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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不是什么

     音乐不分青红早白地为一切人服务:恶棍与天使,男人跟女人,警察与小偷,野心家与庸人,智者与白痴。希特勒的空军播放着瓦格纳的交响曲向地面的无辜扫射,爱因斯坦复杂的思路在简洁的音乐中得到调整,白天鹅与黑天鹅同在柴可夫斯基的乐曲中翩翩起舞,北京芸芸众生在“北京晨曲”中走出胡同,开始一天的生活。在教堂,音乐是赞美诗,是安魂曲,是婚礼进行曲,是忏悔录、主祷文……。在贫民窟,音乐是酒瓶中最后一点酒精,是街边一只破小号在夕阳下孤独的呻吟,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卖报纸的小男孩们心中童话,黑人垒筑灵魂圣坛的泥土,是纯情少女眼中的一滴甘露,是拳王不可遏止的冲动,还有大陆黄种人每一天都要发出的,据说是最后的吼声。是这个世纪从历史中榨出来的苦笑以及吃了要得肠梗阻的死面饼。音乐伴随这人类一切生活现象,无论善恶、美丑、正义、邪恶、卑鄙、高尚。正如它在电影中为各种情节画面配音一样,它能为一个阴谋设置险恶气氛,也可以为一桩慈善事业铺垫圣洁的光环。它可以成为一个黄脸婆的高贵的服饰,也可以成为一个孱弱男人枕边的安眠药。同样的音乐,能为纳粹集中营里焚炉前的刽子手助长杀气,也能为苏联红军鼓舞斗志。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甚么是最消解道德的东西,那东西,就是音乐。音乐既不是道德的卫士,也不是道德的败类,它与道德无关,对音乐进行道德评价,是这个世界上所能想象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如果有人对你说,民主制度的、富人的、室内的音乐是善良的,极权社会的、劳苦大众的、广场的音乐是恶毒的,你应该怀疑他是在用那套部件说话:人体感觉器官?还是别的什幺摆设?

     有思想的人也许感情比较深刻,或比较肤浅,或者比较虚伪……,全看他的思想在甚么样的情形下发生作用。音乐以乐音的抽象形式再现人的情感,它却与思想不发生根本关系。纯音乐是无词的,一个字都不需要,可以使你悲从中来,喜不自禁,怒不可遏,烦不胜烦,呆若木鸡,狂如飓风,静似寒松,甚至你会产生某些生理上的反应:躯体发热或发凉,心跳加速或减慢,……。你可以用词汇,而且必须寻找词汇描述你在音乐中的感受,但事实是,当你被音乐“奴役”时,你是一首无字的诗,一个被价值判断松绑的自由灵魂。没有词汇,人不能思维;附着词汇,你至多只能是二流音乐欣赏家。

     中国历来有将音乐意识形态化的久远传统。这传统,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发展成了一个音乐的肿瘤。以至与从那年代穿行过来的一些人,一听见那时的音乐,就产生那时的情感:恐惧,以及现在的情感:厌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在文革中遭受虐待的人说,他们一听见文革音乐,就寝食难安,生理反感,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是在那种音乐中被拖出去,瞬间丧失人的尊严的。这是一个音乐可以被功能化、被意识形态化的典型实例。不过应当知道,不光音乐可以被意识形态化,这世界上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意识形态化。比如,文革时期盛行的不是“毛主席语录歌”,而是“毛织品中山装”,这种独特的“装蒜”,同样可以在今天成为文革的标志。按照巴普洛夫的理论,如果让一再受洗的人,一受洗,就听到礼炮声而不是教堂音乐,那么礼炮声(而不是教堂的管风琴音乐),就会成为他以后记忆中洗礼的标志,同样会引发他的当时体验到的崇高与宁静。被意识形态化的音乐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引发的是价值判断而不是艺术欣赏。在前述例子中,音乐丧失了本体,变成工具;它所引发的恐惧是心理学概念中的“条件反射”,而不是审美学的范畴。

     从文革中穿行过来的人中,更大的一部分,对那时的革命歌曲,包括“大型组歌东方红”、“长征组歌”、“革命样板戏”等不产生逆反心理,这当然是因为他们在那音乐中没直接遭孽。但更重要的是,时空的距离,淡化或消解了那些歌词的政治意味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念,强化或突显了那些曲调本身的审美功能。当代海外接受西方教育的大多数中国学生能够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本世纪中后半叶的歌曲,这并不意味这他们认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仅仅因为没甚么别的曲子比那些曲子更为他们所熟悉,而那些曲子听上去并不难听,相当一部分甚至很好听。比方说,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小放牛”或被称作“现代京剧”的“杜鹃山”甚么的。“杜鹃山”的某些曲目至今仍存留于第五代人的记忆中,并非这一代人认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党指挥枪”,不过因为那些曲子好听、上口罢了。

