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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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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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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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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踟蹰在柏林与汉城之间——奥运综合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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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文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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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又逢君--“反西方主义”一瞥

卷首语
   潮起潮落又逢君
    “反西方主义”一瞥
   陈奎德

   遥望潮起处
   来自各方的信息表明,被称为“反西方主义”的一个幽灵,正在中国大陆知识界萦绕低徊。
    令笔者颇有兴趣的原因在于,据说这些“反西方主义”的主将在80年代都是所谓“西化”的活跃分子。普遍对当局有离心倾向。因此,有理由相信,其倾向是感受和思考的结果,而非压力的产物。
    据报导,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四方面:
    1) 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制度转型的沉重代价。
    2) 西方式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世俗化价值观念的漫延,使知识阶层的精神和物质地位双重失落,从而滋生了对现代化理论的否定思潮,并带出了反西方主义。
    3) 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受挫,怀疑人权口号的功利性。
    4) 在同西方主流知识界的交流中,由于“西方文化霸权”,中国知识分子很难为对方所接纳。
    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的“反西方主义”,有下面这些基本内容和特征:
    在经济的客观态势上,中国与西方已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因此知识者必须确立自己的认同。
    在后冷战时代,民族和文化的冲突已上升到了主要地位。
    人权呼吁含有西方国家利益自身的功利目的。
    虽然反西方,但是并不认同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并且避免陷入狂热的民族主义 (见[中国时报周刊]第102期)。
    如果报导属实,我想,上述“反西方主义”的心理演变脉络是可以理解的。限于主旨和篇幅,这里不想作全面评析。但窃以为,它所反映出的主要情结似乎仍值得仔细厘清。
   
