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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死亡:一个当代传说—————论“后学”与民族主义

喧哗的“后学”
    当有人说,“科学就是科学,民主就是民主,它们是超越种族和文化的,具有普遍性”时,你可能会觉得此人有病。否则,何以会去重复这些大白话呢?
    不对。这次是你病了,而且是“小儿科”病。你所谓的“大白话”目前正在受到广泛抨击,并被指为“霸权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
    让我们先来看看近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典型言论。有论者指责亚洲各国很多人认定“科学是中立的,科学无国界,科学具有普世性,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些现代性的结论,被毫无疑义地接受了。这样,在拼命反对西方政治霸权的同时,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读书》1994年12期,p.26)

    “自由民主一直是近代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但自由民主又显然是来自西方的价值,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当我们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权、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道路的时候,如何在理论上界定作为我们自己的文化经验一部分的自由民主呢?”(《读书》1994年7期,p.61)
    “所谓普遍性只是一种幻觉,个人的自身认同只在他作为社会次级团体的成员时才显示出来。”(《读书》1994年1期,p.122)
    “为甚么中国人可以有‘人权、民主、自由’,却不可以有或者不配有由‘后现代’和‘后殖民’话语出发的对‘人权、民主、自由’的反思呢?......到底有甚么根据可证明这种来自西方的‘旧’理论(指‘人权、民主、自由’)就天然地适合‘中国实际’和‘中国生活经验’呢?”(《二十一世纪》1996年4月号,P.123)
    如果仔细琢磨一下,从目前形形色色的“后现代”诸论,如“后殖民论”、“文化霸权论”、 “文化相对主义”到“亚洲价值论”,“中国式第三条道路论”,“制度创新论”,......等一系列“新”理论,从学界的福柯、德里达到詹明信(F.Jameson,又译杰姆逊)、萨伊德,再从政界的李光耀到马哈迪尔,人们不难发现,其共同瞄准的靶子是:普遍性。
    简单地说,对于“是否存在普遍性?有没有超越文化与民族的人类基本价值和共同规范”的问题,目前,很多知识者不容置辩地,断然予以否定。
    普遍性,这个昔日神圣的字眼,已经同“西方中心论”被绑到了一起,遭到八方围剿,在“后现代”衮衮诸公的词典中,它尤其成了一个受嘲笑的落伍词。
    不过,且慢。奇怪的是,如果我们仔细检查一下“后现代”诸公的“武器库”,却发现全是西方进口的“洋货”,如:能指、所指、他者化、镜象化、话语、解构......,如:讨伐普遍性的五根“洋金箍棒”----历史性、相对性、种族性、文化性、差异性等等。而“武器锻造者”又都是西洋人:M.福柯、J.德里达、F.詹明信、E.萨伊德、P.利科......。笔者在大惑不解之余,只好假定中国的“后现代”诸公在接受这一套西方“话语”时,想来是先天有“话语免疫系统”的特异功能护身,因而并没有“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的文化霸权”罢?
    据说,按照“话语理论”,其实世界上根本就无所谓客观性普遍性。人们所谓的普遍价值实际上都是在某种“话语”所控制所操纵下的产物。
    既然如此,人们当然就有理由追问,这种如此高妙的“话语理论”本身有没有普遍性呢?如果它不具有普遍性,不适用于所有情况,那就说明有些价值并不是在某种“话语”所控制下的产物而具有普遍性,则该理论破产。如果它享有普遍性,则说明世界上确有普遍性存在,则其理论也破产。所以,是“进亦忧,退亦忧”,这种时髦的话语理论难逃其逻辑上的两难困境。
    当然,如果追问一下该“话语理论”本身是否在某种“话语”控制操纵之下时,他也会陷入同样的尴尬。
    因此,当人们对“科学无国界”进行嘲笑时,不能不令人联想起了三十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指控为“犹太人的物理学”,和第三帝国的学者们要创建的“日耳曼物理学”,以及在前苏联被自豪宣称的“苏维埃科学”。很可惜,这些名词都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了,而今天留下来的,仍然是未带任何限制词的“无国界”的“物理学”。那些被湮没的辞藻的唯一功用,仅仅是使人们长了点见识,知道了批判普遍性的“文化霸权论”的精神先驱,是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它并不是新发明出来的时髦。
    也因此,当人们从“后现代’和‘后殖民’话语出发对“人权、民主、自由”反思时,也不能不令人联想起上个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虚伪”的“人权、民主、自由”的“反思和批判”,特别是联想起几十年来从毛泽东等当权者对“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反思、批判和防堵。目前的“反思”,无非是多披了一件时髦的“话语理论”外衣而已。
    尤有趣者,有人追踪溯源,挖掘出福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的精神先驱,指出中国的文革乃是他们的先声和灵感,他们的某些思想无非是毛泽东文艺政治论的余绪时(参见 郭建:“文革思潮与‘后学’”《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人们发现,在中国部分知识者所引的“后学”经典,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出口转内销”的返销版本罢了。
   两次平行的历史转向:“趋新”流行病
   
