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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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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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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好龙”与“胡公好宪”
·《红朝谎言录》序
·互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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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形态的民族主义
·新保、世局与共产中国命运
·丁子霖给陈奎德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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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和谐”的定时炸弹
·玩火者的尴尬
·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前言 & 自由盗火者: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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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拐点”,八面来风:汉城奥运与北京奥运
·民主溯源(1)
·民主溯源(2)
·民主溯源(3):古罗马共和制度
·民主溯源(4)——罗马帝国的政治
·民主溯源(5)——中世纪代议制民主的萌芽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结语:自由、风险、责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七章
·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北京“密友”排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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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共的“内外神经分裂症”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两幅历史性画面:

   1972年2月21日,中共主席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颤颤萎萎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顿时充斥全中国。共产中国与头号反共国家美国为了对抗头号共产国家苏联而结成了“准同盟”关系。

   与此相对照,中国大地上却触目皆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及“打倒帝国主义”等典型的共产党口号。无数对文革和共产党不满的思想犯们(张志新、遇罗克们)被残害于暗夜之中。

   2003年6月1日,中国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由西方民主国家G8主导的会议,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布什高度赞扬胡锦涛在抗萨斯时表现出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给胡以相当的礼遇。北京也在外交上进一步向国际主流秩序靠拢,特别注意拉拢美国。

   与此相对照,在中国国内,“新青年学会”成员、原北大学生杨子立、徐伟等四人却因思想言论“罪”被判处八到十年监禁的重刑。对和平练功人士的镇压仍在进行,对国外信息向国内的流通仍然严密封锁;而在官方控制的国内网络上,对独裁者萨达姆的赞扬,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仍然气焰万丈。

   两幅画面虽然相隔31年,却似曾相识。相似点何在?就是中国的外交与内政的方向南辕北辙,严重分裂。据说,中国已经“与时俱进”了。确实,当今中国沿海的高楼大厦与31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上述基本的政治景观呢?却在时间的流程中却被“定格”了。

   “进”在何处?

   内政与外交取向分裂,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正常行为;同时,也不是一种可以持久运作的国家政策。

   中共的上述“内外神经分裂”, 缘起于中共外交行为模式中的地缘政治因素逐步压倒了意识形态因素。

   所谓地缘政治因素,系指无论是谁当政,作为处在一定的地理与历史渊源格局中的国家利益对外交的客观要求。对中国而言,例如,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对日本、俄国的某种平衡距离感,甚至一般地,还包括了中国(春秋战国)传统中和近代欧洲传统中的均势平衡原则等等,....这是一种长期性的因素。

   所谓意识形态因素,指的是当代中国「国教」——共产主义——对外交方针的影响,是某种特殊历史阶段的现象。如,中共建政初期对苏俄的「一边倒」,参与韩战、越战,支援古巴和输出革命等等。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北京自1949年以来的外交史,就是这两重因素的消涨起伏史。而总的趋势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增强,意识形态的因素减弱。应当看到,这两方面经常是矛盾的,只有把北京外交政策中的这两重因素剥离开来,使共产意识形态的因素消解于无形,才能使其外交更加接近中国的基本国家利益。

   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常常成为历史包袱,成为实施地缘政治外交的绊脚石。而且,更不妙的是,这种因素已成为现实条件的一部分,使主政者不得不考虑。

   例如,就当前北韩核危机而言,虽然北京与北韩的隔膜已深,北京与南韩的实质关系早已超过与北韩的关系,而且从从地缘政治看,北韩的核武器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的长远威胁。但目前北京仍然对北韩有某种程度的公开撑腰。除了舍不得丢弃北韩这颗对付美国的筹码外,从根源看,就是这种难以扔掉的历史包袱所造成的。而这一杯历史苦酒,正是北京自己长期酿造的。所谓“自作孽,不可活”是也。

   这是中共内政与外交取向分裂所付的代价。

   所以如此说的原因是,中共自从毛时代后期,即七十年代初与美国开始谋和后,外交与内政出现明显的分裂。它必定要寻求某种解决。不是外交的现实主义方向战胜内政的乌托邦极左方向,就是内政的极左方向战胜外交的现实主义方向。因为内政和外交的严重分裂是不容长期存在的。

   众所周知,在毛垂命晚年那一轮外交与内政的竞争中,最后,是外交所象征的路线战胜了内政的路线,二者渐趋一致的结果,是总体上带有现实主义实用色彩的邓小平时代浮出历史水面。即,在内政的经济路向上,逐步走向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市场经济。抛弃了毛的祸国殃民的公有制命令经济方针,最后加入了WTO。于是,在内政(的经济层面)上与外交方向逐步合流了。

   这种方针,当然是比毛晚期的内外分裂的路线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但是,邓小平的外交与内政上大体一致的现实主义是很有限的。因为其基点是建立在维护其统治地位这一首要目标上的。即,它是维持权力第一,国家利益第二的。 因此,在内政的政治层面, 邓并没有对国际标准妥协。六四屠城就是其标志。

   今天的中国呢?当下外交与内政的分裂以及二者竞争的结果又将如何呢?江泽民先生那种“在外交上竭力要进入国际社会;在内政上又极力抗拒国际秩序”的分裂政策是否还行得通呢?

   北京自己很清楚,“9.11”事件带给它的非敌对国际环境的缓冲时间不可能是永久性的。而只要北京仍然坚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则中国的潜在外交困境——从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印尼、越南、印度、阿富汗……的一个新月形包围圈, 甚至9.11后还加上中亚(原苏联各)共和国以及加上俄国本身成为一个全封闭包围圈---敌意的国际环境就总是在那里的。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呢?

   如果内政依旧,仍是极权的共产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刺眼的异数, 无论其手腕多么花梢,能够真正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吗?

   这里就涉及到中国大陆新当政者在新世纪的选择:是使内政服从外交,遵循国际秩序;还是使外交服从内政,对抗国际秩序?是内政向外交统一,还是外交向内政统一?

   如果只是在外交技巧上运思,惮精竭虑,合纵连横,尽管可能暂时得手。但从长远来看,正是所谓“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局外人其实看的很清楚:若实施政治改革, 即把东西方祖先在外交上的均势制衡的智慧,吸纳进内政的安排中,打破权力一元垄断的局面,靠拢国际公认的价值体系和立国原则,与国际的主流政治秩序协调起来,反求诸己,向内用工夫,推动中国自身内政的全方位改革,达到内政修明,与世界体系融为一体。这才是一劳永逸的选择。

   “和外必先变内”。这是我们对北京新当局的忠告。中国内政的文明程度如何,是北京是否能被国际大家庭所接纳的关键因素。

   北京新当局想必知道,中国人的眼睛、国际社会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你们,监督着你们。众目睽睽之下,何去何从?请中南海衮衮诸公,好自思之,好自为之。

   在你们作出重大的决定之前,想想一位先知的箴言是明智的:

   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的,命运拖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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