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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鲁迅左派的胡风——献给尊敬的王晓明先生

  鲁迅左派之所以为“派”,当然是有许多学人构成的。鲁迅作为以他的不朽名字命名的思想派别的当然的开山祖师和奠基者,享有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鲁迅,到21世纪初“左棍”槟郎开始“鲁迅左派”谱系的整理和言说,正式打出这一派别的旗号,至今已有了七十年左右的历史。在这之间,鲁迅左派还有重要的学人,如胡风、瞿秋白、冯雪峰等。胡风,无疑是鲁迅左派从鲁迅到槟郎的最重要的桥梁,是鲁迅的最重要的亲传弟子和第二代继承人,为鲁迅左派的延续和中国左翼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苦难人生也为鲁迅左派增添了悲剧的意味。
     
     胡风,20年代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苏联和日本的左翼文化影响,成为日本文化界如小林多喜二等左翼文化战士的朋友,开始了他的为左翼文化事业而奋斗的人生历程。显然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是作为左翼文化发展的最伟大成果,很难想象,在以后的一个非常相当长的阶段,谈左翼文化不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不是直线型单纯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为生命个体的历史限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在他们去世后,社会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第二国际的中右派的社会党人发展出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思潮,而其左翼由列宁过渡,发展出斯大林主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的苏式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今天的槟郎来看,两种社会主义是平等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仍在发展着的历史遗产,但无疑,对于中国和日本,对于鲁迅和胡风,苏式社会主义的影响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还未走到一起的鲁迅和胡风有着不一样的情况。鲁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接受从来都与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识和对黑暗现实的战斗结合在一起,因而一开始就超越了苏式社会主义,而有鲁迅左派自己的高度和特色。胡风则此时还深受苏式社会主义的极左教条的影响,思想视野有着严重的不足,不过他已经在出国前听过鲁迅的讲课,一直崇拜着鲁迅。
     
     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国内的左翼社会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介入日本左翼斗争的胡风被捕入狱,1933年6月,被遣回祖国。此时,中国左翼大联合组织“左联”内部,从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争论开始就存在的鲁迅和青年才子们的思想差异和矛盾并没有消除,鲁迅从维护左翼统一战线大局出发,忍辱负重,胡风的归来并表现出对鲁迅的趋近,无疑给鲁迅带来极大的安慰。尽管30年代的鲁迅在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对苏式社会主义食而不化的才子们的左翼内部矛盾斗争中,还有瞿秋白和冯雪峰支持他,胡风无疑是鲁迅的最得意的门生弟子和战友。胡风回国后不几天,鲁迅就亲自出门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后来还在酒楼宴请祝贺胡风夫妇新生婴儿的“满月”,请茅盾、萧军萧红夫妇等人作陪,只是胡风因故临时未到。在30年代胡风与鲁迅的并肩战斗中,胡风从导师那里受益良多,思想进步很快,清算了苏式社会主义的极左教条,领会了鲁迅左派开创者的超越性的思想精华。槟郎要是能像胡风那样亲伺精神导师足下,那该多好呀,真羡慕胡风,这是槟郎的永远的遗憾了。鲁迅去世不久,人们就将胡风看作鲁迅的正宗嫡系传人了。胡风在这一时期担任过“左联”行政书记,在鲁迅指导下编印过刊物《文学生活》、《木屑文存》和《海燕》,还长时间担任鲁迅和中国左翼革命政党中央特科的中间联络人。他写出杰出的鲁迅左派反对自由主义和左翼教条主义的文献《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与中国的苏式社会主义教条派代表周扬展开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要概念“典型”问题的论争,与鲁迅、冯雪峰共同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周扬派的“国防文学”展开论战。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鲁迅在国民党的大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残酷迫害下,在他呕心沥血地为中国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奋斗中身体严重损耗,因病不幸逝世,中国当时执政党的左翼人士和反政府的左翼革命政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胡风为导师起草了讣告用的传记,担当治丧办事处主任,与其他左翼战友一道为鲁迅守灵,为鲁迅抬棺。那幅上海民众代表敬献的“民族魂”大旗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下葬,这是对鲁迅左派开创者的当时最清醒的评定,胡风悲伤永久失去自己的导师,他意识到他以后的神圣使命,那就是继承鲁迅左派传统。

     
     鲁迅去世以后,阶级斗争,特别是民族解放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左翼的重要时代任务。胡风团结鲁迅生前身边的其他弟子,创办了取名纪念全面抗战爆发的《七月》杂志,继续为左翼文化的发展和参与时代的战斗而奋斗。抗战以后,中国左翼阵线发生着复杂而重大的变化。一方面,鲁迅成为当时执政党的反动政府直接控制区的左翼文化界的光辉的旗帜,鲁迅的方向是他们追求进步的唯一方向。另一方面,左翼革命政党反政府的地方割据政权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经过42年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党内获得了无比巩固的领导地位,创建了革命政党的全面的意识形态。毛文化思想与鲁迅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毛作为政党政治的领导者更多地接受了苏式社会主义政权建设而不是文化创造的部分,打上了浓厚的斯大林主义的烙印,虽然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胜利,但其弊端是明显存在的,这在整风期间对王实味、萧军等受鲁迅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错误批判,特别是在49年后一些列的错误直到“文革”为最高潮中显示出来。在30年代上海就与鲁迅、胡风有着思想差异和矛盾的周扬派进入延安之后,融合进毛的革命政党意识形态之中。毛的延安派革命政党意识形态在军事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的文化旗帜却不能不与左翼的已存在的鲁迅的旗帜相冲突。40年代,随着革命政党的军事上的不断胜利直至解放全国,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相当多人随着大势所趋,纷纷地“延安化”并取得了主流地位。他们反过来给继续高举鲁迅旗帜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压力,甚至要强迫后者“革新洗面”,摆出“唯我独革”的架势。继续高举鲁迅旗帜的鲁迅左派胡风的后来的悲剧命运就这样不可避免地临近了。
     
