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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近代宪政的演化(60)1956年匈牙利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61)中共的反右派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62)毛的乌托邦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63)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64)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05)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文革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66)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
·近代宪政的演化(67)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68)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6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70)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1)台湾的宁静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72)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73)南韩转向民主
·近代宪政的演化(74)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75)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
·近代宪政的演化(76)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7)一九八九年中国天安门事变
·近代宪政的演化(78)柏林墙的倒塌
·近代宪政的演化(79) 波、匈、捷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0)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81)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2)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后期的苏联
·近代宪政的演化(83)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84)冷战后东欧的艰难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5)中共抗拒世界潮流
·近代宪政的演化(86)苏俄:艰难的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7)中共乞灵于民族主义
·近代宪政的演化(88)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
·近代宪政的演化(89)1998:“北京小阳春”
·近代宪政的演化(90)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 印尼的民主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1)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近代宪政的演化(92)新千禧年十字路口的中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93)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1)
·近代宪政的演化(94)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近代宪政的演化(95)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3)
·近代宪政的演化(96)“9.11”事件:历史的转折点
·近代宪政的演化(97)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1)
·近代宪政的演化(98)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99)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1)
·近代宪政的演化(100)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2)
·近代宪政的演化(101)左翼极权滑向右翼纳粹
·近代宪政的演化(102)胡温政权向毛主义摆动
· 近代宪政的演化(103)伊拉克战后民主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104)赵紫阳逝世与中国政局
·近代宪政的演化(105)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海耶克》
·《海耶克》目次
·《海耶克》 序
·第一章导言:二十世纪的先知
·第二章风华时代:维也纳—纽约—伦敦
·第三章风雨交加:《通向奴役的道路》①
·第四章赴美前後
·第五章《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六章晚年总结:《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⑴
·第七章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海耶克生平年表
·海耶克的论著
·参考文献
陈奎德部分中文作品
·陈奎德部份文章目录
·2003回眸:民权年
·超越两极线性摆动
·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 ————毛泽东忌日二十七周年
·迎接“新诸子时代”
·退而结网 疏理混沌
·论道问学揽风云
·《浴火重生》阅后
·六四薪火——关于六四与中国新生代
·“1984”,又临中国
·三个中国的演变趋势
·吊“萨斯北京”文
·六四:现代中国的十字架
·纳税人的诞生
·"自请违法":公民不服从运动
·追梦的踪迹——从近代史看中国的宪法.宪政.法统
·儒家谱系 . 自由主义——与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对话
·中国大陆新闻政策与执行的分析
·回儒恩怨_______兼评“张承志现象”
·审毛: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 ————毛泽东忌日二十七周年
·【祭文】悼金尧如先生
·韩战与中国国运——韩战停战五十年纪念
·公开信:致中国网警
·台湾总统大选与中国大陆的互动
·滑向“新纳粹国家”之路?
·稳定,稳定,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超越中共的两极化线性政治摆动
·“反向歧视”何时休?
·评中共的“内外神经分裂症”
·伊战与江胡
·中国人文精神的现代命运
·悲剧人物---邓小平
·创建未来,还是毁弃未来?_______概览中国教育界
·潮起潮落又逢君--“反西方主义”一瞥
·新阶层: 绿卡精英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分疏
·文化中国的历史际遇
·扫荡意识形态
·全美学自联第八次大会评述
·中国文化的现代裂变及其变体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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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______百年毛泽东祭

陈奎德
   亡灵:等待审判
   
    在本世纪,对于中国人的命运影响最大者,大概非毛泽东莫属了。

    毛泽东,以一个农家子弟之微,崛起于中国,口念咒语,挥军疆场,纵横驰骋,逐鹿中原,最终获得神器,建立了共产王朝,支配了中国亿万苍生竟达三十年之久。
    在去世十七年之后,毛泽东没有真正死去。他仍然是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活跃因素:一派的耙子,另一派的旗帜。
    简言之,他并未完全进入历史。
    在其百年诞日,如何来评估这一现象?
