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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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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继绝 自我救赎——《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欢迎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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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吟沖天 簫聲動地—康正果《平庸的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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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藏:離心大逃亡——劉曉波《統一就是奴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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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的循环互动——兼论拟古与创新


   一、过去作用于未来——可能性及其限度
   
    很久以来,人们就注意到复古与创新的微妙关系了。历史上的几次著名的复古浪潮,带来的是什么实际后果,是颇值得考究的。
    当十四世纪之后意大利市民社会诞生后,中世纪的空想和骑士精神已日益显得不合时宜,而人们一旦摆脱了这些早已褪色的框架,一种普遍的精神渴求就迅速曼延开来。其时,人们既有需要而又有时间和精力来取得文化。但是这种精神饥饿需要向导。奇妙的是,仿佛应运而生一般,大批君士坦丁堡逃亡者带来了硕果尚存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一批批在东拜占庭被发现的古代社会的典籍文物也随之而至,于是,人们立即从远古时代的伟大文明身上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向导,一场绚丽多姿的文艺复兴运动于焉展开......。当欧洲的这些文艺复兴巨人们转过头去,倘佯在古典希腊罗马的辉煌精神成就之中时,也许他们并未奢望一条开放向未来之路正在他们脚下悄悄伸展,没有注意到所谓“现代世界”的曙光正在古希腊罗马的废墟丛中冉冉升起。

