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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近代宪政的演化(37)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38)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39)五四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40)中国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近代宪政的演化(41)五四之后中国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近代宪政的演化(42)法西斯主义产生的背景
·近代宪政的演化(43)希特勒与德国纳粹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44)日本侵华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45)民主对法西斯的世界大战
·近代宪政的演化(46)战后秩序和冷战的肇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47)二战后中国的宪政实验
·近代宪政的演化(48)国共谈判破裂与中国内战爆发
·近代宪政的演化(49)战后日本的民主建设
·近代宪政的演化(50)战后德国重建、
·近代宪政的演化(51)柏林危机(1948-1949)
·近代宪政的演化(52)战后中国内战
·近代宪政的演化(53)朝鲜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54)中国“党-国”体制的形成
·近代宪政的演化(55)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56)中共的镇反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57)三反五反运动在中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58)共产党在中国知识界的洗脑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59)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60)1956年匈牙利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61)中共的反右派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62)毛的乌托邦及其失败
·近代宪政的演化(63)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近代宪政的演化(64)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05)
·近代宪政的演化(65)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与文革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66)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趋势
·近代宪政的演化(67)布拉格之春——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尝试
·近代宪政的演化(68)毛时代的结束与中国民主浪潮的兴起
·近代宪政的演化(6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
·近代宪政的演化(70)八十年代苏联的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1)台湾的宁静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72)当代菲律宾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73)南韩转向民主
·近代宪政的演化(74)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近代宪政的演化(75)中国八十年代的政治风云
·近代宪政的演化(76)中国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近代宪政的演化(77)一九八九年中国天安门事变
·近代宪政的演化(78)柏林墙的倒塌
·近代宪政的演化(79) 波、匈、捷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0)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
·近代宪政的演化(81)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2)风雨飘摇:戈尔巴乔夫后期的苏联
·近代宪政的演化(83)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近代宪政的演化(84)冷战后东欧的艰难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5)中共抗拒世界潮流
·近代宪政的演化(86)苏俄:艰难的转型
·近代宪政的演化(87)中共乞灵于民族主义
·近代宪政的演化(88)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
·近代宪政的演化(89)1998:“北京小阳春”
·近代宪政的演化(90)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 印尼的民主化
·近代宪政的演化(91)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近代宪政的演化(92)新千禧年十字路口的中国
·近代宪政的演化(93)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1)
·近代宪政的演化(94)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近代宪政的演化(95)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3)
·近代宪政的演化(96)“9.11”事件:历史的转折点
·近代宪政的演化(97)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1)
·近代宪政的演化(98)新保守主义的兴起(2):伊拉克战争
·近代宪政的演化(99)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1)
·近代宪政的演化(100)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2)
·近代宪政的演化(101)左翼极权滑向右翼纳粹
·近代宪政的演化(102)胡温政权向毛主义摆动
· 近代宪政的演化(103)伊拉克战后民主进程
·近代宪政的演化(104)赵紫阳逝世与中国政局
·近代宪政的演化(105)近代宪政的演化结束语
《海耶克》
·《海耶克》目次
·《海耶克》 序
·第一章导言:二十世纪的先知
·第二章风华时代:维也纳—纽约—伦敦
·第三章风雨交加:《通向奴役的道路》①
·第四章赴美前後
·第五章《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六章晚年总结:《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⑴
·第七章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
·海耶克生平年表
·海耶克的论著
·参考文献
陈奎德部分中文作品
·陈奎德部份文章目录
·2003回眸:民权年
·超越两极线性摆动
·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 ————毛泽东忌日二十七周年
·迎接“新诸子时代”
·退而结网 疏理混沌
·论道问学揽风云
·《浴火重生》阅后
·六四薪火——关于六四与中国新生代
·“1984”,又临中国
·三个中国的演变趋势
·吊“萨斯北京”文
·六四:现代中国的十字架
·纳税人的诞生
·"自请违法":公民不服从运动
·追梦的踪迹——从近代史看中国的宪法.宪政.法统
·儒家谱系 . 自由主义——与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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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物百年怒若潮?

