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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石可能就是民主化的小岗(组图)

   

作者:范亚峰


摄像:郭飞熊


评论:刘晓波


编辑:蔡楚

   
   (博讯2005年9月05日)
   
   
   

——民权论之二十四

   
   
   
   
    发生在广东番禺区太石村的和平绝食维权行动,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太石村民的维权行动进行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可以发现其具有法治指导的民主、非暴力和平抗争、模拟血酬模式、政治权利诉求中心、互动网络的维权等特征,从而构成了中国维权运动中独具特色的太石模式。
    太石模式包括五个特征:
    第一,太石村民的维权行动坚持法治原则之下的民主,实现了守法、维权与护宪的三位一体。番禺区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村民自治组织法,而太石村民遵守法律、依法维权,以此稳健推进;
    第二,太石村民非暴力和平抗争,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告别了中国农民以暴易暴的暴力革命惯习,为中国走出治乱循环、进一步减弱暴力革命转型的前景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是无限期、有限度的绝食抗议,可以认为是一种模拟血酬模式的生成,为公民维权运动的血酬模式提供了变种,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太石村民有限度的绝食,使其具有见好就收的妥协精神,从而与一切形式的激进主义区别开来。
    第四,太石村民的维权行动是以村民自治的政治权利诉求为中心,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诉求,这使农民维权告别了以利益诉求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开始形成权利和利益并重的政治哲学;
    第五,太石模式实现了虚拟互联网络与真实人际关系熟人网络的结合,使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融为一体,并在两个网络整合的基础推进官民良性互动。太石模式是以互动网络为特征的维权政治,其不同于1989年广场政治之处的在于,官民双方的政治社会理性和妥协精神都已有重大进步,官方在看到村民尤其是妇女们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维权意志时,及时放回因绝食被抓走的村民,而村民们见到官方的让步之后,也表现出可贵的明智和审慎,及时终止绝食的计划。
    太石模式是中国宪政民主进程中自发生成的维权模式,从而可能具有强大的可扩展性。20多年前,中国凤阳小岗村民自下而上的承包制试验,因得到自上而下的肯定得以扩展到整个中国,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奠定了微观基础;今天,我们盼望官民双方能够和平、理性、克制、秩序地处理太石村民维权事件,为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奠定官民互动的共识基础。中国公民维权的太石模式让我们见到了自由精神的创造力,使我们对中国宪政和平转型的前景可以有稍微乐观一点的期待。
   
    2005年9月于北京
   
   
   
   

太石群像(组图)


(博讯2005年9月09日)

   
   

郭飞熊摄影


蔡楚报道

   
   
   
   

太石群像,一:讲述

   
太石可能就是民主化的小岗(组图)

   
   
   
   
   

太石群像,二:还我权益

   
太石可能就是民主化的小岗(组图)

   
   
   
   
   
   

太石群像,三:坚持到底

   
太石可能就是民主化的小岗(组图)

   
   
   
   
   
   

太石群像,四:太石阿婆

   
太石可能就是民主化的小岗(组图)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刘晓波:政治绅士VS政治流氓—再论太石村非暴力抗争的启示

   
   
    迄今为止,广州市郊番禹市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对当地官权的非暴力反抗,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村民们的接力绝食斗争也将近一周,国内外舆论的声援也逐渐扩大。
    在这一民间维权和官方镇压的冲突中,民间权利的觉醒VS官权独裁的愚昧,民间的知法护法VS官权的执法违法,民间的非暴力文明VS官权的暴力野蛮,民间的阳光心态VS官权的阴暗心态,民间的坚韧意志VS官权的内在虚弱,民间维权策略的理性灵活VS官权应对的非理性僵硬,……也就是说,村民们要争取和捍卫的,不仅是“民主权利”且“法定的民主权利”,而作为执法者的当地官权对村民维权的反应,不仅剥夺了村民的合法政治权利且践踏了现行的法律;村民们的维权方式,不仅是合法的且是高度文明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非暴力,而官权的护权方式不仅是违法的且是极为野蛮的暴力镇压。
    两相比较,底层民间表现得竟是如此文明,而地方官权表现得竟是那么野蛮,甚至就是政治绅士VS政治无赖。
    尽管,我现在还无法预见到这场官民冲突的未来结局,但我能够看到太石村村民维权昭示出底层的阳光而健康的政治生态:
   
    首先,在官民冲突的心态上,与其等待官权尊重民意并对某些亲民举措感恩戴德,不如依靠自身的行动来显示民间的自尊,通过自组织来达成自发团结和相互激励。
    其次,在面包与自由的关系上,与其满足于被恩赐的面包,不如自己争取到法定自由;因为,由官权恩赐的面包随时可能被官权再次夺走,而自发争取到自由权利足以保护民间的面包不官权被任意掠夺。
    第三,在维权策略上,与其奢望官权出台保障民权的完善法律,不如以行动来用活现行法律中极为有限民权条款;与其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宣泄一时的愤怒,不如用持之以恒的非暴力方式来达成长远的目标;与其首先等待上级官权的干预,不如首先争取民间各界的广泛支持,包括信息的披露和反馈、逐渐扩张的道义声援和步步为营的法律援助。
    在此意义上,村民们所争取的最小政治权利(罢免腐败最基层的村官的民主权利),已经产生了最大化的政治效应。这种政治效应昭示着中国政治生态的积极因素,也昭示了推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路径依赖。
    从政治生态的角度讲,中国政治生态现状的确是民权的奇缺,但这并不表示其他社会领域里没有民主因素的生长,即便在政治领域,官权压制下的民权奇缺,正好说明官方对不断成长的社会性民主力量的恐惧。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巨大的社会变化导致民主力量在非政治领域的自发成长,民间维权行动的此起彼伏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断成长的民间资本蚕食着政权的经济基础,日益分化的价值观念挑战着政权日益虚弱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民间心灵对民主的价值认同也日益普及;持续扩张的民间维权加大着挑战蛮横官权的力度,不断增长的民间勇气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缩。
    从政治转型的路径依赖角度讲,现在的中国,官权根本不打算进行“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治转型很难乞灵于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民间努力及其社会渐进改良。因为,在官府权力VS民间道义、社会的日益多元化VS政治的僵硬一元化的格局下,民间的民主意识不断觉醒和民间维权活动的此起彼伏,使官权控制越来越现出捉襟见肘的窘态,其政治镇压也越来越心虚气短,民间自发争取到维权空间也必然随之扩大。
    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转型肯定是一个远远超出人们预期的漫长过程,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绝不要奢望通过激进的政权改变来重建整个社会,而只能致力于踏实的渐进改良,依靠不断成长的民间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也就是通过自发民间力量所推动的渐进社会改变来逼出政权的改变。
   
    2005年9月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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