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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艰难的中国民主运动——读《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75期)
     历史有时真像一个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当权的执政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的时候。四十年代中国有一场历时数年、波澜迭起的民主运动,据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奇怪的是,一向以给自己评功摆好代替历史研究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对此却三缄其口,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件事似的。例如,1991年7月出版,为纪念中共成立七十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一本最具“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未提及这件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有权了解这段历史,历史的真相理应公诸于众。这倒不是为了“揭老底”,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着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艰辛历程,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有助于推进当前的中国民主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觉得1999年9月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先声》),值得每个关心中国命运与中国前途的人认真一读。

     是庄严的承诺,还是历史的谎言?
     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实际是与抗战同时起步的。还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讲了三个问题,即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关于民主和自由,毛提出了两项具体的奋斗目标: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1]通读这个报告,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毛是把抗日的任务归结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共是扛著“民主和自由”的大旗,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的。毛的这一说法和战略部署,连中共内部都有人不赞成[2],一般人更难理解。
     毛泽东这么说这么做也有他的理由。他说:“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这是1944年6月他对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讲的。《历史的先声》开卷第一篇收录的就是这个讲话的摘录。当时已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毛看来,中国的头等大事不是发展国民经济,不是稳定后方大局,甚而也不是军事战略部署,而是实现民主,惟有实现民主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前提。“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
     毛从抗战前夕就强调为民主与自由而斗争,这时又把民主视为抗战胜利的前提,可见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高举着两面大旗,一面是抗日,一面是民主。四十年代前期,把民主的旗帜举得最高的,口号喊得最起劲,步骤设想得最具体的,就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了。这本《历史的先声》就是最好的说明。它收录了1940年到1946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社评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文章,总共九十余篇。内容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诸如民主的目标与原则、公民的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与保障、实现民主的条件与方法等,各方面都有极其精彩的论述。对于健忘的中国人,如果有机会读一读这些文字,那是大有裨益的。
     1941年5月,《解放日报》有篇题为“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的社论,摘引了边区施政纲领,以说明边区人民享受到“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并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话,都是兑现的。”[3]那时的边区人民是否享受到了这些权利,我没有考察也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只知道,在当今的中国大地,当年那些美好语言已被革命的风暴吹得无影无踪。《先声》的编者说:“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五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决战,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还是走独裁的黑暗之路?”可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结束已半个世纪,中国并没有走上民主的光明之路。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中共揭露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弊端,差不多全都保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还有了发展。难怪《先声》编者只能这样告诫我们:“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一起走向未来。”可是今天呢?我们如何面对今天?联系今天的现实,人们不能不怀疑,当年那些豪言壮语,究竟是“庄严的承诺”,还是历史的谎言?
     抗日乎?民主乎?
     当然,说它是“承诺”固然无法自圆其说,但要说它就是“谎言”,也未免流于情绪化,重要的是对它进行具体分析。既然毛泽东把实现民主与自由作为抗日的重要任务提出来,那我们就从抗日与民主的关系说起。
     毛在抗战一开始时就提出民主与自由,把它们的实现作为抗日的前提与目标,从策略上讲这不能不算是一着险棋,而且还是一个极具机心的谋略。通常,当一个国家遇到外族入侵的非常时期,总要实行全国总动员,结束党争,民主问题则要低调处理,人民甚而还要牺牲某些既得的民主权利,以便政府集中权力,提高决策效率,适应抵抗侵略的战争需要。就在这样的时刻,毛却把民主与自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作抗日时期的主要任务,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觉得这样做太不合时宜。其实,他这么说这么做,是极其高明的,不愧为天才的谋略家。
     毛这么提出问题是于典有据的,那就是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论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曾说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应将它变为国内战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后来由于苏联的出现,列宁的这一论断就被公认为无比正确。所谓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的经典公式。像我们这些人,上中学时对它就耳熟能详。毛在抗战初期断定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苏德交战后有改变),是顺理成章的。这时分析形势也只能搬用这个老公式。但他要是照本宣科,大讲什么变抗日战争为国内革命,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不难想象,他一定会成为全国声讨的头号敌人。
     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这个公式中的“革命”转换成“民主与自由”,并把它与抗日连在一起,这样他就成了坚持抗日、高举民主大旗的英雄了。这时要讲“革命”,可能吓跑了许多人,也给蒋介石的镇压制造了口实;可是讲民主,讲自由呢?那就大不一样了。尽管有人觉得不合时宜,也无法正面去反对;即便蒋介石国民党也不敢公然说它们不好,因而在中共一波一波的民主攻势面前,会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至于一般民众,苦于被压迫被束缚的处境,民主自由对他们就意味一种得救、一种解放,尽管他们对民主自由并不一定有深切了解,却不妨碍他们对鼓吹民主自由的共产党感恩戴德;就连一些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共产党的盟军。这样,在中共周围就会聚拢一批又一批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群众,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
     因此,毛在抗日时期扛起民主的大旗,与其说是为了抗日,还不如说是为了扩大中共的影响、壮大中共的力量,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最有利地位。本来,争取群众,壮大自己,这是政党斗争中的常见现象,别人没有理由对它说三道四。问题是,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已是同一战壕的友军,蒋介石又是中共承认的统帅,在那样一个大敌当前的时刻,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现在却用这种办法对付盟友,岂不是在挖自家人的墙角?所以,称之为包藏机心的谋略不是没有根据的。
     问题还不止这些。如果中共真的是为了实现民主与自由,那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虽然不无遗憾,但终究还会为自己能够领受到民主与自由而感到庆幸。岂料事实却让人感到被欺骗被愚弄了。我们也用不着一味抱怨,因为真相虽然是以后才暴露的,问题却早在当初就已潜伏在倡导者的宣传中了。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对民主的热诚,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一位“民主发烧友”,逮着机会就要说一遍。他把民主问题从党内讲到党外,特别是对那些在延安不多见的中外记者,讲得更起劲。“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4]既然对民主的需要这么广泛,那么抗日呢?该如何处理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呢?这可同样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啊!
     对此,毛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象对外讲的那么堂皇、那么稳重、那么严密,而是简单利索。让我们看一看毛与彭德怀之间的一场争论。1943年4月,彭德怀作了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毛在读了彭的谈话记录以后,大为恼火,给彭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5]
     这是一篇难得的文献。它能让我们较为准确地了解,毛的“民主”理念和他推行的“民主”是否真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民主的价值何在?按照毛的说法,是因为民主可以帮助抗日,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满足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当时抗日是个大题目,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不要脱离抗日来谈民主确有充份的理由,但这只能是就民主实施的范围与次序指出哪些可以实施、哪些应当暂时缓行,绝不能够把民主的作用与价值归结为仅仅是能适应抗日的政治需要,甚而连民主的基本精神也要排斥,将之说成与抗日不兼容,这样的“民主”岂不堕落成为权谋家手中的工具、党派斗争的一种玩物?试想,连反封建都不准提,还会有民主吗?为了抗日的需要,就可以将民主的根本精神都不要,这样的抗日又能成为民族解放的斗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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