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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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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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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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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天下”的奠基礼——论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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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未完成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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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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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大选与中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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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是你,被埋在废墟下……?
·废墟上,硝烟中,民间社会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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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人间的共鸣——恭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天上人间的共鸣 —— 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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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胡适
·北韩的核游戏
·北韩的核游戏
·历史站在达赖喇嘛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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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遗嘱”及其效应----“六四”五周年祭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五周年了。
    事隔五年,有了某种观察距离感之后,回首六四,我们是否能看的较为清醒和客观一些了呢?
    自从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后,对比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情势,一些人,开始谈论起六四镇压的“先见之明”和“必要性”了。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历史的“滞后效应”
   
    记得在八十年代,中国正在颠颠簸簸地走出毛泽东时代,知识界战战兢兢地观察着局势的演变,生怕再次退回到过去那种恐怖的年代中,不太相信它能走到头。但是,虽然其中也经历了“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运动,却居然都闯了过去,有惊无险。满怀希望而又充满疑惧的神州,仍然颟跚地从深渊缓缓爬出。
    在这种僵硬体制的国家,能够持续地自我变革好几年,那真可算是奇迹了。
    “中国果真能如此下去,以很小代价地走出共产主义吗?”这是当时萦绕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基本问题。
    虽然自己深深祈愿如此,然而,心中的某种不详的预感却常常袭来,直觉地感到天底下不可能有如此便宜的事。
    笔者身处知识界,接触各类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道他们迫不及待的强烈要求;同时,也同中共高层人物有过接触,明白他们利益的命根子所在,深感二者之间利益冲突过于尖锐,观念鸿沟太深,这样巨大的差异,既没有中间的调和缓冲力量,亦没有妥协的传统,或迟或早,摊牌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诉诸中外各国改革和变法的先例,无例外都付出过高昂的代价。当时,笔者只是祈祷,期望摊牌尽量晚一些(从而改革的受益者力量壮大),代价尽量小一些,如此而已。
    然而,血光之灾还是降临了,而且是如此惨烈!
    六四,作为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的基本诉求和基本命运的象征符号,已经篆刻在了历史上。
    六四,作为中国为走出共产主义的改革而付出的代价,已经越过了人们所能忍受的“临界点”。同时,应当看到,它又对后来者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一种“解放”作用。
    自六四后,正如“上帝已死”,何事不可为?
    六四,对当局而言,敲起了惊恐的警钟,明白了民间意向的强大,既然付出了公开杀人这一临界点的高昂代价,心理上跨过了这一道门槛,其他的所有禁忌也就都不在话下了。党内的主流权力集团对于意识形态的流失也就不必在乎了。这里,潜在的逻辑是,既然为了维持权力,我们不惜公开杀人,那么,只要能掌权,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名义,难道有那么重要?
    六四作为中国当代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实质上是宣判了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死刑。从此以后,中共统治的两大支柱之一的“笔杆子”,已经崩塌,实质上,只剩下“枪杆子”在独力支撑了。但是,没有任何政权能仅靠暴力维持。因此,它必须比过去更紧迫地寻求另外的合法性基地---经济增长。从而,六四就从根本上成了在经济上更彻底地消解意识形态的原点。
    因此,或迟或早,非意识形态化必将成为天安门的历史后果。
    有鉴于此,把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起飞视为六四的部分遗产,是有其深刻的内在依据的。
    笔者曾指出,象中共及其类似的极权专制国家,一般而言,民间抗议的作用机制与民主国家很不相同。在现代民主国家,民间的不满和抗议大体上可通过独立舆论或议会等渠道影响乃至修正政府的政策,这种效应的产生是比较直接和迅速的。而在极权社会,民间的抗议和独立诉求往往被镇压下去,当时反而使政治态势更加两极化。但是,上述诉求和抗议并未死亡,通过一段历史时期后,它将借助各种形式复活,对修改政策取向产生效应。譬如,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当时虽然被残酷镇压,但在一年之后,其正面效应就显现出来了。当然,时间是滞后的。
    这就是极权国家民意产生的“滞后效应”。
   
   “天安门遗嘱”的执行人
   
    实质上,中国的经济起飞,除了归因于前十年经济改革的积累效应外,同时也是1989年抗议运动以及六四事件的某种“滞后效应”。
    在经济方面,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六四屠城者实际上在执行天安门亡灵的遗嘱。
    就是在政治上,对比近几年的北京当局与当年的晚清统治者在戊戌之后的举措,也是特别意味深长的。
    人们还记得,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赴义后,清王朝政策曾全面倒退。
    戊戌之后三年,迫于内外形势,慈禧颁布“变法”上谕,实际上把戊戌新政的内容逐步实施。
    戊戌之后六年,清政府大赦戊戌党人。
    与此相对应,六四屠城后,中共政策曾全面倒退。
    六四之后近三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新强化已名存实亡的改革,鼓起第二波更大胆的改革风潮。
    六四之后近五年,中共政权释放了主要的因六四获罪的政治犯。
    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历史轨迹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
    而晚清“变法”的历史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从近期看,1989年的抗争是失败了。它给中国留下了一道既深且巨的伤痕,难以愈合。
    然而,天下没有白流的鲜血。从较长的历史时段观察,不容否认,它已经进入了我们民族的深层记忆之中。它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它给中国未来的变迁昭示了明确的方向。中国未来的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不得不仔细地聆听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声音,都不得不慎重地考虑六四亡灵的遗愿。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六四之子。自从六四那天的枪声响过之后,中国就不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了。
    五年了,六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公正的裁判最终是无可逃遁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偿无辜者的鲜血。无论什么政绩也不可能使谋杀变成无罪。一时的得手,并不意味着历史永恒的偏袒。
    正义没有替代物。
    只有在是非彰明,罪与无罪昭然天下的基地上,才谈得上宽容、赦免与和解,才谈得上走出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才谈得上中国的真正复兴。
    愿六四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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