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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遵信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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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楠:性情中人包遵信

關於包遵信的傳聞甚多,熟悉他的人不會驚詫。不要說他正身陷囹圄無法申辯, 即使在八九民運之前,圍繞他的各種爭論也難以清理.“什麼事情經包遵信一摻乎十有八九要黃。”──說這話的同是一位著名異教人士,可見包遵信在自由派的圈子裏也有對頭。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新華社的電稿說:“包遵信罪行嚴重,有悔 改表現,從輕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香港某報隨後引述消息 通人士說,包遵信在法庭上失聲痛哭,後悔不已。(六四檔案/2004)(64memo.com/89)
     
   有人勸我不要寫包遵信,理由便是各種傳聞。我的回答是,我無法核實這些傳聞,事實上有些傳聞永遠無法核實,因為善於製造傳聞的人不僅僅只是共產黨。但有幾點我可以肯定,包遵信在十年傳播自由理念運動中所起的推動作用,在八九民運中所表現出的勇氣,以及六四慘案後即身陷黑牢,是任何人也無法否認的事實,而這些已足夠令我敬佩。(64檔案 -1989)
   (六四檔案 / 89)

   黑包公的傳人
     
   包遵信曾自吹是宋代黑包公的後裔,是真是假未可稽查。不過,他的皮膚黝黑是真的,而且他豪爽大度、直言不諱的脾性不遜包公。一九三八年,包遵信出生於安徽和縣,那是長江之濱,係“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楚霸王自刎之地。包公的遺傳基因加上飲著摻和楚霸王血漿的大江之水長大,豈有不叱風雲的道理?(Memoir Tiananmen - 89)
     
   包遵信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曾長期從事圖書編輯及編審工作,包括編輯《讀書》雜誌,創辦《中國哲學》和《走向未來》叢書,及《太平洋論壇》等。在十年改革期間,他主持或參與了許多知識界的重要活動,但其影響力局限於大陸社會科學界的圈子,中國大陸的傳媒極少報導他,海外的報刊亦甚少注意他,沒有西方學者去中國訪問他,他也從未出訪歐美。什麼原因?哈佛大學丁學良博士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揣測:“老包‘太土’,形象土,心眼也土,大概從來就沒有學會這年頭時興的‘出口內銷’的技巧──在外國大吹自己在中國的影響如何,然後回到中國再大吹外國人如何重視自己在中國的影響。” (64memo.com´89)
     
   我第一次見到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六年,他應邀參加深圳“思想沙龍”活動。他穿著一套皺巴巴的西裝,又黑又瘦又小,毫無風度而言,講話也隨隨便便,活像一個剛剛“暴發”,然後到都市裏“傳經送寶”的“農民萬元戶”。第二次見面是八八年,我們一同參加在蛇口舉行的“十年改革反思會”,與會者幾乎都是北京最活躍的體制外知識分子,如陳子明、王軍濤、曹思源、張宗厚、黎鳴、劉力群等,上海來的好像隻有陳奎德。在小會議裏,包遵信時而雙腿盤坐在椅子上,時而站起來,與劉力群和黎鳴等人爭得面紅耳赤,有時甚至拍案而起。爭論結束後,又相互開玩笑,甚至動手動腳,外人很難想像這樣一群指點江山的人物,居然像小青年一樣打打鬧鬧。我當時印象最深的是,無論是在會議室裏、餐會上,還是在下榻的賓館、旅行的小車上,他都是吞雲吐霧,煙不離手。我開玩笑說:“老包,我原來以為你的臉黑是包公的遺傳,看樣子是煙熏的”。老包給我一拳:“你這家伙!”事實上,我喜歡老包這種毫無做作的性情中人。 (Memoir Tiananmen´89)
     
   一九八五年,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想辦華夏出版社,便邀包遵信合作,並授全權。老包出的頭一個點子是搞“華夏二十世紀文庫”,計劃先翻譯一百本外國名著,其中包括摩爾的《民主和專制社會起源》等反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不用說,老包如果自此緊靠龍根,仕途自然暢通。不知怎樣回事,沒“合作”兩個月,包遵信就跟鄧樸方鬧翻了。據說老板給他丟下一句大度的話:“這筆帳先不跟你算了!”老包淡然一笑。 (64memo.com-89)
     