陈奎德
   发韧于中国古都北京的五四运动已经七十五周年了。
    如所周知,五四赋有双重符号象征,一为启蒙主义,一为民族主义。而尤以后者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既深且巨。在七十五年之后,从中国大陆到新加坡,从俄罗斯到波斯尼亚,民族主义再次在全球勃勃兴起,成为当下世界触目惊心咄咄逼人的现象。有鉴于此,一九九四年五月四日和五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和哈佛儒学研讨会在普林斯顿联合举办研讨会,即以《文化中国:民族主义与后冷战时代(Cultural China: Nationalism & The Post Cold-War Era 》为题。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除了作为东道主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各研究员外,还有文化中国这一理念的倡导者和长期传播者杜维明教授、傅伟勋教授,自由主义旗帜的不动摇的秉持者林毓生教授、著名美学家和哲学家李泽厚教授、高尔泰教授以及郭罗基教授、语言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专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著名作家丛苏女士、《世界日报》副总编孟玄先生、政论家胡平先生、《河殇》合作者之一谢选骏先生、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国学者安延明先生、商戈令先生、周剑歧先生、骆宁先生、康华先生、齐海滨先生、陆俊杰先生、胡建先生、朱汉民先生,日本学者山田辰雄先生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几位学者等。刚从日本讲学归来的余英时教授赶上了第二天的会议,并向与会者致词。刚从中国大陆出狱赴美就医的王军涛先生也专程赶到会场,会见旧雨新知。

    有人已经注意到,自一九八九年以后,以“文化中国”为总主题的研讨会,每年一度都在五四纪念日前后召开。尽管讨论的重心各各不同,但是,拒绝回避中国及世界的现实问题,则是其一以贯之的共同特色。从开初的“从五四到河殇”,到“思潮与取向”,继而“诠释与传播”,再到“经济发展与价值变迁”,直至今天的“民族主义与后冷战时代”,从这一系列具体展开的题目上,人们大体上也能多少窥视到一点近几年来中国知识者的心路历程。
    今年的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方面的议题: 1) 民族主义在当代:一种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现象, 2) 中国的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 3) 民族主义与当代文化冲突。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刘宾雁先生致欢迎词后,会议即进入了热烈的争论之中。
    杜维明先生由追溯历史而切入主题。他指出,民族主义的兴起显然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立息息相关,但是另外一个因素亦很关键,正如Greenfel注意到的,“若不从社会现象来理解民族主义的兴起,则对民族主义内涵的认识会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即是说,民族主义的兴起同一个特殊地区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它最先出现在英国,后来才逐渐扩展到欧洲。由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差异很大,英、法、俄、德、美这几国的民族主义就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譬如,英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成为民主运动合法性的理性基础,民主化运动与国家认同的观念连接起来了。其中,洛克等人提出自由人权等观念,成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凝聚核心,是其发展的关键。法国的过程很不相同,它有三个重要的认同因素:宗教(天主教)、王权和国家。法国的民族意识兴起同教会和王权有深刻而复杂的关系。英国帝国主义是从贸易出发,法国帝国主义则以传教为特色。前者强调实际利益,后者强调文化认同。而俄国的民族主义特点则是与俄国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受法国启蒙主义影响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贵族传统内部的危机和矛盾,都是俄国民族主义的催生因素。德国的过程同早期的所谓“德国精神”有关,它有两个内涵:一是德意志浪漫主义,二是(pioutism)一种强烈的宗教情绪。二者结合起来面对法国民族主义的挑战,产生了一种恐惧和仇恨(针对法国)的情意结,以及反西方(法、英)和反犹太的传统,后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在德国的出现就是以上述内涵的“德国精神”为源头的。美国开初逃避宗教迫害的开拓者,是要造一个“新英格兰”,即与母国不同的新文明。是根据当时新移民的一些强势理念(如宗教自由、人生平等)造就一个新国,其过程与英、法、德、俄都不同。 这就引出两个值得思索的问题:1) 现代性中的传统,2)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的可能。据此,杜先生在谈到李泽厚先生关于中国现代“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时,指出,虽然该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应当更进一步注意反思启蒙心态本身的复杂性、传统性、两重性、多面性和内在矛盾。后来的某些悲剧性后果其实与启蒙心态的上述问题也是有关联的。杜先生也讨论了现代化和西化的关系问题。他最后提出是否有人类的“公产”---核心价值?如果有,哪些是?它们各文化特殊价值的关系如何?
    郭罗基先生面对这个冲突纷扰的世界,主张更多地研究民族融合的问题。他指出,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完整发展的活的标本,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以中华民族在历史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同化和融合的力量为借鉴,将有助于增加世界各民族融合的智慧。
    李泽厚先生作为评论者,首先厘清概念,指出民族主义基本上还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是与建立民族国家有关的。总起来说,他不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现象。关于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问题,李先生指出,现代化当然不等于西化,但是,在中国乃至很多国家为什么仍把二者等同起来是有原因的。很明显,西化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如船坚炮利,新式工业,管理方式......,总之,这些物质文化是普遍化、一元性的。与此成对比,精神文化其内在就要求多元化。李先生同意中国近代的启蒙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为什么在中国是法国式而非英国式的启蒙路线占了上风,很值得深思。
    胡平先生的评论认为,整个二十世纪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占有支配性地位,两次世界大战均因此而起。不过,由于冷战时代双方意识形态色彩显得很强,给民族主义披上了一件外衣。一旦外衣脱落,原本的色彩就浮现出来了。他并指出某些集团性、排他性、派别性具有深刻的人性根源。
    天普大学(Temple Univ.)宗教系教授傅伟勋先生的发言指出民族主义主要是受到外来的压力时所起的反应。他强调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分殊。他以日本的历史为例,说明两者的关系,并指出文化民族主义作出的贡献是比较灿烂的。他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到了应当放弃政治民族主义的阶段了。因为只有在自己民族遭受外来民族压迫时,政治民族主义才可能有其意义。当你已经站得起来后,这种必要性就不存在了。而淡化政治民族主义,对于台湾和西藏问题的解决,也是有正面意义的。
    密西根大学东亚系安延明先生先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最基本情结:恢复中国昔日的光荣,但由于他们又接受了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这就产生了矛盾的心理和某种双重标准。
    骆宁先生谈到他的三点观察,1)当中国与西方大规模接触时,在中国的王朝循环史上,正好处于一个朝代的衰落期,气数已尽,特别虚弱。它对西方的反应的方式与这种时期的偶然性有关,也许并不一定是如许多论者所说是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必然产物。2)中国近代著名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在西方游学时,西方的精神状态与早先日本学人学习时已不相同,日人学习时还是进步主义占上风,而华人学习时西方已有某种怀疑乃至绝望的心理(一战前后),这也影响到中日的不同道路。3)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形成了内地和沿海租界的反差,这就造成不同区域渊源的政治力量的取向和(中国式)道义基础的不同,影响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走向和各派成败。
    评论人林毓生先生借用托克维尔对两种爱国主义(patriotism)的区分,把民族主义也分为相应的两类:1)本能的民族主义(instinctive --) 和2)反思的民族主义( reflective --)。以此为模型,分析了中国的情势。林先生并指出,民族文化只有内在发生的部分,才是最有原创性的东西。此外,对于象六四这样的事件,他的观察是,主要源起于中国人特别敏感的公平观念,民族主义成分很少。
    康华先生的评论认为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差异涉及到各自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
   