     40年代的胡风以继承鲁迅左派传统为己任,高举鲁迅旗帜,发扬鲁迅精神,在为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文化战线上继续前进。然而面临着延安派的主流的左翼话语的压力,他不能不困惑,但固执的胡风顽强地表现了对鲁迅左派传统的忠诚,在尽可能的范围里捍卫鲁迅,针锋相对地还击。显然的一个难题是,左翼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一个遗留的弊病便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运动二位一体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中国的革命政党还不够壮大,中国左翼文化相对独立地发展时,鲁迅作为一个非党知识分子能够成为左翼文化的旗帜。但当左翼革命政党强大到一定程度,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地方乃至全国性的政权后,以苏式社会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左翼政党领导人必然要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全面统治的地位,他只能将关于鲁迅的言说进行改写而纳入自己的权威之下。左翼知识分子如周扬和香港才子们在“延安化”之后,自觉地维护这个权威。作为左翼学人的胡风在政治上也自然地接受了这个权威。在接受左翼革命政党权威的政治领导上,胡风别无选择地,也是当时的左翼文化逻辑使然,他对毛泽东的尊敬和信赖是真诚的,从来就未有意识地质疑过。这种情况下,他对鲁迅左派传统的坚守就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显示出来。他不由自主地误解着毛的鲁迅言说,将毛的文化思想看成与鲁迅一致的, 二位一体的,而将毛的本来的苏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看成是周扬和香港才子一帮宗派主义者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45年关于舒芜《论主观》的讨论、48年香港才子们对胡风和路翎的批判和胡风派们的反击,使延安派与胡风们的矛盾越来越大,而胡风却仍认为自己与革命政党的权威并不冲突。
     
     对于胡风1955年的悲剧事件,各种派别的学人探讨得够多的了,还是看看鲁迅左派自己的后来者槟郎的结论吧。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典作家这里就存在着弊端,上文已经指出过。要看到第二国际后期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分化,我当然对这两派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辩证地看待。苏式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包括毛时代的中国,建立了现实社会主义,功绩大矣,却是专制社会主义,有着致命的缺陷,终于要么走上像中国现在这样改革的道路,要么像苏联在七十年后发生剧变解体。而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至今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形态,却在发达和具有深厚民主基础的西方从另一个方面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带有突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性质。鲁迅和胡风超越了苏式社会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社会斗争,从另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出民主社会主义形态。因此,胡风的悲剧是主流的专制社会主义与处于弱势的民主社会主义相冲突的悲剧。专制社会主义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悲剧,自己也咽下了专制的苦果。60年代,毛反起了苏式社会主义,发动了比苏联更“左”的“文革”,注定了中国毛式社会主义比苏联更糟。因此,毛逝世,邓小平上台后,全面否定了文革,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由于邓氏的及早改革,中国社会主义也避免了苏式社会主义的崩溃。胡风的悲剧是中国左翼社会主义运动曲折过程中的悲剧,胡风的方向正是鲁迅左派的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这个方向最终由鲁迅左派的第三代人槟郎明确地发展清晰出来。
     
     胡风作为鲁迅左派开创者的亲传弟子和继承人在第二代鲁迅左派学人中享有第一等的地位。他对鲁迅左派的坚守,对中国左翼文化的贡献,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民主化的努力,都具有思想和人格上的意义。他虽然遭到同一左翼阵营的专制社会主义势力的迫害,但并未屈服,这种为真理殉难精神也是鲁迅左派的宝贵精神财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鲁迅为第一代开创者,胡风为代表包括瞿秋白和冯雪峰等人为第二代,现在,以槟郎为代表的第三代的鲁迅左派继续高举别派旗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民主社会主义正在继续前进。鲁迅左派大有后来人!
     
     最后谈谈此文为什么献给王晓明先生。王晓明先生在中国当代学人中研究鲁迅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与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等一样,他们是在鲁迅左派外研究鲁迅的,其局限性可想而知。汪晖的《反抗绝望》几乎是与鲁迅左派对着干的,著作里竟然避而不谈三十年代的左翼鲁迅。王晓明呢,一本《鲁迅传》将鲁迅的自觉的左翼选择歪曲,在他的笔下,鲁迅倒像盲人一般,被历史的诡计糊涂地带到左翼阵营,左支右绌,非常滑稽。这显然不是此文献给他的理由。
     
     此文献给王晓明先生,是因为我的《年三十贫贱人生的随想》一文,在网络论坛得到他的热忱回贴:“除夕盘点:横站。照老例,年三十是商人结帐的日子。鲁迅,则是每每在这时候编自己的文集。我想,这个论坛上的不少人,如果来盘点一下一年来的进出,大概都会和槟郎一样,得到一个‘左右不是’的结果吧。这也是国情使然,完全的左和右,总令人难以苟同。所以,在除夕之夜论定自己的‘横站’立场,正是一件合乎时宜、应该做的事情。”我当时便激动地回贴:“特别是非常尊敬仰慕的王晓明先生同行同专业前辈回贴,非常开心,给先生您鞠躬了!”。再者,王晓明先生的鲁迅观虽然与我不同,他对鲁迅的理解有相当一部分我是赞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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