   一九八六年,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潘維明正是“一顆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海外評語),年輕氣盛,想幹點驚天震地的事。便邀請各路英豪到上海參加“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由於胡耀邦尚在主政,參加者既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包括官方人物,包遵信亦被邀請。開幕那天,一位與會者說,共產黨應該說話算數,兌現對知識分子的三不政策(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抽鞭子),大家聞之鼓掌。沒想到包遵信卻拍案而起:“豈有此理!士最重要的是節,九十年代的士,為什麼要乞求別人不要打鞭子‥‥‥”全場掌聲如雷。有人記述了這個場面:主席臺上的上海市長江澤民臉變了色,看看左邊的市委書記芮杏文,芮含威不露;再看看右邊的中宣部長朱厚澤,朱面含微笑,那位來頭最大的胡德平則是起勁鼓掌。江市長只好把湧到嗓子裏的話咽了下去。到了年底,朱厚澤跟著胡耀邦跌了下來,江澤
   民接替升到政治局的芮杏文當上了市委書記。而如今,芮杏文也被免去了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潘維明被審查,江澤民已是一代“核心”,包遵信坐幾年黑牢也就不足為怪了! (64memo.com-89)
   黑瘦的老包提著一隻黑包
     
   老包正式的職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歷史學筆者是門外漢,不知道老包在他的“正道”上著述如何。但與其他著名的異議人士相比,老包有影響力的作品不算太多。他主編的《讀書》上常常可見到他的文章,他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中卻無他寫的一本小冊子。不過,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社會科學界的每一次有意義的活動,都少不了包遵信。他常常不是普通的與會者,而是幕後的組織者。正如丁學良所說,老包不算是頂尖的學者,但卻是頂尖的社會科學界活動家。他那黑瘦的身體裏,有那麼多的精力。你經常可以看到黑瘦的老包,手裏提著一隻黑舊的皮包,馬不停蹄地從這裏跑到那裏,一天主持好幾個座談會。每個座談會上,都少不了要大著嗓門講一通話,喝幾杯濃茶,抽幾支勁煙。他身體不好,有時累過了頭就吐血。吐一灘血,抹抹嘴,喘一口氣,又出去奔波。
     
   《讀書》是大陸文化人必讀的月刊,在中國那些充斥著謊言和空話的報刊中,這份品味純正的思想雜誌能存在確實是個異數。即使在八九年民運失敗以後,《讀書》的底色也未消退。而這底色正是包遵信的功勞之一。老包在主責《讀書》期間,廣交了全國一大批有真知灼見的中青年理論家,經常召開各種討論會。《讀書》不是一份正統的《學報》或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刊物,但理論家們似乎以能在《讀書》上發表作品為榮。可惜的是,人們更多的是只在私下讚賞這份刊物,未曾對《讀書》在十年思想解放運動中所起的卓越作用予以公開評價。 (64memo.com-1989)
     
   就普及面和轟動效應而言,包遵信和金觀濤發起組織和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一時似乎比《讀書》更引人注目。該套叢書創刊於一九八三年,主要是用小冊子的方式介紹各種新思潮,每冊大約十多萬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初上市時即被搶購一空,成為當時大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最喜愛的讀物之一。這套叢書是八十年代中國叢書熱中的先行者,更重要的是她對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思想的衝擊和新觀念的啟蒙。大概是八六年,包遵信不再擔任《走向未來》叢書主編(據說是與另外一位主編金觀濤有意見分歧),但我相信老包為這套叢書所付出的心血,即使是那些與他意見相左者也也會承認的。(六四檔案 - 89)(Memoir Tiananmen - 1989)
     