    记得在1989年初在国内,当知识界有人从审美的角度欣赏毛的“巨人意识”、浪漫个性及其壮阔事功时,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醒,这不过是由于现状的恶化而导致的对历史的诗化,同时也是由审美的距离感所产生的浪漫效果而已。“正如观虎豹狮熊,倘隔一段距离,并使之置于铁笼之中,则他们跃起扑食小兔确是极富审美意味的事件,并且,它们捕食动作的伶俐矫健伟美的雄姿,的确透露出某种'巨兽意识',极富诗意。但倘若除去铁栅这一'审美距离',让观赏的诗人们直接进入铁笼去感受其姿态,不知他们还是否有胃口去为'巨兽精神'大唱赞歌?当他被虎爪撕裂之时或咬伤之后,能否摆脱掉'怨圭'和'诅咒'的浅薄的情绪化表现呢?我想,恐怕很难。在笼外高谈美学意味的诗化哲理是优雅的。但一进笼恐怕就要'粗俗浅薄'了 。”(上海[书林]杂志,1989年第6期)
    乏味的是,相隔四年之后,上述故事又在中国半推半就的“怀毛热”中演出,再次为人类的健忘本能,提供了最近的证据。
    当然,我们不会不注意到,毛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所处时代不同,对其诠释也有异。因此,不同的毛泽东有其不同的历史定位、不同的社会功用。毛泽东的亡灵将呈现出千种面貌,被千种利益集团所利用。有鉴于此,在某种意义上,毛之后的中国的每一个时代,对毛的诠释,将折射出该时代中国的基本方向,而毛将历史性地成为一个政治标尺,一个判别该时代精神倾向的标尺。
    这本不足怪。
    然而,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这一切都应该是在中国经过了对毛泽东的公开的历史性的大辩论、大裁决之后才有意义。少了这关键的一步,一切诠释都是雾中看花,不得要领。极而言之,可说是没有对象的。
    而这场公开性大辩论的历史契机,在中国大陆滚滚商潮的裹胁催逼下,业已蠢蠢欲动了。 笔者未能免俗,也来凑趣助兴。不过,首先应说明,对于眼下时兴的对毛泽东的精神分析以及毛作为一个人的特殊个性,风采诗才,私人生活..... 本文并不感兴趣。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我们关心的只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作为终身执政的中国最高统治者,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统治权术、一种国教式意识形态的符号,作为近三十年之久的那段中国历史的象征,毛泽东的政治实践及其后果,是否应当接受公开讨论和历史审判?
    我想,这是不容逃避的。
    毛泽东君临神州的政绩,举其荦荦大者,如:创造了一风扫荡五十多万菁英知识分子的“反右”奇迹,制造了“三年饥荒”中的四千多万具饿殍,发动了反智主义顶峰的“文革”浩劫,留下了濒于崩溃的经济制度遗产。其失败之为定论,恐怕已无多大异议了。因此,本文的重点,限制在讨论为毛泽东及其继位者进行制度性辩护的最后几道防线之二:各制度与文明有无普适标准(兼评所谓“媒体暴力”和“文化霸权”的神话)?对毛及中共的国家主权至上论的估价,并附带提及毛的反官僚主义“创意”问题。
   驳政治相对主义
    自从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之后,嘲笑任何普适标准的政治相对主义也破土而出。对于下述问题:各种制度及其价值观是否绝对不可通约?有没有超越性的参照系?有没有普遍性标准?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最近江泽民先生甚至以所谓应当有“制度的多样性”来为侵犯人权的毛泽东式的制度辩护,听来颇为雄辩。
    但是,如果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倘若上述理由成立,那末希特勒第三帝国也能借“多样性”为自身辩护了。
    再进一步,人们看到,维持这种制度的“多样性”正是以消除其制度内的思想的多样性为前提的。
    此外,我们还不难理解,所谓“不可通约”,其实是只有利用“空间隔离”和“时间隔离”才能行使的权力和才能垄断的价值。一旦隔离的“墙”崩塌,信息畅通,“普遍性标准”将翩然降临。
    这就涉及到毛及其继承者最忌讳最难于自辩的“心病”:言论自由问题。
    虽然,它看似老生常谈,但笔者仍想强调,人们并未注意到其根本性:它是毛主义及其制度最虚弱的“阿里契斯之踵”。
    (顺便说一点,虽然北京政府有众多优势,但在这方面,台湾具有相对的强势。面对对岸“三通”的攻势,合乎常识的回应何妨是:“通”,首先应是信息的交通、新闻的交流,各自先允许到对岸办刊办报办电台电视。
    人们注意到,最近,北京政府在十月五日签发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公然规定“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清楚地说明,即使经济起飞开放,该政权的自信心有所增加,然而,其战战兢兢的心态显示,封锁新闻依然是其身家性命,万万不敢放弃。从而在这一方面,典型地凸显了“邓承毛制”。)
    毛的悲剧性遗产有助于世界性的浪漫主义退潮。人们看到,国际“新左派”的破产业已是当下的现实(这恐怕与反智主义作为二者的精神纽带颇有关系)。然而,在自我反省方面,以锐利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却并不那么锐利,甚至颇为迟钝。特别是,其对“媒体暴政”“文化霸权”的指控依然甚嚣尘上。他们嘲笑自由主义,控诉现代宪政国家的言论自由的虚伪和无意义,指出言论自由实际上造成的只是“强势媒体的控制”而已,实质上是一种“文化霸权”。他们强调弱势群体仍然无法发出声音,仍然无法争取自己的利益。甚至在根本上,由于大众被强势传媒支配了思维方式,因此这种内在的丧失自由比在极权制度下公开地外在地丧失自由还要残酷和彻底。借助这种理论,他们取消了“言禁”和“言论自由”的区别,从而为毛及其政权最虚弱的“脚踵”----言禁作出了他们的辩护。鉴于此,我们发现,对毛及其制度性辩解的挑战涉及到更深的层面:考察并批评马尔库塞甚至萨特等左翼思想家的理论基础。
