
   工程师主义
    其实,向更早的历史时段追溯,也可发现,本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冷战的产生,某种意义上,也同这种科技迷信所导致的意识形态有关联。它的特征是某种“致命的自负”。
    这里主要是指,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特殊文化门类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所制造的某种特殊形式的近代主流话语。这种主流话语有多种表演形式,笔者在这里着重提出的,只是在我们曾长期生活的环境中那种熟悉的形式。
    前已指出,共产国家自诩的统治合法性是,他们是科学真理的唯一代言人。与此相伴随,其治国理念有很深的“科学主义”特别是工程师心态。为区别于一般的科学主义,我称之为“工程师主义”。
    众所周知,流传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头禅”之一:“教师、作家和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发明者,是斯大林。
    既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然有权给人“洗脑”,或称“改造思想”,或称“塑造世界观”,或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能想得出来的最高褒奖词是“工程师”。
    中共建政初期对大学的“院系调整”,也正是这种工程师思路的典型表现。
    他们取消私立大学,打乱原有大学教育格局,取消国际通行的相当部分系与专业,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企业管理等等,重组院系,纳入苏俄式的“工具主义”教育结构,以工业产品划分专业,希望培养没有人文素养的、只知道某一门极狭隘领域技术的所谓“技术文盲”。如过去素负盛名的清华、浙大、交通、重大等综合性大学,经调整变成了单纯的“工程师的摇篮”,至于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律师、管理人才、......对不起,不“摇”你们了! 毛在文革后期的一段话,把这种心态推向了极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换句话说,综合性大学滚蛋吧。
   
    由此,我想起了共产国家的技术官僚。
    据说,现在冷战尘埃落定后,各国“咸与维新”,放眼全球,都时兴“专家治国”了。然而,仔细品品,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后来才悟出,原来,“此专家”非“彼专家”也。
    一般而言,在西方国家政界,以律师和人文背景出身的官员居多。与此相对比,在今天尚存的共产国家顶层,作为其教育体系和思想的逻辑后果,簇拥着一大群理工出身“工程师”。如在中国,就有如雷灌耳的“清华帮”,操纵着这台国家机器。他们占据了官僚体系的中上层,其基本的思维方式,就是视管理国家如同控制机器(笔者由于过去也曾受过理科专业训练,对他们这种心态也略能体会一二)。
   
    简括而言,“工程师主义”的基本特点,其一是把社会看做一台大机器,所有的人都是这台机器的零件。其二是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社会)终点目标,所有的人和事,都要为该目标服务,不计手段,不惜代价。其三,是要有一个总的控制中心,要设计一个精确的施工蓝图,每一步都要考虑周全,每一步都要在中心的监控之下。因此,它强调统一性:统一思想、意志、号令、步伐、行动。因此,扼杀个性、创意和自由是其与生俱来根本特征。
    因此,在这种社会的政治词典中,充斥了大量的工程术语,如,列宁所说,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大工厂”,报纸是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斯大林著名的“灵魂工程师”论、共产党员以“特殊材料”构成论,毛泽东的中共号召老百性做雷锋式的党的“螺丝钉”论,革命“大熔炉”论,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而赵紫阳则是“总工程师”论等等,总之,构成了带浓厚工程师色彩的话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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