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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现状――境外通信节选

   ◎◎兄,

   ……晓波、余杰、张祖桦放了,但是闻风而逃的亦武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及时了解有关安全与否的信息,是否能够回到家里。他和其他兄弟们至少应该过一个平安的年吧。一定还有不少知名和不知名的、北京挂号或者各地公安部门挂号的自由言论者,潜逃在外,不知道是否可以回家。

   随时可能被捕,时刻藏好手稿、笔迹、通信,警惕一切异常动静,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白天黑夜都不安全。还得有另外的信箱,另外的地方放些现钞,随时准备离家出走……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常态。不过是为了自由地说话而已。我当年狱中归来准备上路找郑义的时候,经过了几个月这样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惊弓之鸟,提心吊胆。我知道他们监视、监听、跟踪我,试图通过我找到他们通缉一年、四处搜索但劳而无获的郑义。后来过了很久,大声说话,我都不习惯;到了香港,在书店里听见人议论共产党,我还是要下意识地回头张望。最初的甩尾巴、转火车、换方向、换交通工具,找到郑义,又一同过了两年的地下生活之后,至今,我偶尔还会梦见一个做过多次的梦:在一个宽阔的地下通道里逃跑,背后是追来的是安全人员。跑来跑去,前面到了一条死路。出口是封死的。

   一个人若是长此生活,神经、心理都会受损。这跟价值观念、思想精神无关,这是病理、医学意义上的损伤。如同一个人72小时不睡觉,情感会变的脆弱,人会变得容易激动一样。我当年在天安门有过如此经验。

   说的远一点,人的这个物质躯体,过分折磨,就无法容纳灵魂了,无法承载精神了,甚至无法驾驭思想了。高尔泰先生在他的《寻找家园》中从来没有论述这一点,但是当他从加边沟劳改农场出来,为了完成画毛像的任务,住了招待所,吃足了定量,有了足够休息之后,他发现自己浮肿消失之后,先是变得很胖,然后又瘦下来,几个月之后恢复了正常体重。这时他渐渐发现自己看见对面过来人,知道躲避了,对周围事物的知觉恢复了,有了情欲了,对与自己无关的事物比如天上的飞鸟等感兴趣了……,他于是知道自己活回一个人了。这时候,他又开始重新思想了,他开始恢复自我意识了,他开始反省自己一直以来所处的生存环境了,他开始反省人的异化了。我读这书,看到这一小段平静的描述,尤其看到那几个字:“看见对面来人知道回避了“,感觉惊心动魄,思之,满腔悲情。

   灵魂,思想,精神,自尊自爱,尊人爱人,甚至包括情欲,这些人的特征是可以离开人的躯体的。只要把人当成动物对待,把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剥夺到极限以下,而且长期剥夺,人就变成动物了。埃利•维索的《夜》,描写集中营的囚徒,父子俩,为了一块面包,争夺揪打一番,死在苏军追撵下逃跑的纳粹列车上。那是几天几夜的逃跑,皮包骨头的活骷髅们,在大雪纷飞的路上跑了整夜,落队者杀,躺下喘息者杀,半途休息时,睡着者死。一路不停地死人,上了火车,睡去不醒的又有半数之多。就是在那节车厢里,发生了儿子殴打父亲,争夺一片面包双双死去的事。谴责谁呢?我觉得可以谴责那个儿子,但是更要谴责那个造成这种状况,把人变成动物的集中营。谴责纳粹。谴责劳改农场,动物庄园。最根本的是谴责极权体制本身。我记得曾经有读者还是网人嘲笑过高先生在劳改营为了一块肉,跟别的劳改犯不和。我当时觉得此人没有权利发出这样的嘲笑。因为他自己是在铁丝网的外面。现在认为此人对什么叫奴役的残酷完全不了解。极权劳改这种非人制度,正在于把人通过非人的手段异化成动物。是人,除非死,没有能力抗拒这样的异化。神经都不能工作了,还能有正常得知觉吗?躯体得是一个至少接近人类的正常躯体,验血之后那几十种指标哪怕全部异常,至少也得能显示是人类的指标,这个躯体才可能容纳一个灵魂。我在电视上见过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饥民,那些眼睛黑白分明的孩童,大大的头骨上,目光呆滞,面部如布纹,没有一丝活力和笑容,没有一点稚气和灵性。在难民营里,他们连喝水都没有力气了,连食欲都丧失了。广告反复告诉电视观众说:一毛钱(美金),就能保证他们活一天。没有那一毛钱的食物,他们明天就死去。这样极限以下的生活水准,如何可以让一个人产生所应拥有的一切精神品质,哪怕是正常儿童的眼睛?吴宏达先生总是说:在劳改农场里,我要是不坏不恶不抢不打,早就死了。我过去只是理性地知道这不是谦词。现在我明确了解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在那里面,你要象一个人一样活着?先死了再说。人的尊严早就被埋到那沙海里,荒漠上不知名的坟墓里,死人坑里了。

