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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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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发刊词
·当宪政钟声响起——新年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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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熔基内阁的历史角色及其限度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The Limit of Zhu Rongji's Cabinet}
   一、悲剧英雄的音调

   本应在1993年组阁的干才,结果在李鹏之下多熬了五年,全球瞩目的朱熔基,目前终於“转正”,成为中国大陆总理。
    尽管全球媒体颂歌盈耳,对其上台寄予厚望,但却不能改变摆在他面前的严峻形势。
    人们注意到,朱熔基上任的决心和言词中,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恰如商秧变法和谭嗣同的维新,悲壮感笼罩一切。
    除了这次就职记者招待会的“地雷阵”与“万丈深渊”的誓言外,过去朱就说过:「我横下一条心,要为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杀出一条血路。我要得罪无数人,然后下台。」还有更决绝的话:「我准备好一百副棺材,九十九副给贪官污吏,留一副给自己。」显然,在国人期望「青天」上台的时候,朱熔基抱的却是烈士心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隐隐然有著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气慨和悲剧心态。
    这既是一种“哀兵”式的政治技巧,同时也是其个人性格的显露,更是他所面临的巨大困难的反映。
    本文分析他的政治、经济与外交的若干有利条件以及基本的难题,重点是经济。
   二、政治上的微妙处境
    政治上,朱熔基受到的挑战将来自高层和基层两个方面。
   1.高层结构
    朱熔基当了二十年右派,可以说,他三分之一的黄金岁月,是在政治迫害中渡过的,他尝尽独裁政治的苦。他的举止言谈,行事作风,不象一个共产党官员;他的知识分子化的气质和经济驾驭能力,颇有专家风范,难怪德国的外交家和经济官员要说,“朱熔基的智商超过200”。只要看他的经济政策和听他随口说出的准确的金融数据,无疑,他是一个真正的内行、学者。
    由於上述这一系列原因,使朱熔基看来是中共体系的“异数”,特别是高层中的“异数”。
    这一特点,对朱熔基是福是祸,现在还难于一言以断。
    笔者有一位八十年代曾在中共上层机构任过职的朋友,曾对我谈及他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观察说,根据他在中共权力机关工作多年的切身体验,他所获得的深切直感是,虽然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时贵为总书记和总理,但是其实此二人从未真正被中共的主流体系所接纳过。因此他们二人後来的命运对这位朋友而言是毫不意外的。毋宁说,是某种“异数”被清除掉而恢复常态而已。
    朱熔基是否亦然?
    2.不可避免的江朱摩擦
    前一段,国际国内的新闻媒体、政要和商人把朱熔基捧上了天,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换届所倾注的热情从未象现在一样高昂。美国的政论家认为,朱熔基是城市化、文明化的政治明星,只有他才能把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转型大业完成,他本人就是“现代化中国的象征”。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称他是“最合适的总理人选”,日本首相赞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海内外对朱熔基的舆论支持,是期待他在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扮演更大角色。舆论报道传达着一个明确的信号:朱熔基是我们可以打交道的中国领导人,其政治家风范既能为政要所接受,也适合公众的胃口。对于那些看好中国市场的企业家来说,朱熔基熟悉经济法则,知道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意义,且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和他交往,可以降低风险,增强安全感”。
    国内外的捧场为朱熔基在国内高层的地位注入了国际筹码,增强了他的实力地位,但是也为他的政治前景注入了微妙的不确定因素。
    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对“犯上”的极端忌讳,维护最高领袖权威与“面子”的至关紧要性,是非比寻常的。试设想,如果作为第一把手的最高领袖,天天听到和看到自己身边的第三把手在国际国内声望如日中天,使自己相形失色,其内心有何感受?尤其是这位领袖本身又有“做秀僻”,特别在乎自己在海外的形象与名声(回忆其访美之行的做秀),於是,双方声望与形象的高下对比,就更令人难堪,事情的进展就越发微妙。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江泽民最近在阐述“周恩来精神”时,加注了对最高领袖无限忠诚的醒目论点,这种对朱熔基的预先警告的显而易见,已经超出常规了。当然,还有一个李鹏,他虽政绩平平,权欲却极强。如果朱熔基有所大的突破,势必否定或贬抑李鹏的某些做法,李鹏有雅量承受“相形见拙”的对比么?