     所以音乐,哪怕是被政治强奸了的音乐,被劣等词汇包装了的音乐,其审美性仍十分顽强。迟或早,它会淡出强加给它的任何价值潘篱,展现它独立的存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过去,无论多么熟悉的歌曲,无论我们多么难以忘怀,除非你记忆超群,否则,张嘴唱来,忘掉的总是词,而不是曲。一只歌,忘了词,可以照样把曲子一哼到底;没了曲,想不起来的词,还是想不起来。有些曲调好的歌儿,一诞生就不在乎人们错词乱句地折磨它。例如,台湾著名作曲家萝大佑的一首通俗歌曲“船歌”中,甚么叫“谁的他呀何处是我家”?另一个版本里,这句唱词变成了“谁的他呀归处是我家”,意思大致明了,语法还是不通。同一首歌中,“摇到风儿吹波天凉的秋”做何解释?解读此类歌词,比哲学思考轻省不了多少。没关系,将错就错,斗大的错词印在卡拉OK屏幕上,人们照唱。还有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叫“月琴”,听上去象是唱早年海外中国移民思向的。劈头盖脑第一句就莫名其妙:“再唱一段思想起”。这句叫扳,七个字,有五个不明白。“一段思想起”是一种甚么东西?不甚了了。接下去唱道:“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这才敢妄然猜测,“一段思想起”疑是“一段思乡曲”,因为“思乡曲”了,语法才通,而且跟后面的“一段唐山谣”构成上下句对应关系。这句莫名奇妙的错句不仅是起始的叫扳,而且在歌子里重复两次;而且是这歌儿的最后一句--落扳,它在全曲中可谓画龙点睛。错成这样,听完整个曲子,尽管每句意思都明白,还是不知唱的。可是这么些年了,所有人都这么唱,毫不犹豫,也不怀疑,至今如是。关键是曲调好,没人费心琢磨词:有个响动,让我在曲里出声儿就行。

     下面这个发生在文革时期的真事,是音乐超越语言能力,领先人类表达的进一步证明:在一个有一眼井的院子里,一个生平结巴得说不成囫囵话的孩子正在玩耍。他突然看见有邻人掉下(或跳下)了井。他跑到井边,无能为力。他大喊,想求救,其结果是发出一连串的重复的单音节。而且,人们都闹革命去了,没人能听见他的喊声。他恍然明白过来这一点时,便跑出院子去叫人。拽住一个路人,本来就结巴的孩子憋的满脸通红,却越急越说不成话。他唯一的表现是一手抓紧路人,一手指往院子的方向,把不断重新说起的话的头一句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音节无休止地重复。路人见状,安抚孩子,试图让他先冷静下来,再说话,无效。最后跟随结巴来到院子,来到井边。可怜的孩子一见井下水里已经没了动静,越发荒乱,手指定井下,语不成音,拳自击,泪双流。正在这时,广播时间到了,院子里的大喇叭一通嘁吃喀喳乱响之后,传出了那首著名的革命歌曲大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结巴孩子身体中一定有一根弦给接通了,他突然跟喇叭着高声大唱起来。他一点儿都不结巴,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路人在惊讶地同时发现,结巴孩子把这首全国第一流行革命歌曲的词,给改了!按照原来的曲子,他唱的是他此刻想说的话:有人在井里!他跳(掉〕下去啦!我看见的!快救他呀!已经很长时间了!……。说的速度当然不如说的快,不过总比说不出来快得多。下文不得而知。那人无非两个结果:得救或者死了。我是多年以后听说这个故事的。此后还真的借机会验证过,结巴在歌唱时,的确不结巴。

     如同思想堡垒的坚固最终抵不过音乐形式的永恒一样,语言的障碍在音乐中无效。情绪、情感的抒发,在音乐中是畅行无阻的河流,在语言中则是电脑主记忆中储存的数据,电路板一坏,终端机上就空白一片,或出来一些人读不懂的符号。再高明的语言专家,也有难以形容,难以言叙的情感,这类情感在音乐中能表达得淋漓尽致,表达完了,那份情感仍是难以形容,难以言叙。

     思想、推理、分析是人类大脑的一种功能;感受、直觉、综合是人类大脑的令一种功能。音乐是人类大脑的后一种创造物,所以它不计较人类的功利性,它远离人类有关善与恶、对与错、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蒙昧的价值判断,只奉行大自然的运动规律以及力的节奏:起、承、转、合;强、弱……;它产生的效果是完全情绪化的,审美化的:恢宏、壮丽或忧郁、缠绵;滑稽、幽默或恐怖、阴暗;热烈、开朗或宁静、安祥……。一个人若想发掘、强化自己大脑的感觉系统,理所当然要到音乐中去沉迷。一个人若想受教育,应当去学校,千万不能找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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