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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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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慧:并非绝唱——《野草》93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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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2006年1月02日)
   
   

     
   

公安一处特工“拜访”我

   
    2004年6月5日早上,电话铃响了。
   
    我拿起话筒。
   
    “你是某某某老师嘛?!”话筒里声音陌生,但确是我的名字。
   
    “不客气,是我。请问你是谁?”
   
    “我是公安局,找你摆龙门阵。(聊天)”
   
    “摆龙门阵?公安局?那是有事了?”我三天前刚刚知道,半个月前,我们的野草93期和主编陈墨的家已经被抄了。
   
    “有点事。你什么时候有空?”
   
    “现在就有空。”
   
    20分钟后,来了两个人。他们拿出证件向我晃了一下。其中年轻的那个摊开记录本,迅速进入正题。“你知道《野草》这份刊物吗?”
   
无慧:并非绝唱——《野草》93期(图)

   《野草》
   
      我不以为然的笑了笑,“知道。不过,那不能算是一份刊物。它不过是朋友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些文字而已。”
   
    “你跟他们投稿吗?”
   
    “投过。”
   
    “采用什么方式呢?”
   
    “网络。”
   
    “你见过93期了吗?”
   
    “你们已经端掉了,我到哪里看去?”
   
    “那好,我给你看。”年轻的从皮包里拿出一叠打印件,野草93期 下面赫然两排大字:甲申三百六十年 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周围做成大黑框。
   
    我随手翻了一下。第一篇是余杰的《从张屠夫到毛泽东》,第二篇是王怡的,标题较长,我没有记住。他们说,“你说,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能不取缔?”
   
    然后就转弯抹角的问起我是否认识肖雪慧,王怡和余杰。我回答说,知道这些名字,但不认识。他们便跟我解释说,王怡、肖雪慧这些人是要喊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的。
   
    我反对说,他们是学者,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有表达的权利。不过,我不可能说服你们,但你们也不可能说服我。再说我又不是学者,还是不谈这个的好。
   
    以上是公安局一处“拜访”我的部分场景。
   
    但是,至今仍然令我困惑的是,一,《野草》93期虽然曾经向肖雪慧约稿,但她并没有响应,也基本没有参加聚会,特工言语之间,却似乎尽量要把她网进来;二,祭奠专题明明是某人策划,提出向在国内外的川籍著名学者约稿,撰写关于甲申三百六十年的文章。策划人自己亦有文章在内,而在整个讯问过程中,却从未涉及此人。而据我所知,他也从不曾被传唤。
   

野草曾经多次沉默

   
    《野草》被禁,令朋友们痛心疾首。虽然,在长达几十年的野草生命中,它并不是第一次遇险,也不是第一次停刊。
   
    号称“野草档案”的邓垦记载,早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文化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红卫兵小将们还沉浸在“文攻武卫”之中。陈墨、邓垦、冯里、徐坯和白水等人就经常聚集在一起,探索诗歌艺术,切磋怎样提高写作技巧。邓垦是个有心人,他将散乱的诗稿收起来,手抄成一个笔记本,大约共有150首。
   
    有一次,几个人相约骑自行车到青城山,当时天色已晚,山明水秀,不禁吟哦起“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邓垦心念一动,当即给刚抄完的集子定名为《空山》。
   
    七十年代初,诗友吴鸿在邓垦本子的基础上,重新抄录,于是有了新的《空山》。不久,老飞因为落入警方设下的圈套入狱,吴鸿担心朋友们受连累,将辛苦抄录的《空山》付之一炬。(详情参见邓垦作《野草掠影》及罗鹤《空山踪迹》一文)这应该算是草友们的第一次沉默。
   
    而我在70年代中期遇到一些问题,对人生感到失望、茫然,情绪非常低落。但我非常幸运,认识了这群诗友,这群在艰难困苦中仍然积极乐观永不言败的人,我觉得有了从来没有过的信心。从此,我的精神世界就和他们牢牢的连接在一起了。
   
    1979年春节过后,陈墨、邓垦、冯里、万一、徐坯等在《空山》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新旧诗歌选编成册,用钢板蜡纸自刻自印出一个油印刊物,定名《野草》,贴在了成都热闹繁华的市中心。其中《野草颂》、《天安门垮了》、《坑和人》、《二月》等诗篇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同时也引起政府的高度紧张,一度准备抓人。据说,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一句话,化解了危机,野草诸君得以幸免入狱。但因此,野草也就只出了三期。这是第二次沉默。
   
    但草友们没有死心。“为了延续《野草》的生命,1979年11月18日魏京生入狱刚半月,我们决定《野草》以手抄小报形式、并更名《诗友》继续办下去。从公开散发转为内部传阅,作为野草文学社同人间联络感情互学互勉的纽带。”(邓垦《野草诗选》后记)。
   
    《诗友》刚好一张报纸大小,全部采用手写。记得栏目设置主要有《带露摘花》,《秋风一叶》,诗歌评论,还有漫画《蛋鸡图》等。《带露摘花》是新作;《秋风一叶》是旧作;因为邓垦老大哥总是催着叫大家拿新东西出来,有人说,这叫逼着公鸡下蛋,所以有了《蛋鸡图》。《蛋鸡图》由年轻女画家陈卡琳漫画,九九配诗,把朋友们创作辛苦比喻为母鸡生蛋,形象鲜明生动,令人忍俊不禁。
   
