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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画展》、乐加和油画《人》(图)

   
   (博讯2005年12月10日)
   
   
   


作者:丁香

   
   
   
   
《二月画展》、乐加和油画《人》(图)

   油画《人》
    
   
   
   
      过几天就是世界人权日了。几个文友准备开个小型座谈会,我和老朋友乐加翻开从前那些发黄的照片。忽然,一张《二月画展》的请柬将我们带回26年前的1979年。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确,当我们回首往事,才蓦然发现,生命对于我们,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悄然远去,再也不能回来了。
   
    乐加有非凡的记忆力。他说,成都的美术界,在1978年有:官办机构——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和成都市美术家协会。他们合法地、公开的经常举办美术展览,规定参展作品要粉饰太平,否则不会接纳展出。另一机构是群众艺术馆和市工会所辖的文化宫,每年也要办很多画展,其题材、方式与美协并无二致。除此之外就是由知名画家及其追随者形成的圈子,他们绝大多数是纯技巧的探索,其作品都是在圈子以内互相观摹。从画种上分无非两类:即国画和西画。国画有陈子庄、刘既明、周抡元、谭昌镕、赵蕴玉等。西画有顾达先、胡仁樵、万启仁等。  
   
    《二月画展》就是在民间圈子中剥离而聚合的又一圈子,他们是由一群经历曲折,在压抑和痛苦中从事绘画的青年画家组成。他们是:苟乐加、邱克、路万景、刘伦剑、谢山、刘正伟、陈卡琳(女)、熊北琴等。年龄最大者34岁最小者19岁。
      1979年,元旦过完,这群画家便聚集一块商量筹办画展。商量结果展览场地由草堂小学美术教师熊北琴负责;作品收集由苟乐加负责;人选作品由集体投票筛选。
      乐加回忆说,开始,找了许多地方,都没人敢承接这个活动。多次失败,我们没有退却,熊北琴老师终于说服了校长,由草堂小学在寒假期间为画展提供两个大教室(约80平方米)和一个40平方米的会议室供画家们研讨之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对校长冒着风险帮助我们充满敬意和感激之情。紧张的筹备工作结束,正是二月。"二月"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它告诉人们,严寒快要结束,万物呈现生命活力的时刻就要莅临。画家们都希望通过绘画作品与观众对话,将那个历史时期广大无辜者的遭遇和情感渲泄在画面上。因此画家们一致赞同以"二月"为画展命名。
   
    1979 年2月7日,《二月画展》正式在成都市草堂小学展出,展出作品100余幅。有油画、水粉画、水彩画、色粉画、版画、速写、人物写生等。第一天观众就达300人次。展出期间总计有2000余人观看了画展,并留下了宝贵的意见,给予画家们热情关注和鼓励。展出时间长达13天,于2月20日结束。
   
    展出的主要作品有:油画《人》、油画《墓地上空》、水粉画《华表坍塌了》、油画《挡不住的阳光》、油画《梦幻》、油画《被扭曲者》、油画《华夏日月》、油画《沐浴》等。这些作品受到观众的极大关注,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作品展现了被那个时代扭曲的人性、在苦闷和痛苦中挣扎的痕迹。同时展出的速写和人像写生、真实地再现了那个年代人的精神面貌,直率地表达了人的痛苦和被痛苦挤压得麻木的表情。
   
    《二月画展》从筹备到展出,受到社会上众多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其中《野草》文学社给予了很多实际支持和关注,特别在选材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野草文学社大部份友人来观看了画展,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作品以意见簿的形式给予认真细致的评价和论述。
   
    2000年,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建在他的《中国知青文学史》一书中有关于《二月画展》的记载,同时提到,这是中国大陆50年代以来第一次由民间举办的绘画展。
   