    仔细分析上述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它将导致一种自我否定的结局。考虑到这些理论家都是在言论自由的社会中思考、交流和发表其成果这一事实,考虑到他们没有任何一位愿意去言禁的国家研究写作的事实,曾经在这类国家有长期生活经历的人们不得不得出如下两个结论:1、对照其行为,左翼思想家们的言论是虚伪的、言不由衷的;2、否定言论自由就等于扼杀这些理论自身产生的可能性。
    此外,他们实际上还陷入了两难困境,若按照他们的标准,上述左翼的指控本身作为一种论说,是相当时髦的,在某种范围内甚至是占有优势的,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某种新的“文化霸权”,然而,他们并不占有强势媒体。可见,左翼思潮的时髦本身就表明,强大的经济力量并不一定总是与“文化霸权”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存在事实上就是对其理论逻辑的嘲弄。
    没有人否认,在自由社会中,媒体有强弱之分,声音有高低之别,并且,这种强弱高低与其背后的经济力量有关。然而,言论自由造成的相对均衡和与其背景力量大致成比例的声音强弱,正如选举须以票数多寡作决定一样,并无损于公义。为什么? 根本点在于,权利之有无和能力的大小是两个概念,不可偷换。既然人们发言的权利是获得法律保障的,是不容剥夺的。那么,无论何等强势的能力也不能封锁无论何等卑微的言论。
    水门事件就是典型证据。
    更重要的是,从长程的历史眼光来看,自由表达是一种制度性的纠偏仪。它将防止过分偏离理性的荒诞残酷的社会惨剧出现。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新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等都对改进现存制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起作用的基本杠杆,则是言论自由。现存宪政民主制度,纵然有万种缺陷和深刻危机(笔者当然也对之深有领会),然而,借助这根基本杠杆的魔力,仍有可能闯过重重险滩。这正是该制度最基本的生命力所在。
    事实上,对于“媒体暴政”“文化霸权”神话有毁灭性打击的,莫过于中国1989年发生的事情了。作为一个案例,毋庸置辩,北京当局握有的传媒,不仅是强势的,甚至是垄断的,无疑,在这种意义上,它拥有绝对的文化霸权。然而,它不仅没有能支配北京市民的感情倾向,也未能控制其思维方式。相反,北京人却公开站到了强势传媒的对面。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在1989年发生的变化,同样也都是强有力的证据。
    要而言之 ,不胜枚举的故事在在昭示:文明的、制度的空间接触将诞生某种共识。新闻自由的历史进程将浮现出某种普适标准。“破墙”---穿破“空间之墙”和“时间之墙”---正是普适性得以出土的基本条件。
    因此,导致政治的无意义的极端相对主义将在“破墙”的态势下崩解。中共的“千里之堤”,将“溃于一穴”。此“穴”者,言禁解冻也。
    这就是“言禁”之为毛式制度的命根子的原因。这也是毛并无真正的制度性创新的根据。
   朕即国家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毛四十四年前如此宣称时,曾赚得相当多中国人的热泪,他也自诩为中华民族一百多年近代历史的代言人。
    要理解毛泽东的崛起及其事功,除了旧秩序解体,合法性真空,边缘人物中心化,落第秀才创立新王朝的历史循环等内部历史条件之外,绝不可忘记自毛诞生以来这一百年中外关系的基本背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巴黎和会,五卅惨案,抗日战争,......国族的衰颓受辱,积累了无穷的民族主义政治资源。因此,每一位中国政治家都不难体认,只要巧妙地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足以提供给无法无天无包袱者以寥廓的纵横驰骋的空间。
    毛的独立性---使国家独立、民族独立---的意愿极其强烈,他把主权提到了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地位。这种“国家主权至上论”以及另一个贯穿毛一生的理念:拒斥西方主流文明,只有在上述多灾多难的背景下才容易得到理解。同时,前者也达成了他唯一可能获得历史正面评价的政绩:同前苏联的决裂。
    虽然毛与邓的基本哲学相差很大,但在民族主义的主权观这一点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这里就出现了三个基本的问题:1、在政治哲学上,人权与主权,何者更根本? 2、在政治现实上,当代中国人对现政府声称拥有的主权所认同的程度如何? 也即主权代言人的合法性问题。3、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作为民族主义代言人的资格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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