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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恐宪”病

在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的进程中,中共作为执政党或许可以充当主导角色,但前提是它必须探究、清理其以往一贯恐惧、仇视宪政民主的历史,即“恐宪病”,不找到那个难于化解的“结”,谈不上真正的“转变”。

   ⊙ 追随共产国际,与宪政对立

     中共的建立固然与“五四”有密切关系,但直接的助产婆却是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是列宁在与第二国际斗争中,反对第二国际议会斗争道路,策动世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理论,第三国际在广大殖民地国家,尤其是俄国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组织,中共就是这个部署中的一环。还在中共成立前,第三国际就派人到中国进行“串联”,作了许多思想与组织的动员。从中共的一大到五大,都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并直接指挥,六大则更干脆搬到莫斯科去召开。当时一些重大决策,如国共合作,都是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决定的,甚至一些非常具体的事,譬如下令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也是第三国际直接指示的,后来却栽到刘少奇头上。按照第三国际的设想,中共一成立就应当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只是一大的那些代表还“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马林语),到中共二大才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从此中共政治上,组织上都要无条件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

     和第二国际相比,第三国际最大的特点,是反对议会斗争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中共既然把自己绑到了第三国际的战车上,也就和民主宪政分道扬镳了。这也就不难理解,曾经高喊“德赛两先生”的陈独秀,成为中共创始人之后,也转而批评民主,否定宪政了:“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是大错而特错。”(《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50、67页)当时并非陈氏一人思想转向,而是全社会形成一股时下称之为“左倾”社会思潮,即“以俄为师”、反帝革命。

     陈独秀的思想转向,典型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变革,是循着技艺(洋务)——政制(戊戌与辛亥)——思想的路径,政治始终充当了变革的有力杠杆,文化、观念则比实际历史进程总是落后一步,由于“五四”以前两度政治变革的失败,使启蒙思想落到现实层面,倒像不是为新制度作导引,而是给失败了的制度唱挽歌。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孙中山,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就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孙中山,他们并没有否定民主自由的价值内涵,而只是在制度层面将民主自由区分为多数人与少数人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因而在理论上导致否认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在实践中则强化了民主与自由的工具性与实用性,消解了它的价值伦理意义。

     “反帝”的口号,对于饱受列强帝国侵略的中国人,也总给出一种大义凛然的感觉,谁也不能对它说“不”,但中共五十多年来灌输的“反帝”,实际就是反对英美,并且主要是反对以它们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原则,至于维护国家主权,好象没有一件与中共有关,租界的收回、诸多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是四九年以前的事,四九年以后的“壮举”,就是关闭外国在中国办的企业、医院、学校,没收了他们的资产,这样的“反帝”,跟反现代反文明的历史倒退并无区别。

     一九二二年中共二大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确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且点明英美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当时胡适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的中国》的文章,说中共二大宣言完全不懂国际交往的游戏规则,根本不符合事实,“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胡适“很诚恳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与其根据这种没有事实的分析去反帝,还不如我们自己“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胡适是以“陈独秀的朋友”的身份提出这一忠告的,然而言之谆谆,听之邈邈,中共朋友哪还听得进去?他们已经上了共产国际的战车,铁了心“以俄为师”,直到后来经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主论》和《论联合政府》的系统论述,就有了完整的“亲俄反西方”理论,不仅是政治信条,而且还法律化了,这样的“一边倒”,后来可笑到苏联已经变“修”,中共依然坚定不移,干脆宣布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

   ⊙ 农民武装革命道路对宪政的本能排斥

     如果光凭某种决定、口号来判定它的性质,最多也只有思想史的意义,在中国“以俄为师”和“反帝革命”不只是口号,它曾指导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因而其影响就远不是思想史所能范围的,必须从它的“革命实践”中来具体考察。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经过列宁主义传入中国,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自然要经过“本地化”的发酵,以民族主义为包装的民粹主义,就成了鼓动农民起来造反,进行武装革命的有力武器。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第33页),李大钊就曾呼吁“在都市里飘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里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青年与农村》)这与后来毛泽东在三十年代的许多话非常相似,正是这种“劳工神圣”、“尊劳主义”的民粹精神,在大革命时期鼓动起农民的造反行动。

