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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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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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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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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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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毛纲解钮”:耕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地——中国土地私有化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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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战与江胡

   一边是远在万里的伊拉克战事,一边是中国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权力关系;一边是沙漠尘暴雷霆万钧,一边是笑面相对云淡风清,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扯到一起?

   且慢。这并非耸人听闻,二者间确实有某种微秒关联。我们先看看当下中国的权力构架。

   在中国,尘埃落定,一个奇特的国家权力结构浮出了中南海的海面。胡锦涛,作为一国元首的国家主席——中国官方英文翻译为总统(president)——“荣”任了国家军委副主席。即是说,在中国,总统是直接隶属于军方首脑(军委主席)领导之下的。

   是国家领导军队还是军队领导国家?是文官体制还是军国主义?是“党国”还是“军国”?这个畸形怪胎是越来越令人啼笑皆非了。

   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权力结构居然敢于明目张胆地出台,招摇天下,从这里可以折射出北京老权贵的焦虑心态。在情急之下,他为自己权力的延续已经不顾面子不择手段到了何种地步?无论从现代国家建制的基本常识,还是从中国文化的礼仪道统,这种架构都拿不上台面。事实上,孔老夫子早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想以这种不伦不类的名份去携枪挟天子以令诸侯,要以这种“军党二元化”的权力构架去号令天下,永葆权位,而企求长治久安,会得遂其愿吗?

   事实上,无须很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能力,也可以预见这种“军党二元化”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政治后果。让我们来做一点沙盘推演。

   姑且我们以善意假定,江之所以殚精竭虑执意留任军委主席,是为自己及家人、亲信购买“政治保险”,防止一旦下台,人走茶凉而遭受清算。因而,是以攻为守,是一种保护性措施。

   问题是,这个“保险”真是物有所值吗?那顶军委主席的帽子,对江泽民意味着什么?是否戴上它江泽民就可以变成邓小平了呢?

   除了权威值大小不可同日而语之外,这里还有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我们试想,假设胡温二位想略微搞点政改,江若不满意,认为没有做到“江规胡随”,于是仿效邓,来一次江泽民“南巡”,效果会如何呢?恐怕最大的可能,是在中国史书上留下另一个“江施效颦”的典故。

   更进一步分析,其实,权力并不是一个可触摸的有形的实体,它是靠运作而存在的,对中国这样一个权力运转非制度化的国家,尤其如此。实质上,权力须靠其日常运作来出场显示、强化、巩固和实体化。权力久不运作,就象支票未兑现,并不是你实际的财产。而权力运作愈少,权力则愈贬值。有权不用,其值为零,这是神秘权力运行的内在逻辑。在中国,还需加上一条,由于媒体被政治权力完全操纵,因而权力的有无及大小与权力精英在媒体的曝光率,出现时的先后排序,版面位置,字号大小….也息息相关。对于江泽民这样其权力之根基远不如毛 、邓者,特别是这样。

   于是,核心的问题变成,在承平时期,对从未带过兵的江,作为“军委主席”怎么实际操作自己的权力?

   我们不难想象 ,在已经交接班之后,在政治权力的常规运行时期,江很难以“军委主席”身份直接掌控国家的行政权力,很难有下手干预日常朝政的借口和正当性。

   毕竟,宪法规定军委主席的权力仅仅限于“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而且,他必须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而照宪法,全国人大还有权监督甚至罢免军委主席。

   虽然,据报载,江在中共的16届2中全会上,运用上届的权力剩余值,调动其对旧部属的影响力,精心操作,使他这任军委主席具有国防、外交及重大突发事件的决策权。但毕竟他只是“军委”主席,毕竟其问政的机会仅限制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即是说,他的运作并不是常规化的。

   他总不能以军委主席身份致电各国元首,插手中国元首外交事务了吧?这是胡锦涛的活,理所当然由胡出面。

   他总不能以军委主席身份代国务院决策,指手画脚,插手国家经济和其他内政事务了吧?这是温家宝的活,理所当然由温指挥。

   除非北京明目张胆宣布,中国已是军国主义国家。

   于是,人们看得很清楚,胡的政治利益在天下基本太平,不出紧急状况,不生重大危机,如此则能不受干扰,在政治上专心致力于国内宪法的修订并逐步推行宪政改革,在经济上使中国经济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逐渐磨合,逐步减少中国的东西部差异,减弱贫富鸿沟。如果他还有一点企图心,则可能进一步不着痕迹地对外摆正中国的国家定位,靠拢“历史正确的一边”,使中国日益融入国际主流秩序;使自己的权力根基日益强化,日益获国际社会认可,从而巩固自身的地位。

   但江的政治利益则明显不同。若不发重大危机,他这个“军委主席”就失去了过问、干预外交内政决策的理由,他的实际权力就会一天天削弱、萎缩、消解。有鉴于此,江的政治利益在天下秩序大乱,状况紧急。重大危机一旦出现,他的机会就来了。危机的时间持续得越长,他“合理合法”地干政的时间也会越长,从而通过操作权力而强化权力,巩固自己作为一个有实权的太上皇地位。

   根据上述分析,美伊战争的过程及长短,与江、胡的权力消长就并非毫不相干了。很清楚,战争速战速决,美英能一举荡平萨达姆独裁政权,尽快缔造一个新的中东和平局面,弥合因战争而导致的与盟国的分歧,迅速形成稳定的国际秩序,从而使中国不致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和周边不安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是胡锦涛的政治利益所在。

   江的利益则刚好相反。他需要危机的“授权”,需要危机延长加剧,从而长期干政。倘若伊拉克战争久拖未决,美英陷入泥沼,则正中其下怀。于是,江可以借此再次出山,奔走于国际舞台,表演它的“大国外交”:串联法德俄,拖住美英西,明唱和平调子,暗延战争困局,煽风点火,纵横捭阖,从而浑水摸鱼,达到乱中长期揽权的目的。

   这就是伊拉克战事的进展及其速度与中国政治的内在关联。

   日前,伊拉克战事与开局时的迅猛进展不同,联军遇到了一点挫折,出现了某种滞缓的局面。可以想象,江先生眼下也许正在边弹钢琴边哼小调,偷着抒情呢。不过笔者的判断是,江氏窃喜恐怕还是略微早了一点。谓予不信,且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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