    而我本人和现在美国的蔡楚就是在这个阶段先后融入了《诗友》。但我没有参与编辑,蔡楚亲手编辑了20多期。不妙的是,又传来消息:当局已经查明《诗友》就是《野草》的另一形式,已被定为地下黑刊,。。。。。就这样,野草被迫再次沉默。
   
    1988年,孙路已经从香港返回,在他极力主张下,《诗友》恢复了。在这一阶段,女诗人钟琛和李凌燕是其中活跃分子,也尽显才华。一年以后,孙路在“六四”期间被捕,《诗友》再次停刊。这是第三次沉默。
   
    1990年10月《诗友》又复刊了,许多朋友都觉得追求了20多年,不少人都快要步入“天命“,应该对自己有个交代,于是商量着将过去在《空山》、《野草》和《诗友》上登载过的作品择要,汇编成了一本《野草诗选》。直到1993年底应该为84期,邓垦记载为81期,漏掉谢庄编辑的3期。至此,草友聚会稀少,似乎自觉地沉默了。
   
    到了1999年,已经从事文化活动十几年的谢庄,野草情结又萌动起来,在朋友中间鼓吹游说。邓垦、陈墨也觉得应该将这种难得的友谊打个结。于是,陈墨着手将朋友们历年的书信文章汇编成一本厚厚的《野草之路》。《野草之路》不同于《野草诗选》之处,是以文为主,而非以诗为主。
   
    著名政论家蔡咏梅女士得到了这本书,她在2000年8月号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标题是《野草的故事》。
   
    蔡咏梅女士通过讲述野草的故事,向世人传递了一个信息:在大陆貌似繁华热闹的文坛之外,还有一群长期被埋在地底下的求索者在默默地耕耘。她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叙述中看到了草友们从前自己都不曾看见的内核,看到在极权政治下一个特殊的人群以及产生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并破天荒的采用了《野草文学社》一些成员的作品和图片,向《开放》的读者介绍这个从来不为人知的文学原始部落。这是《野草》首次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亮相。草友们读后普遍认为,蔡女士的文章不拔高、不贬低,对“野草现象”所持观点实事求是,称蔡女士为“知音”。
   
    稍后,2001年,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建在《中国知青文学史》一书中将60年代的太阳纵队、贵州诗人黄翔为代表的《野鸭》以及20世纪7、80年代的《今天》等地下文学团体作了资料性的介绍,同时对《野草》也从历史的角度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从此,百分之百的民间、地下文学团体《野草文学社》终于在经过几十年的默默无闻之后,为一些关注中国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地下文学的寻访者所知晓。换句话说,野草总算有了点名气.。
   
    正如事物通常具有的两面性一样,名气是把双刃剑。有点名气的《野草》再次复刊了,这次采用十六开本小胶印,每期100个页码,有点杂志的形状了。这一次延续了三年多,共出了8期。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复刊后,过去老朋友的作品数量比例降低,新加入者的投稿比例逐期增加。
   
    2004年4月初,一位活跃于官方文坛的名人,策划着邀请几位川籍学者写文章,以纪念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对成都的大屠杀。准备在《野草》93期刊发。但是,在第93期还没有付印时被当局查抄了。
   
    野草又一次被迫沉默了。这一次的沉默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半。
   

野草93——并非绝唱

   
    经历过“阴暗多雨的季节”(野草社长邓垦诗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走过近四十年的<野草>,却在当局标榜将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后的2004年6月被当地警方查禁.。一人被抄家,五人被传唤。查禁的理由极其可笑:草友间互相交流的印刷品中刊有“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文章。——几篇文章就能够颠覆的国家或者政权,可见,这个政权坏事干得太多,竟至神经衰弱到如此地步! 关于这点,可以有很多话说。但是本文今天暂时不予讨论。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比起“太阳纵队”和《今天》等,《野草》缺乏所谓文坛泰斗或大师的提携扶持。因此既没有高攀庙堂的企图和路径,更没有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奢望,只不过是一群生活在最低层的“苦力”(陈墨语)、贱民,作为自我发泄或者互相舔舐伤口的方式。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在少年时代便被打成“反革命”(乐加、鲁连)。青年时代就被划入“反革命”或右派的有谢庄、蔡楚等人。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无辜迫害的中国人多如牛毛,草友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
   
    但这部分人,面对国家暴力,不愿意做 “沉默的羔羊”;不能作“人打你左脸,把右脸也给他”的基督徒。他们喉头发痒,他们血脉偾张,他们骨头宁折不弯,他们不愿意苟延残喘地“活着”;他们更不愿意被禁锢思想,被奴化灵魂,他们追求自由表达,要过“人”的“生活”。在草友们或幼稚或激愤的表述里,始终反映的是来自内心的呼唤。
   
    “在这后代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我们就是一棵野草,默默地,我们毕竟曾经挣扎过,也反抗过,梦想过,也追求过。”(陈墨《野草诗选》序)。
   
    十几年前的这段话语,基本上表达出草友们共同的心声。当时,草友中没有人想在这些做过的事情当中成名或获利;更不可能提出什么政治诉求。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相信,任何一个敢于思考敢于言说者,都无法回避“我思故我在”和“我表述故我在”希望得到认同这样的事实。尤其是从草根发出的絮语已经得到地面的回声,响应,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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