   我不是说亦武们落到这种地步了。我是想说,他的生存状况距离一个正常人应当有的生存状况还是不够。不能保证基本的安全需要。许多中国想要拥有尊严的自由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今天网上看见王光泽的文章:“那一夜,中国知识界无人入睡”。王怡们,大小老鼠们,其实每时每刻面对着等待门被敲响的局面。谁要求公开发言,谁就得准备挨抓。亦武的状况比他们更甚:他折腾得太凶,八九六四学潮时期他闲着;开枪了,人家都跑了,他到跳出来了,满世界抗议。出狱这些年,他专门把这个体制制造的种种看不见的、要湮灭的悲剧剜出来曝光。而他自己还身在逆境:家二度散了。生活没有资金来源。四川的警察似乎还特别有职业荣誉感,从来也不放松他还有其他四川兄弟。廖亦武还整天采访记录生活底线的人那些惨痛的经历。苦厄在他那里不是文字和想象,不是过去和回忆,是他每天饭碗里的米和杯子里的水。他身处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告诉他应该怎么活着。他还能在你的督促下关心外边人的写作和健康,已经是他那赤裸在严冬季节的心,能有旁骛的最大程度了。这次,他刚写完“嫂子你保重”几个字,自己就不得不逃了。这就是他的生存处境。谁来关心他是否“保重”呢?谁来给他装一下行囊,检查一下衣服带的够不够,鞋带系得紧不紧?胡子该刮不该刮?我本来这次过节想起来要给他买一个质量好些的双肩背的包(我的一个亲戚特别喜欢这种包),让他出门吹萧卖艺时或者逃亡时用。可是包没买呢,人又出逃了!我和郑义在国内逃亡的时候,为究竟选择哪条路线,总是争执不下。因为事关紧要,谁都不让步,一让步,就将人就进去了。可是这个廖亦武,把先后两个太太都弄丢了,连个吵架的人也没有了。

   这次抓人,虽然是胡温一届政府人为的做法,究其根本,是这个一党化政治体制的性质使然。所以,虽然料定晓波余杰一此去会很快返回,但是我对这种体制下任何一届政府不抱幻想,对他们的黑箱作业具体内情不屑于猜测,对其中人事之争之斗了无兴趣。当事者迷。对这个这个体制性质,有时候我感觉竟然是外国人看得更清楚。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政局做出的判断也更接近本质,对具体事态的发展的判断也更准确。八九年的时候,我周围知识界圈子里,没有多少人认为中共会开枪镇压学生运动。游行的人越多,外电报道越多,声势越大,人们越乐观。等到各界,连官方新闻界、民主党派、中共某些机关还有共青团某些机构什么的都上了街,等到游行人群里出现了解放军官兵、警察等,北京百万人一天天出现在街头,人们更是难以想象,共产党军队如何可以当着全世界的面,对这人山人海下手?可是那些外国记者从头到尾对共产党的暴力镇压保持警惕。他们警惕的神经从来没有被万人空巷的抗议浪潮所麻痹,他们的忧虑总是随着民众抗议的每一个具体高潮而加深。我看过CNN记者麦克•奇诺伊(Mike Chinoy)的著作,《中国现场》(China Live)。这书中有三章是他亲临八九学运的记述。他和他的美联社等新闻同伴、汉学专家们,总是缺乏了解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的消息来源,总是想方设法联络中国有关人士了解情况,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对时局的估计最后证明比知识界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准确,而且是方向性地准确。这位记者在最初的兴奋过后,几乎在每一次学运取得具体进展、民众情绪为之一振的时候,都心情更加忧郁。不是为中共的垮台操心,而是为中共的开枪镇压而忧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民众阻挡住城外军车的时候,当柴玲号召留在广场的演讲得到大部分学生支持的时候,甚至当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竖立起来的时候,他都明确地表述了预感枪杀迫在眉睫的忧虑。我还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对中共必然开枪镇压学运,从来没有怀疑。这个人是历经多年劳改、迫害,对极权体制本质有铭心刻骨地认识,当时人在四川的高尔泰先生。我是后知后觉者,总是借助先觉者的眼睛学会看真相,学会不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左右。

   评论共产党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作为非常必要。法轮功被压迫者们的评论非常必要,漂亮。而且及时――虽然晚了半个世纪,但是对于这个罪恶昭著的政治派别,任何时候开始评论它,都不晚,就向美国人说,为了您的健康,您任何时候开始戒烟都不晚一样。然而,接下来进一步的问题是:仅仅打倒共产党,中国还是不会有希望。共产党的样板戏“红灯记”里,穷苦铁路工人李玉和的十七岁的女儿,李铁梅的著名咏叹(调)是:“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个党当年就是以煽动、利用无产者对有产者的仇恨,扩大武装,发动国共战争,最后自己扛着抢上台的。以暴易暴。多少年了,中国没有走出这个恶性循环的国运。下去一届残暴政府,上来一届政府残暴。所以,目的很重要,方法一样重要。造反的农民革命历来起于反抗压迫,顺理成章。但是没有一个民主体制,新的权力独占集团同样要控制言论,要宣传自己的理念(不管什么理念),控制人们大脑,从而掌牢自己手中的权利,中国必然遭逢新一轮的谎言和暴政。这就是为什么我当今看见人们对某个政府领导人、甚或某界政府抱有好感或抱有敌意都不以为然,这也是为什么我听见看见民间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的声讨和跃跃欲试的暴力复仇,虽深以为然,但仍不能解除对国家厄运的认知和忧虑。……

   北明

   04年12月15日夜

   (刚才从友人处确证,亦武仍然逃亡在外, 王怡也未回家。看来这个年,只能为他们祷告平安了。又及)

   ——原载《观察》(12/24/200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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