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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左派论纲

内容摘要:“鲁迅左派”,是鲁迅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体。鲁迅既是左翼文化工作者,30年代左翼文化领袖,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论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国民性批判到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关注的重心始终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这正是左翼文学的最深层本质的规定。鲁迅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
   关键词:鲁迅、左翼(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翼民族主义。
   

   
   鲁迅在30年代,参与成立和领导“左联”,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同路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回应自由主义对此一鲁迅的批评,我首先确定鲁迅“左翼”的性质。“左翼”与“自由主义”正是20世纪思想论战的一个对子。“鲁迅左翼”或“鲁迅左派”正是继承和发扬、发展以三十年代为集中体现的鲁迅精神的思想派别。“鲁迅左派”有四个关键词,上面都已提到,正是“鲁迅”、“左翼(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这四个关键词确立我思想的单元,由此发展我的思路,树立我的“鲁迅左派”或“鲁迅派左翼知识分子”的旗帜。 同时,面对当代活跃的民族主义思潮,鲁迅左派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盘打杀的倾向,确立左翼民族主义的观念。
   
   一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思想言说中有两种所指,一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简称苏式社会主义,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崩溃,肯定其历史存在的一定的合理性,更要批判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揭示其历史存在及最终崩溃的经验和教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有点差异,前者偏重于文化和审美,仍是乌托邦理想和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的价值参照;后者偏重于政治和经济,由于社会民主政党的执政而现实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政治形态。
   中国走的是苏式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时代非常明显,邓小平时代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处在不断发展的改革进程之中。加上中国不同于前苏联和西方的国情,中国的改革社会主义仍有着生命力。改革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过渡形态,未来怎样发展?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形态,还是继续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这关键取决于获得统治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政党。现在能探讨的是两点。首先,将自由民主社会制度的建立作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种社会制度政治上民主,混合经济,文化思想上多元化。在这样的现代民主社会结构上,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根本的社会制度上的变化,而在执政党的政策上的偏向。在一种自由民主社会制度上,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便是社会主义。其次,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可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下中国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和理想,也可作为对现实批判的理想价值形态。这两点思考既总结了苏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且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沟通。这两点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现实和理想的两面的统一。
   社会主义思潮中,有一些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既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又有某种程度的疏离,还有一些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苏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联系。西方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则是若即若离,这由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的中右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既联系又背离的复杂关系,和社会民主政党在历史发展上对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定性上的变化。我强调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联系,但又批判苏式社会主义和某种程度上肯定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并且较多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则需要修正、变通、发展。社会主义首先被人们当作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全面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文化体系、世界观与方法论、价值观与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
   我将站在被压迫阶级一边,为反抗社会压迫、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人类社会理想的立场和思想追求作为左翼思潮的本质性规定。人类自有文明以来,这种为被压迫者的左翼文化传统便一直存在。但我强调的是,进入现代文明以来,有形形色色的左翼文化思潮,但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深厚博大的、影响最大的和最有生命力的。我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为我所更高肯定的“左翼”。
   接下来,谈对以鲁迅为旗手的“鲁迅左派”的内涵的确认。“鲁迅左派”,是鲁迅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体。鲁迅既是左翼文化工作者,30年代左翼文化领袖,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至于鲁迅本人思想的独特性,不能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划等号,但可以与鲁迅左派、“鲁迅主义”划等号。有人说,鲁迅本人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曾有的又放弃,矛盾性存在,有一些方面思考不多或缺失,这是存在的。鲁迅左派的看法是,鲁迅思想的本质特征是等于鲁迅左派或鲁迅主义的,他放弃的或存在的错误需要修正,他的矛盾性需要在变通中统一,他一些思考不多或缺失的方面需要补充和发展。
   “鲁迅左派”一词是我在网络思想论坛与自由主义派学友、毛左派学友交流、辩论中确立的,因此,鲁迅左派的思想与自由主义和毛左派共处一个当下网络思想语境,相互联系而又彼此不同。有人,例如英国BBC中文网记者魏城,说我确立“鲁迅左派”是为区别于“毛左派”,[i]我承认这种说法符合一定实情。不过,“鲁迅左派”思想的更大思路是从30年代鲁迅的评价开始和发展的,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为此一鲁迅与左翼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辩护,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二
      