    不过,话说回来,客观而论,现代西方诸种“后学”自有它的产生的社会依据、理论创造及学术洞见,否则难以在西方批评界“喧哗”一时。而诸种“后学”在中国知识界突然如此时髦发热?当然也不是纯粹偶然的。
    然而二者之所以“走俏”,原因却各不相同。
    就中国思想圈而言,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曰“趋新”流行病,其内蕴的是一种进步主义哲学:新即是好。恰如八十年代人们说的那条“创新的狗”,它驱迫人们东突西窜,喘不过气来。其二是“后学”对西方主流的犀利批判满足了中国部分知识者意识底层的民族主义情结,有一种“代朕立言”的痛快感。
    在这里,笔者想严肃指出的是,如果回溯思想史,可以发现,目前“后殖民主义”诸论在中国知识界的流行,与五四之后知识界主流的历史转向---告别“德、赛二先生”而被“马(克思)先生”所支配,二者的思想脉络十分近似。
    这绝非故作惊人之语。
    想当年,崇尚西方“德、赛二先生”而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学生,受“巴黎和会”不公正条款的刺激,骤然爆发强烈的民族情绪乃至“义和团情结”,从而开始对西方的主流文化产生排拒感。
    当时,俄国十月暴力革命既成,列宁把西方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改写成了非西方国家(殖民地)反抗西方国家(宗主国)的意识形态,于是,马克思主义在两个方面正好满足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深层精神需求:其一,它是最新最先进的“科学”。如陈独秀在著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后期,以总结者的姿态推荐了一种“最新最完美的社会科学”:经济一元论,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而满足了知识圈对最新的“赛先生”的精神渴求。其二,它反对西方主流文化,特别是批判“虚伪”的自由主义英美文化。从而满足了社会上弥漫的反殖民主义反西方的“义和团情结”。因此,当时刚进入中国的马列主义,迅速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神磁力场---既是最新“科学”,又是反西方主流的利器,恰好投合了中国部分知识者心理需求,遂一时风魔神州。
    上述心理需求,正如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过的,其关键的微妙处就是: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
    在三十年代当时的时代风气里,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不能免俗,拜倒在最新的潮流底下,他声言:“就西洋说,在政治方面,从前的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现在不行了,替他的是共产党及法西斯党的专制。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自由竞争,也不行了;替他的是统制经济。”(《哲学评论》,六卷,23期,“秦汉历史哲学”)
    这就是“趋新”心理的典型表达。这种“唯新是尚”的进步主义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深层意识形态。其时,就“西学”而言,自由主义已经陈旧落伍过时,而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作为最新时髦,正逢其运,风行全球,焉能不趋而附之?
    从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历经七十个春秋,中国知识界重演了一次思潮的转向。六四事件后,中国思想界陷入凝重滞闷的气氛,而国民经济却因遭逢历史的机遇以及当局的网开一面而起飞。中国开始向世界强国的地位爬升,与西方的主要强国处于竞争的地位,在外交格局和意识形态上,中国政府与西方各国关系都日趋尖锐紧张。所有这些客观的国际态势,影响了中国知识界部分人的思考方向,从而迅速告别八十年代“浅薄的”拥抱民主自由亲西方的类“五四”潮流,转向了反思启蒙运动主要遗产的、反西方主流的“后殖民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诸种“后学”。
    正如五四之后的转向一样,这一转向,也恰好在两个基本方面满足了部分中国知识者的心理需求:其一,“后学”是最新最前卫的西学,具有深刻犀利的批判力量,满足了知识者跟上时代新潮流的心理。其二,它强烈质疑西方主流文化道统,把现代性、普遍性、理性、人道、自由、民主、统一性、逻各斯中心统统消解掉,满足了知识者抗拒西方主流文化的民族主义情结。
    不过,笔者并不相信历史会完全重演。很明显,今日之“后学”已完全丧失了当年马克思主义那股自信和气势,它绝无可能长期统治思想界,支配中国命运,并成为天命所归的“国教”了。
    原因无他,翻检本世纪历史,令中国的衮衮“后学”诸公难堪的是,遥想当年,引领新潮的马克思主义后来不仅没有取代陈旧落伍的自由主义,相反,在世界范围内,经过1989年以来的历史性大振荡,新学居然如山崩海啸一样应声而倒,而旧学反而历久不衰与日精进。旧学竟然战胜了新学!这不能不使“唯新是尚”的进步主义者产生强烈的心理震撼。
    自此,新旧与优劣对称,时间先后决定价值高下,这一进步主义的基本教义已决定性地破产。基本价值的源头再次激起人类精神的高度兴趣。
   “老马”与“新马”:从普遍主义到部落主义
    平心而论,若剔除其基本的失误,作为人类现状的批判性产品,马克思主义是有其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引人入胜之处的。今天的诸“后学”也继承了它这方面的长处。除了知识论上的缺陷外,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败笔,在于它僭越本分,企图跨出学院,走出书斋,进行社会动员,实行暴力革命,从根基上摧毁自然生长起来文明社会及其基本规则,狂妄地意图按照自己的蓝图重新设计和建造一个“理想社会”。这才造成了极其可怕的灾难性后果。
    不夸张地说,马克思的影响和悲剧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是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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