    下午的会议专题讨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特点问题。
   
    林毓生先生的发言除了深入分析了前述两类民族主义外,特别提到了在自由主义起源中,特权泛化对于强化人权观念的作用。人是目的,从根本上说,人不是任何其他目标手段,当然,也不能作为民族的手段。他指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由于把人当做了民族的手段,因此,民族主义成了所有一切灾难的渊薮。
   
    高尔泰先生追溯了八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衰,指出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主义的缘起及其与知识界的复杂关系。
   
    谢选骏先生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近150年来的混乱时期为背景的。他解释了何以民族主义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一种最主要的意识形态的原因。由于中国迄今尚未建成现代民族国家,所以谈不上建立民主制度。那是第二步的事情,因此民族主义是有其当下的合理性的,中国知识界的“反西方主义”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并设想了中国的三种可能的前景:1) 中国解体,变成多个民族国家,然后建设现代化。2) 通过极强的压力,同化少数民族而实现一个民族国家。 3) 维持现状,变成一个充满内耗不同心而又硬拉在一起的三等国家。他认为上述中国的沙文主义虽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但基本上也是一种西方思想的产物,是受到西方影响后才形成的。
   
    苏炜先生的评论指出前述发言人讲了三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主义、传统意义的民族主义以及二者混合型的制度化了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安延民先生所讲的双重标准就是在上述因素的复杂作用下产生的。
    林培瑞(Perry Link)先生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四点观感:1)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新的现象,与过去的“天朝意识”不同。2)从通俗文化的观点看,中国就是“汉”,中国人就是“汉人”。3)民族主义在中国是比较强的、比较情绪化的概念。4)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有一种泛道德化的因素。
    孟玄先生出语惊人,他自称是个复古主义者,希望中国最好能恢复到帝制时代,维护大家长制。他声称相当强烈地反对走自由民主的道路,认为它不适合中国人。前苏联的解体,对研究国际政治和研究文化的人,包括他自己,刺激很大。他指出,苏联有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化派,也有俄罗斯土地派。目前的发展是,西化派几乎已没有信奉者了。俄国的主流知识分子非常痛苦,他们的思考结果是,我们仍然要走俄罗斯自己独特的路,即所谓俄罗斯自由主义,而非西方自由主义,当然也并非吉米诺夫斯基那种极端派。中国目前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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