   鲁迅一生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时代,他对这两个时代都是不满的。正如清末和民国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变革的时期,鲁迅作为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着。鲁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出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即所谓“精神界之战士”,这使他不同于刻板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善变的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活动家。
   鲁迅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三个阶段。早期留学日本时,他以“文化偏至”说贬斥盲目崇拜西方物质文明,热心介绍西方以施蒂纳、尼采和克尔凯廓尔为代表的“新神思宗”,即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以思潮,倡导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曲高和寡,鲁迅尝到了呐喊于生人中的寂寞。五四时代,中国社会思想发生大变局,鲁迅以个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从事文学创作和社会文明批评,取得成功,一跃而成为思想界的领袖级人物。随着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和中国的流行,鲁迅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目光被吸引到苏联,他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鲁迅曾说清朝时,他只是一个异族的奴隶,而这个朝代是中国漫长封建传统社会的一部分,充满了礼教“吃人”的悲剧。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在复辟和军阀争夺中动荡着,鲁迅也说觉得久没有中华民国,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变成革命新贵们的奴隶了。“革命”是动荡变革时代的常用词汇,鲁迅的思想也不例外地与革命复杂地结合着。“革命”一词的破旧立新的含义,在中国的实际社会变革中,首先被用来指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和平改良派的孙中山等人的暴力推翻清朝政权建立民国的政治活动。民国建立后的十多年里,政权变动而社会结构依旧,革命在政治意义上逐渐失去了光泽,虽然在文化意义上获得了更加的流行。在20年代中期,鲁迅对“革命”的理解是复杂的,但随着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革命获得了新的意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鲁迅也终于明确了有关革命与文学的思想,这成为他后期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
   20年代中期,在辛亥革命十多年后,孙中山联俄联共,发动了国民大革命。南下广州一度卷入这场革命的鲁迅,对此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他认为广东可以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成为反革命的策源地,而群众并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奉旨革命”现象含着这场革命的危机和肤浅。鲁迅肯定革命对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但认为革命前只有对现状不平的文学,革命中无文学,革命后的文学已经不是革命,这时他对革命文学基本上是不承认的态度。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建立,一出革命成闹剧和悲剧收场,民国招牌依旧。被这场革命吓了胆,差点丢了性命,鲁迅转而移居上海半租界,得到的教训是文艺与政治对立,前者要变革后者要维持现状,革命一旦胜利变成维持现状的政治,文学被政治家压迫。
   中国社会变革不断,“革命”不断。当1928年鲁迅受到创造社太阳社围攻时,鲁迅躲不开的革命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这次革命不同于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现在批评他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文学的倡导,背后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鲁迅走向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对前两个革命失望过,但这次革命他抱了信心到最后。
   社会主义运动本源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到马克思主义确立,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却未看到其实现。但在20世纪,这种理想终于在现实中开花结果,却都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原创者设想的偏离。社会主义运动首先在东方诞生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权,接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有了执政的机会,但两种社会主义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区别是很大的,又有着深层的共同点和联系。鲁迅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直接受到苏联的影响,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是经由苏联文学,走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早在1925年为《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写《前记》,鲁迅就一直未间断地关注苏联文学。在1928年前,鲁迅对苏联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主要受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的影响,可以说,后来在中国社会主义者中名声很臭的托洛茨基是鲁迅学习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导师。鲁迅对革命与文学三阶段的认识,对革命“同路人”的关注和好感,对革命内容和艺术特性的统一的强调,都明显受着托洛茨基的影响。在托洛茨基被苏联政权放逐后,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也为促成中国左翼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鲁迅在1929年后将注意力转到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并翻译出版了两人的著作;30年代后,鲁迅直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作为将社会主义运动落实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尝试,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历了摸索和曲折的历程。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条发展的线索。鲁迅关注和介绍的托洛茨基、沃隆斯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都可称为非正统派或“自由派”,他们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都遭受挫折打击,思想上受到批判,但他们对文艺的理解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岗位派”、“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可称为正统派、激进派,他们更富有苏联式原创特色,更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1932年,斯大林解散了“拉普”而代之以苏联作家协会,文艺从此完全由政党控制,斯大林式专制也渐渐成为苏式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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