   天国”显身之后
    “反西方主义者”的文章涉及了一些热门话题和问题,有一些属于纯粹的心理感受,如:“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一望而知是华夏中心主义心理的反转。因为过去只有我们堂堂中央之国的人才有资格蔑称那些蛮夷为“非我族类”,而近代则形势翻转,如此,情何以堪?考虑到这些感受是相互的,且很难诉诸客观的论证,故不拟讨论。
    然而,倘若我们考察另外一些典型的“反西方主义”的问题,就会发现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有趣特征,即:无法回答。
    如问题之一是:“他们(指美国人)文明吗?”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叫文明?恐怕并没有公认的答案。
    类似的如:“美国摆脱了后冷战思维吗?”由于其意涵不够清楚,答案恐怕也是见仁见智的。......如此等等。
    据了解,主要是有关人权口号的功利性问题,引发了中国知识者的上述疑窦,并相当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取向。
    深具道德主义倾向我们中国知识圈,经过仔细深究,近几年来似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西方政府以人权等为武器同北京当局打交道时,仍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然而,这是否能算是一项重大发现呢?把国际政治的基本常识视为重要发现,这一事实只是表明近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过去在政治上不可救药的罗曼蒂克。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国家利益。既然我们自己也把中国的利益置首位,那么,我们是否有权利要求别人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把其他国家的公民的权益看得高于一切?显然,我们没有权利。这一要求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现实的,更深一步从逻辑上说,这一诉求也是不可能普遍化的。
    作为中国人,面对任何政治行为,我们只须根据中国人的福祉进行独立判断。只要是能增进中国人福祉的举措,无论它来自何方,无论其动机如何,我们都必须支持。这是基本的标尺和原则。而要求和促使北京当局改善其本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正是属于上述性质的举措,它无疑有利于改善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况。至于倡导和推动者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其本国的利益,与我们何涉?我们何须在乎?即使出自本国利益的考量,那又何妨。我们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何须围着他人的动机旋转?这岂非浪费精力,并且被他人的动机所支配?
    倘若进一步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反西方主义者”有一个绝对主义的预设。他们预设了一个绝对文明和正义的“理想国”,在他们期待中,西方国家就是这样的角色。一旦发现西方国家的作为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一股沮丧、失落和怨恨的情绪油然而生,于是,两极相通,由热烈拥抱迅速转化成了深刻敌意。
    但是,人间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上帝之城”和“天国”,不可能有理想的国家或政权。在这个地球上,放眼看去,只有一些满载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充盈着喜怒哀乐的芸芸众国。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图景,也是我们思考此类问题的基点。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所有国家无分轩桎,可以一视同仁了。绕开了绝对主义的陷阱,放弃了极度理想化的奢望,我们反而拥有了更真实的手段来比较各国的制度、法律和行为方式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很难回答美国人是否文明这一问题,但是,倘若我们换一个问题:“美国现政府比中国现政府文明吗?”恐怕大多数人都可以有把握地获得肯定答案,都会有基本共识。
    这里的区别是极关紧要的。
    笔者不敢自诩为有先见之明。但自问对所谓“西方”的看法,除了个别细节外,几十年来,无论是当年在中国,还是后来在美国,并无什么改变。原因很简单,当时就以平常心看待有血有肉、充满七情六欲的各个国家,知道这个世界不存在天堂。消解了这种过高期望,自然以后也就不会有失望了。
    以平常心理解政治,这是摆脱癫狂的两极摇摆症的解毒剂。
    而认真追究,知识圈内的前后相继的亲西方和反西方这两极,恐怕都是滋生于同一个源头:绝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维模式。
    当然,仍有两个层次的问题是不能混淆的。第一,存在着必须遵守的基本的公认的底线。第二,在底线之上各国有权利尽其所能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
    前述的“反西方主义”认为,当今世界安排国际秩序的原则仍然完全是---弱肉强食。
    这一图景恐怕过于简化。
    诚然,实力是当今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但它不是没有限度和底线的。如果上述图景是精确的话,则二战之后曾有一段美国单独拥有核武器并且国力如日中天的颠峰时期,倘若当时它完全没有行为的底线,为所欲为的话,人们很难想象前苏联及前东欧集团存在的余地,很难想象会有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格局。
    换一个角度看,我们能想象任何其他的现代国家的政府当局由于自己的政策失败导致几千万人饿死而不引咎辞职吗? 我们能想象任何政权能施行象“文革”那样的长达十年之久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迫害吗?徨论把国防军开进首都中心扫射徒手的市民及学生了。
    这些就是底线,不可逾越的底线。只有以这些底线为标尺,我们才可能对现实形形色色的国家及其基本生存方式进行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中---西二分”的魔障
    在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当今“反西方主义者”产生上述感受和思考的立足点仍然是奠基在“中--西二分法”上的。而且,是一个舆论一律的统一的西方同舆论一律的统一的中国的对峙。
    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幅图景已经油彩剥落,画面模糊,甚至虚假不实了。
    首先,不同于中国,并没有一个舆论一律的“西方”。在西方各国社会,公开支持北京当局的大有人在,也不乏自己的舆论阵地。社会的主流声音是与其他声音共存竞争的。这不是此类社会的虚弱,而是在根本上的强大和有生命力的体现。据报导,前不久在北京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西方知识分子”在评价义和团的原则问题上,与中国知识分子水火不容。此文令我困惑的是,谁是“西方知识分子”?据我所知,在义和团问题上,有好几派极不相同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它们都能公开发表。人们不解的是,究竟是哪一派“西方知识分子”在同“中国知识分子”作对呢(在这里,“中国知识分子”倒不用操心,反正有官方声音统一为之代言的)?
    可见,不易察觉的一个习惯是,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以自己在一元化社会中凝固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完全不同的多元化社会。
    时至今日,粗略的“中--西”两分法已经无法准确描绘上述图景了。越来越强的“地球村”纽带把各地栓在一起。尤其是当今的世界经济秩序具有强制性的整合力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国界已逐渐失去往日的重要性。文化的交融也在拆除精神的围墙。这就是所谓“信息时代”对于传统地缘政治景观的解构作用。
    特别是,自前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后,所谓“后冷战时代”莅临地球,集团性的东西方对峙消失,“西方---东方”两分的二极世界正在逐步步入历史的烟尘之中,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因缘际会,作为冷战思维遗物的“反西方主义”却在中国知识界冉冉升起。
    笔者猜测,亨廷顿先生(Samuel P. Huntington)最近那篇著名的论文[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耸人听闻的预言:文明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与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或多或少强化了中国知识圈对自身文化意识的自觉。反西方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反帝国主义论在中国知识界日益时髦恐怕与此不是毫无关系的。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仔细阅读该文章,却发现其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从长程的历史眼光来看,文明的接触主要是强化了相互间的敌意,还是加强了理解和同情,增强了共处的智慧,乃至导致了某些方面的同化?几百年世界史提供的答案是清楚的。因此,目前学术界相当多人对该文提出强烈的批评正是预期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跳出一百多年来已陷于僵化态的“中---西”二分的魔障也许正是中国知识界的当务之急。大概只有如此,才可能以正常心态进入国际竞争的游戏,为中国人谋求福祉。
   忽忽风过耳
    总体来说,目前中国大陆勃兴的“反西方主义”浪潮,无非是对知识圈中过去的浪漫主义憧憬的过度反弹,当然,也是中国知识者对中国在国际态势中的当下位置的本能反应,鉴于它们都属于带强烈时期性特征的趋向,缺乏坚实的利益支撑,因而,并非长期的稳定潜流。
    此外,我们从上面的一些简要概括中已不难看出,同一百多年来中国出现过的激烈起伏的思潮一样,这股“反西方主义”思潮的内容带有强烈的否定式色彩,几乎不含有肯定式的、建设性的内涵。其次,它还是一种相当强的情感反应。并未经过理性的审慎推敲和过滤(这从其中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内容即可发现)。因此,要期待它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提供内容丰富的方向性的贡献,肯定是会落空的。但是,企图借助理性的沟通,去化解由历史际遇导致的情感反应,大概也是效果很小的。
    我们不能抨击忽起忽灭的风,只能等待它过去。 于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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