    如果我们把朱熔基与江泽民的的微妙关系与胡耀邦赵紫阳与邓小平关系作对比,可看出:
    邓与胡赵:名与实不符,权责不统一;经改理念大体相合,由於邓的权力基础过大,邓并不太在乎胡赵的成就与名声超越自己,故双方有相互依赖处。
    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臂,在当年,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也许,这是其时中共所能找到的最开明的统治集团了。
    然而,这种“君臣”式的“铁三角”,却也隐藏着某种致命的结构性危机。祸根在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统一、不对称。
    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
    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称,系指权力与责任分离。这意味着最高指令的发出者可以不负与该指令相应的责任,而须由执行者负责。即,邓拥有最高权力而不需承担该权力相应的责任,责任由胡赵承担;但是倘该权力运用获得成就,则荣誉仍归于邓。譬如,1988年的所谓“物价闯关”,赵曾犹豫,决心是邓最后下的,然而最后失败的责任却须由赵全部承担。
    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胡赵当然也不例外。
    上述结构性困难一旦遇到危机时刻,就会突然显现出来,产生结构崩塌的效应。如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在胡耀邦推行邓式“新政”过程中,爆发学运。党内保守元老趁机发难攻击“新政”,邓亦隐感胡“不听招呼”,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放开闸门。胡(为邓路线的后果)承担责任黯然下台。“铁三角”顿失一角,已呈不稳。1989年,类似事件以悼胡为导火线在更大规模下重演,赵亦戏剧性地被罢黜。从此,邓失双臂,“铁三角”已收缩为孤立一点。“新政”的颓势已不可避免了。
    江与朱 : 名与实大体相符,经改理念不太相合。但是,江泽民比邓权力基地小得多,江泽民依赖朱熔基更甚。因此,一般情况下,江泽民只能听任朱熔基独立发挥,独当一面。然而二者权限范围也有其冲突之处。如,江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与朱的经济全权有扦格不明之处。在一般情形下,江泽民当然不愿去干预,他既无此专业能力,也乐得有一个开明而不揽权的名声。但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如出了大乱子,朱熔基必定首先被抛出。
    而在这次机构精简中,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改组、大变动,有多少人愿意失去既得利益呢?更大的可能是,朱熔基遭遇的反对与抵制可能大于支持与拥护。如果引发了剧烈利益冲突且不可收拾的话,江泽民与李鹏很难拒绝如下诱惑:联手出击,利用受损利益集团之不满,把矛头对准朱。
    实际上,朱刚上任,其“非正统性”已露端倪。先是,中宣部下令不要过多宣传个人(即朱),应宣传领导集体,已显现上层之机心。後来,又有禁止以庆祝朱熔基当选总理为主题举行游行之举。上个星期,长沙市公安逮捕了长沙钢铁厂工程师谢长发、潘明栋,杨荣和谢长忠等四名异议人士。他们是因为筹划游行而被捕的。消息人士援引谢长忠的话说,他们为这次游行定的主题是,庆祝朱熔基当选总理,要求政府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都是一些无声的警告。
    当前,对中国大陆而言,最好的可能前景是:上层形成某种“三驾马车”式权力的“弱性平衡”。
    防止独裁专权的基本方式,是权力制约。有可能,中国大陆已不知不觉地迈出了一步。人们明显感到,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高层权力结构已经确立,党务、法务、政务三大系统的权力制约轮廓已比较清晰,所谓“江、李、朱时代”。尽管民众仍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广泛的选举权,但不能否认,某种政治平衡正在悄悄出现。
    而最坏的结果,则是权力又逐渐逐渐地向江一人集中,进入又一次共产政权权力转移的老套循环。
    这一可能性是因为上述“弱性平衡”没有凝结为法律,因而具有某种偶然性和不稳定性。
   3. 基层的制约
   
    朱的政治命运的最後结果取决于什么因素?最主要的,是朱熔基经改的成败。
    因此,朱熔基要进行的经济改革是有著高度风险的,也是高度政治性的。眼前,单是国务院的精简、国企的改革、甚至是军队的裁军,都会带来爆炸性的灾难。计划精简的干部是四百万、裁减的军人是五十万、还有二千万要下岗的工人。这样庞大的失业人口和波及的家庭,总人数可以比得上一个小小的国家了。如果人们的饭碗无著、前路茫茫,所引来的愤懑和怒气,是可以演变成为乱局的;而朱熔基就是这乱局的众矢之的,届时,他正好成为江泽民与李鹏的替罪羊,抛出朱熔基以谢天下是他们必然同时也是巴不得要下的一步棋。
    但即使走到那一步,朱熔基也有一线希望。这取决于当时中国社会开放的程度,取决于他是否有胆略与中国的民间力量建立某种互动关系。
    自从邓去世,特别是中国副总理钱其琛表示中国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开始复苏,从事人权活动的中国异议人士颇为活跃。继徐文立申请建立「中国人权观察」组织和秦永敏申请办「公民论坛」杂志之后,浙江省异议人士毛国良和王东海也向文化部提出申请,要求批准他们创办「中国人权报」。申请书说,创办「中国人权报」是为了让全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国际人权公约的内容,有效地行使舆论和人民群众对各级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在遵守国际人权公约方面的监督作用,揭露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
    如不久前,原福建国家干部方觉,北京大学教授商德文等北京的知识分子不久前也曾发表文章,公开呼吁实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们目前在北京都没有出事。而前述异议人士,虽遭警告,也仍无惧地在依法从事人权活动。因此外界评论说,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逐渐宽松。
    倘若朱熔基有眼力和魄力推进这一目前已经存在的潮流,使政治控制更加放松,使政策辩论成为气候,进入民间。这就等於为自己买了政治保险。到那种形势下,政治成败就不完全取决于高层的黑箱作业了。则纵横捭阖,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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