     按照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大革命的主要阵地不是在北伐战场,而是在广大的农村,北伐军打到哪儿,农民运动就开展到那儿。以湖南为例,北伐军占领湖南以后,农民协会的会员顿时发展到二百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有一千多万人,有不少县几乎全体农民都被组织在农会中,他们抄家、抓人、打人、刑讯逼供、抢夺财产,没有任何程序、任何法律、任何纪律,“一切权力归农会”,一时所谓红色恐怖,弥漫楚湘大地。这一切毛泽东都认为“好得很”,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毛的这段语录,五十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都曾熟读过背诵过,却决不会设想它与宪政民主的价值原则及思维方式相距多么遥远!

     果不其然,这种反理性反宪政化的运动模式和夺权方法,到了三十年代苏维埃运动中,就在“苏区”被普遍推广开来。所谓“苏区”就是“工农民权的革命独裁”(瞿秋白语),最近读到蔡咏梅女士《湖南农民运动揭开血腥序幕》中列举大量资料,揭露当时江西、福建各个“苏区”诸多非人道的事例,真让人不寒而栗。有一份当年红一军团政治部编的《筹款需知》,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户敲诈绑架,勒索钱财的,那行径与土匪有什么两样?

     一般老百姓这样遭殃,那些参了军、入了党的“自己人”,也同样逃脱不了劫难。所谓整肃“AB团”,清查“社会党”,大抓“改组派”,那一串串事件都是惨不忍睹,死伤人数至今也没有个准确的计算,据李锐的估计,不下于八万人(?)。仅一湘鄂西地区,四次“肃反”就死了数万人。贺龙后来回忆说,经过“肃反”,红三军中党员仅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与贺龙四人,“根据地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 反智主义的极至

     和这种反人道暴行相联系的,还有对知识的蔑视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不少读书人遭到迫害,著名学者叶德辉就是被农民杀害的。到了三十年代“苏区”,蔑视甚或仇视知识与知识分子,则成了公开的政策。当年边区特委开会,与会人员都要胸前佩戴一个红布条,写明自己的出身。陈正人因为读了两年师范,实际连初中还没毕业,也算知识分子,当选特委书记就炸了锅,“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最后让曾做过印刷工人的谭震林当上了书记。在整“AB团”运动中,“凡是字写得好的人,讲话有条理的人”,都被当作“AB团”给杀掉。半个多世纪以后,康克清曾这样对党史研究者说:“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就有遭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1期)

     后来的延安抢救运动,矛头也是知识分子。当时很多知识青年对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了解,有的虽然了解一二却并无好感,单凭一腔爱国热枕,在抗战时期不远千里跋山涉水跑到延安,以为那儿才是报国献身的圣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陕北黄土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抢救运动”或曰“审干运动”,被当作“特务”的人,隔离、禁闭、吊打、刑讯……有的自杀,有的神经失常,有的妻离子散,甚而有的全家自焚……当然,“特务”不只是外来知识分子,本地的也难幸免,绥德师范是陕西东北一个乡村学校,竟然成了“特务窝”,教师、学生有好几串,十五六岁的女孩还成了专职的“特务女性”,最后扩展到小学,许多小学生是也成了“小特务”,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只有六岁(见韦君宜《思痛录》)。

     一九四五年曾参加“青委”和“民委”抢救领导的蒋南翔,写过一份《关于抢求运动的意见书》,列举了“青委”抢救运动中的种种问题,“中央青委除非不‘抢’。要‘抢’就得‘石子里榨油’,非硬逼硬斗而犯‘逼供信’的错误不可。”“在边区的抢救运动中,大家几乎把一切正常的业务都停顿下来,在这种紧张的时代,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上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的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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