    因为这些画家差不多都是熟悉的朋友,笔者自然也参观了这个画展,当时就被这群忠于自己艺术良心的画家们感动。其中,《华表坍塌了》和《人》是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文革”以后,中国的艺术、包括美术作品,曾经以“伤痕文学”的方式,抚摩过华夏民族的痛处。但真正表现伤痕、尤其是深度伤痕的作品寥寥无几。似乎,时间的流水冲刷了一切罪恶,并多少镀上一层灰暗的金属色,让后人莫明所以。
   
    乐加说,一年以后,在四川省展览馆展出了青年画家高小华的《为什么》,画面上二个“红卫兵”仿照罗丹雕塑《思想者》作沉思状,两人之间有一挺吊盘机关枪,满地子弹壳;程丛林的《某月某日。雪》,将画面置于学校门前,刚刚结束武斗的两派学生,胜利者耀武扬威的正在接受失败者垂头丧气的投降。两副油画表现的主题基本上是武斗造成的结果和产生的困惑,提出了“反思”的需要。客观地说,上述两位画家所表现对文革的反思是极其可贵的。可惜,这样的反思在中国文艺界实在是凤毛麟角。
   
    乐加个人经历非同寻常,年仅十四岁就糊里糊涂当了“反革命”,锒铛入狱。在狱中,跟著名漫画家汪子美、油画家邱成久学习绘画。他不仅因此练就了深厚的素描功底,更从两位老画家以及自己的人生际遇当中学会了思考。在这个基础上,乐加对以绘画艺术表现沉重的历史究竟有多大的可能,进行了更深的探索。油画《人》就是这种深度探索的产物。
   
    1968年,武斗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人民南路贴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人被开膛挖心、抽脚筋、点天灯、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照片下面用毛笔大字写着:“看!造反派某某某的下场”。落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某中学分部。
   
    此前,照片上的这个人曾经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分团”的“团长”,也是一个武斗司令。据说是在医院看病时,被对立一派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抓住。小将们将其开膛破肚抽筋点天灯后,游街示众曾轰动全城。乐加不由开始思索了。这是为什么?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怎能干出如此令人发指的兽行?历史上异族统治者为了征服,对我们民族曾经实行的血腥屠杀,激起亿万同胞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结。而现在对同是“紧跟领袖”、不过观点之争的对手竟然施行如此残忍的暴行!惊悸之余,萌生了偷走照片的念头。于是,等到深夜,悄悄取走了照片并私下收藏起来。直到1977年底“文革”结束一年后,才将照片找出来,精心的进行了艺术处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油画《人》。
   
    如果高小华、程丛林的反思,还只是局限在对同学们为什么会卷入武斗,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层面上。那么,乐加的《人》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人的生命,难道可以在什么主义的幌子下予取予夺,难道可以随意践踏?是什么怪异的土壤生发出这样的“恶”?
   
    这里我不想讨论画家的技巧或派别,只想说,衡量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心,并不困难。我的朋友乐加即使在那个阴暗的时候,也没有泯灭作为画家的良知,没有丧失自己的思考能力。这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智慧。要知道,那是1968年,流行的时尚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任何对“革命”、 “牺牲”和“斗争”的怀疑都可能招致难以抵挡的祸患。
   
    时间才走过不到三十年,可那段每时每刻都令人心惊肉跳的历史,仿佛已经蒙上一层厚厚的尘埃,看不见了。在尘埃之上,自得其乐的各色人等,都歌咏着、舞蹈着, “忽悠”在有意识造成的“比傻”语境中。说不定,当初沾满鲜血的“红卫兵小将”,现在正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指责美英联军的虐囚丑行;或者换了另一副面孔,以笃信基督或皈依佛门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阴暗历史。也许有人指责我不够宽容,中国历来有“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更有中庸、宽恕的所谓美德在先。
   
    但是,我不想中庸,我崇敬那位犹太“纳粹猎人”清算罪恶的不懈与执着。他不仅清算策划者、指使者也追究刽子手,一个也不放过。他说,我进入天国的时候,可以对几百万死难者说,我没有忘记你们。
   
    我认为,无论是一个民族或者任何个人,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就不该获得宽恕。
   
    2005/11/28
   
   
    原载《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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