    其实,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并非最早的以“拟古”行“创新”的典范。正如罗素所指出的,早在中世纪,“怪事之一就是:人们虽有独创性而不自知。所有党派都假借好古或拟古的议论来证明其策略的正确性。”(B.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hapter 11, London,1955)
    1891年,康有为在中国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纵横古今;以孔子之名,托古改制;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循此之道,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夫子,竟然成了导引中国进入现代政治世界的创新符号。于是,在孔子改制的旗帜下,掀起了现代中国一场可歌可泣的变法运动——戊戌维新。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一系列重大事件暗示:“一个从未有过的时代,将穿着古老的长袍降临。”的确,人们也观察到,近代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创新,往往要借助传统的神圣权威,常常来自对过去的重新发掘与解释。
    在表象上,这看来是出演一场“从过去解放未来”的历史正剧。
    这种“解放”的机制溯源于一条古老的格言:历史为现实与未来提供了并将继续提供任何一种目的所需要的一切证据。有鉴于此,对历史的“各取所需”似乎就开启了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它所导致的未来后果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宣判了历史决定论的破产。
    但是,借古老亡灵叩门问路并不是所向披靡普遍适用的。
    诚然,历史决定论业已破产,但是,所谓“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也不过只是想象中的“海市蜃楼”而已。我们不应忘记,正如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诺斯(Douglas Cecil North)的研究结论强有力显示的,当前及未来的状况对于过去有“路径依赖性”,其中蕴涵的哲学含义是你不可能获得任意的“解放”。其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虽仍有所选择,但它们与过去经历的“路径”是息息相关的;即是说,选择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有众多的途径都对你关闭——它们赫然标明:此路不通。
    因此,把它称为“解放”是过甚其词的,而“无限可能”则是虚妄的。
    中国当代的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都与1949年以来北京实行的“公有化计划经济”总国策有关,也与近20年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所走过的曲折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现在以及将来的选择。纵使我们打出古老的旗帜,借以改变现行制度,借以启迪我们的选择,但任何古老旗帜都仍然无法使我们绕开“过去”几十年造成的复杂障碍。在那里,任何“另辟蹊径”,都只能衔接在原来的这一“轨道路径”上;任何“制度创新”,都只能在原有的社会基地上展开。舍此之外,别无选择。我们绝无可能从零开始,以“拟古”相标榜,设计并建构出一个崭新的与前五十年一尘不染的社会经济制度来。这一想象与1958年毛泽东以古代的“五斗米教”为蓝图,希图建立现代的共产“乌托邦”的“拟古”空想并无二致。
    因此,在这个涵义上,与其说“从过去解放未来”,不如说过去制约了未来。
   二、未来作用于过去——活化历史
    但是,反过来观察,“过去”、“历史”是否是既定不变的僵死的存在呢?
    所谓历史,本来,它的存在是建构于时间差异的前提上的。我们只有把一些事件推入不同于我们的时间段落中,自己抽身出来,把那些事件“他者化”,于是它们才变成“历史”。历史记载的那些人物与勋业,常常只存在于书本上,与我们异化,离我们很远,我们对他们是冷淡的,与己无关的,甚至是难于理解的。
    然而,真正奇妙的却是,在某些瞬间,历史会突然活化。对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高度反省的人,在那一瞬间会突然间从切身的阅历中领悟到了历史的具象,对历史突然有了某种贯通一体的感受。正如汤因比在顿悟时所说:“我们在当时世界上所感受的经验,修昔底得(Thucydides)在他所处的世界中早就经历过了。我用一种新的理解,即通过领悟他的文字的含义和体会他语言中蕴涵的感情,重新读他的著作。直到我本人也遇到了那种曾经启发修昔底得写出他的历史著作的历史转折点,我才体会到这些含义和感情。”(Arnold Toynbee, CIVILIZITION ON TRI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UK,1948)
    在中国,“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就有过这样的奇特命运。
    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来说,上世纪末的和本世纪初的戊戌和五四无非是一些疏离的、僵死的和冷漠的概念与知识而已。这些知识被各种支配性的论述话语整容而进入官方正统教科书,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在各种考试中必须背诵填写的、与他们无关的冷冰冰的几条意识形态术语,凝结印制为完成时态的、书本上的“历史”。
    只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后,这种状况突然转换了!由于各种内外条件的耦合,闭锁几十年中国,在命运的播弄下不经意地居然闪电般地迸发出了某种反传统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启蒙思潮。于是,沉睡已久的记忆被突然唤醒,人们重新发现了五四,发现五四人所言所行似乎就是在代我们立言立行,发现五四人物就活跃在我们中间。五四被生动地活化了。胡适、陈独秀、周树人兄弟......被活化了;在其后期,甚至梁漱溟、辜鸿铭也被活化了。人们发现自己成了五四的传人,发现自己与五四的人物息息相通,感同身受。在这个意义下,我们突然变成了五四的同时代人。
    其实才在不久之前,“婴儿潮”出生的这一代人还对那段故事疑窦丛生难以感应:何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数年之后,鲁迅就孤寂而至“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何以就出现了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科学与玄学”之争?何以由“中国国情论”导致的“开明专制”论甚嚣尘上?何以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是如此攻势凌厉?人们在在感到脉络不清甚至大惑不解耿耿于怀。
    但是,当一九八九年北京长街的铁甲导致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嘎然而止后,当九十年代中国的公开言路出现逆转:反思五四,批判激进主义,批判启蒙心态,走向保守主义,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时;当针对启蒙运动主要遗产的、反西方主流的诸种“后学”九十年代在中国知识界骤然而起时,静观当下一些人物的言行作为、论据和言说方式,透视他们曲折微妙的心理变迁,突然,象一束强光骤然反射回五四时期,晦暗的历史场景顿时晶莹剔透,人们一下子领悟了五四之后那段历史的运行脉络,领悟了当时几类代表人物的典型心态。
    于是,人们看到某种“从未来解放过去”的范例。
    在戊戌事件中被强化了的中国历史的特殊景观——“垂帘听政”,也有类似的历史命运。
    在晚清高层权力结构中,单一的行政主体被一劈为二,最高权力与最高责任分别被分派于两方。一方是名义上的统治者皇帝,必须对国事具体操作尤其是其失败负责,却没有最高权力;一方是“皇太后”,“垂帘听政”,握有最高权力,却不必负担由此导致的任何责任。执行者没有最终决定权,受制于在双重架构中的“太上皇”层次。
    后代的人们在被告知这一事件后,惊诧于当时人们何以如此荒谬,不可理喻?本来,行政机构的权力主体与责任主体必须合一,即所谓“责权统一”才是合乎常理的政治逻辑。而权力与责任的二元分离容易造成政治体系的震撼和政局不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因而对这种名实分离,权责不一的双重权力结构,后人有一种十分滑稽荒唐的感受,乃至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一个世纪之後,当中国在邓小平时代的高层权力类型,居然“异代而同型”,再次呈现出名实不符权责不一的双重权力结构时,一道贯穿历史的闪电顿时烛亮了百年之前的晚清朝廷!
    百年后的所谓名实不符,也恰恰是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分裂。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胡耀邦,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小平。
    所谓权责不统一、不对应,也正是权力与责任分离。这意味着最高指令的发出者可以不负与该指令相应的责任,而须由执行者负责。即,邓拥有最高权力而不需承担该权力相应的责任,责任由胡、赵承担;但是倘该权力运用获得成就,则荣誉仍归于邓。譬如,胡耀邦在这种结构下被罢黜后,赵紫阳继之。到1988年的所谓“物价闯关”时,赵实际上并不赞成贸然而行,但最后的决心是邓小平下的,然而其失败的责任却须由赵全部承揽。
    因而,后世的人们在仔细地亲身体会和勘察了邓与胡、赵的微妙关系后,再回望原先“不可理喻”的光绪——慈禧的复杂纠葛,似乎顿时豁然开朗清澈透明起来。
    在这里,又一次呈现出“从未来解放过去”,或者,“从现在澄明过去”的典范。
   三、再论过去作用于未来
    但是,在戊戌变法中,很显然,双重权力结构所以发生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是与人们所理解的“过去”有关的。这一相关性是如此赫然在目,已经浸润到了任何世代的中国人的直接感受中,是无法被任何解释所抹煞的。“过去”的阴影在政治运作中的徘徊是举世闻名的“中国特色”之一。
    历史上,中国儒生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其核心,就是把国家的政治秩序看作家庭伦理秩序的延伸。中国传统的所谓“家国”,以“家”为中心,“国”是“家”的扩大和延伸,政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国家统治者在一国的地位类似于家长在一家的地位。中国历代组织社会的政治办法就是取自组织家庭的办法。老百姓被称作“子民”,官员是“父母官”,皇帝自然是大家长。这是中国的“家长式专制统治”的文化根源,也是由於混淆了尺寸和组合方式不同的人群的秩序结构类型而造成的现代困局。所谓“家天下”也就是把家庭的伦理原则扩大到了国家。本来,中国的家庭伦理是有其值得继承的精髓的。譬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精神,对於维护家庭内部的亲情、和谐与秩序,无疑是正面的。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是“孝道”。孝顺长辈,尊重老人,本是一种温馨仁厚的传统。但是,若把该仁慈的传统原封不变地转移到政治秩序中,就为“老人干政”创造了文化条件,使“不在其位”的老人,“长谋其政”了。特别在中国这样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情势就更为变本加利,无法遏止。慈禧如此,在某种意义上,邓小平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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