   八十年代中後期,大陸興起“文化反思熱”;各派林立,論戰異常激烈。有“儒學復興派”、“全盤西化派”、“中體西用派”、“西體中用派”、“折衷選擇派”等等。老包屬於“反傳統派”,並與湯一介先生組建開辦了“中國文化書院”,親自擔任教授。八九年五月一日至三日,“中國文化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研究院、香港大學等單位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辦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包遵信在會上發言極為激烈,呼籲知識分子積極參與、支持學生運動,推翻專制政權。包遵信的是次發言被人錄音,成為其重要罪狀之一。五月四日,不少是次討論會的學者參與了天安門廣場大遊行。
     
   八九年年初,老包又籌備創辦了《太平洋論壇》,中共新聞出版署不可能給他刊號,只好採取在“國內編輯,香港出版”方式。六四之後不久,我在澳門讀到七月出版的《太平洋論壇》創刊號。包遵信在創刊詞中說該刊“力求從深沉的歷史文化視角,來探索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講話、寫文章,都是代聖賢立言,我們要求大家都講自己想說的話,都寫自己願寫的文章。自由討論,文責自負,提倡自由活潑而又嚴肅認真的學風”。總括而言,中國近年來自由主義所基本強調的是言論自由,而沒有幾位提倡者不曾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否則,《太平洋論壇》的創刊號就不會成為終刊號。而身為主編,包遵信連刊物也未見上一面便被投入了黑牢。我希望有人能傳個信給老包,《太平洋論壇》上市沒幾天便銷售一空,在“文化沙漠”,這當是個“奇跡”。 (六四檔案 / 2004)
   八九民運急先鋒 (64memo反貪倡廉 - 89)
     
   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老包到我下榻的北京飯店。當時天安門廣場處於危急之中,他和嚴家其已聯名發表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兼告李鵬書》, 觀點十分尖銳,在全國各地廣為流傳。我和幾位香港記者都為他的安全擔憂,認為 李鵬不會放過他。我說:“老包,你真是膽大包天!幾派勢力都在利用學生,李鵬也不想學生撤離廣場,為的是有足夠的理由打擊趙派勢力,事實上,李鵬已控制了中南海。”老包默然,抽了一支煙才說:“我也預計到了這場民運將以大悲劇結束。民運被鎮壓後,專制會出現。不少人看到了這一點,連聲援也不敢表示了。但學生們太單純、太可愛,他們現在最需要支持,我不支持,誰支持?”我們走到陽臺上,默默地望著天安門廣場,與早幾日那種聲勢浩大的場面相比,顯得冷清多了,甚至連撕人心肺的救護車聲也聽不見了。我說:“你知道有人已經失蹤了嗎?”老包嘆了一口氣:“有幾位我知道,不是被共產黨抓走,而是自己跑了!”我問他:“你呢?萬一‥‥”他給我一支煙:“抽!你看,我的背包裏有書、有煙、有牙刷洗臉
   巾,在什麼地方睡覺都可以,當然包括牢房。”我沉默不語,他卻叫香港某報的一位女記者:“來,給我們拍一張生死離別照。” (64memo中華富強-2004)
     
   拍完照,他問我:“可以睡你這裏麼?”我回答得很乾脆:“不行!”當時的理由很簡單,我每天要為香港某報撰寫局勢分析文章,需要安全環境,而包遵信早就被人盯住了。老包走了,我再也沒見到他。今天我倒不自責,但畢竟遺憾,至少失去了一個可以與老包長談的機會,而我們未曾有過深談。
     
   包遵信在八九民運一開始,便全心地表示了支持。他說:“就是在這些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偉大精神的鼓舞之下,知識分子才勇敢地投到運動當中。就算我們站著也要死,躺著也要死,所以我們要站出來。”當他被問及,五月十五日一批知識分子公然參加遊行是否抱著背城借一的心態,希望這樣可以迫使政府讓步時,他說:“在五月以後,對政府已經很氣憤,但是還沒有失去希望,我們想用更大的壓力,迫使政府出來表態。軍管不是很突然的,我們已想到當時可能會軍管。”包遵信的希望是:“學生不肯讓步,政府也不肯讓步,矛盾就要激化了。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走上街頭,可能會使那些堅持學生是動亂的人改變念頭。”但是,事後證明這是個幻想。 (64memo反貪倡廉-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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