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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接余:失去平凡的必将功于不凡(代序)

告诉我,你同什么人来往,我就能知道你
                   是谁(?)
                            布勒东《娜佳》第一页
                            索莱尔《挑战》第一页
     
   故事的进入已是一九九二年,却始自我所知道的一九八五年,当然更早的文学生涯还可追溯至一九七九年。这时的生活将揭开一个个人与这个冷酷世界周旋的故事,也就是从政治反抗到文化反抗的历史。对于个人的塑成来说这是一股潜流,有时它的名字叫做“民主”,有时它的故事又被读作“文学”。无可置疑的是,文学始终都是一种异说与自由的源远流长的自身命运的改写史。
     
   十年前,一群以“未名社”为名字的文学青年和一群以“沙龙文学”为名字的文学青年,相聚在如今已成为地铁出口处的友人旧居。对于当时已受到阻挠和遏制而如丧家犬的文学游子来说,这是个不散宴席的梁园好梦。阿钟的真诚与恳切在当时已学得矜持与趋兴的周遭形成异样的比照。
     
   当这一小群文学青年又再次聚集在长江西路上的友人寓所时,阿钟可能已自编了《韵钟诗稿》,其中那首人皆问佳的《黄昏写意》颇有叙述体诗艺的美感。记得当时还邀请了孟浪、默默和卡欣。前者盘桓片时即辞离,接着默默开始朗诵他的长诗《在中国长大》,并要求捐资出版--当时自编刊物或个人结集的惯例如此。由于卡欣倨傲的“文青”作风,自然是分文无觅。看起来至少是在当时,所有的“文青”都是不正常的。他们或者摹仿自己喜爱的人物而扮演自己;或者按照自己的本色,本能地说话与行事的现代派式的自以为是,不是为了摆脱观念网络的负担,只是为了追随某个想当然的文学英雄,不能不说是一种时遇的误置。
   然而,只有阿钟是清醒的:“文学大于人”--但这一鼓吹却并未能减缓周遭对他的敷衍与抵触。
     
   而又一次相聚时,是个对于文学人来说将要孤独一星期的春节,地处沪宁铁路与苏州河岸之间的洼谷地。此次相遇者的恳切与真诚,主要为阿钟所渲染,原来温情咏咏的阿钟更是一个言词肯定且想法充沛的健谈者,并总要将散论泛议拉到文学与人生上来。在“文青”们似乎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却如数家珍地谈论了许多生活的压力与非议,文学选择的不归路。因为当时《在中国长大》这一自费出版的长诗结集还在印刷厂时就被没收,默默也因此被拘留并传讯频繁。
     
   再次相聚,又是两年。此刻也许阿钟发现过分机巧和自恃才高八斗的“文青”仍旧耿耿于怀他的不平之议和愤慨所指,模糊而讽喻地将他的真诚视作浅薄,将他深思内省的感悟当作模仿。并由此讥为个性压抑,甚至归于生理上的解释。阿钟,在此以后开始变得矜持,回避任何即兴、偶发式的问题探讨。
     
   然而,阿钟是幸福的,更是健康的。
     
   他知道哪些是可以摆脱的,而哪些是必须追求的。尽管在文学低潮的时候来到流派或团体的众相抵捂之中,对于他却是并非青春激越的本能生发,而是“再来一遍”的青春延长与重复一次的人生高峰时期:即“二次青春”。
     
   就在上述86-87的两年时间里,阿钟做了两桩大事,一是《八面来风》(即《大陆》特刊号)的编组工作,二是《1987:上海诗歌前浪》的推动工作。还有大量频繁的文学活动与个人修学。
     
   然而也就在这两年里,阿钟是被忽视的,也是被非议最多的两个诗人之一,另一个是京不特。后者主要是对他人的攻击性。而对阿钟的非议则为一个成年人被当作了青年人反抗的替罪羊。
     
   考虑到当年的文学情景主要由属于混乱的现代派思潮的观念引导,因而,面对《八面来风》上的阿钟,现代派说:这是个“乡村教师”,是个现代派“丛林中的唐·吉诃德”!因为来自生活世情、人生激越的本土诗性在当时是被当作“文学主义”的模态;所以,阿钟的出现,有一种传统文人再现的“威胁”。
     
   如果说,在诗艺上,对郁郁的评价是不高的,那么这位活动者又怎么会与阿钟相提并论呢?与郁郁过从甚密的阿钟,首先是个失去平凡的人!其文质彬彬,儒雅温文的意态是按照“文学高于生活”的文学经典所塑成的文学人格。与之平行而应起的是当时直迄八四年的主流行文:伤痕文学、小市民文学、爱情文学、知识分子文学等等观念图解。而现代诗的崛起,大多仍为行吟式的共通范型,这将注定阿钟似乎会成为一个舒婷式的,或者雷抒雁式的行吟或者俳歌式抒情诗人。而阿钟:晚来的青春恰好遇上“宁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现代主义思潮。象朱凌波一样,郁郁也是个浪漫的自大狂,强调感染力,词语的直接与动作性,
   而这种说话就是行动的意志恰是阿钟企望所及的。如果视作感性的完满,人的力量之激情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位九零年被杀害的浪漫诗人,黑塞的崇拜者:金匀,在八五年与郁郁纵谈于“文化中心”的地下室时,立即欢欣鼓舞地告诉我:不要去听吴非的那套歪门邪道。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文学志士。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力量与魅力的整体!我当时,甚至直到九一年,还并不能懂得京不特写给里纪的信上说:“人能弘法,法不能弘人”的佛家入门箴言。只有朦胧的“外在规定性”的“威胁”,不管它的名字叫做“整体”还是“感性完满”!单个人怎么可能依凭文学思想的观念而又不致落入社会文化的循环与歹徒之手呢?!
     
   那一年的《诗歌前浪》作为一份小结与展望的结集出版了。其时,长诗、组诗已经更趋风流。作为文学低潮的产物,短篇诗作只能是技巧的展示,对存在读法的导入。不幸地,现代派哀叹“生不逢时”只是观念上的根据。而阿钟恰巧生不逢时地成为了一个现代派诗人,其技巧的展延与炫耀,在非抒情,非歌咏,非节奏上,又强化了叙述体行吟诗风的启示录式的精致与词藻华丽。其中心自然是一个词:虚无。擅谈晦涩的时人并没有看出什么“生活世情,人生折磨”,于是将他们对于现代派诗风的空灵评判与图象分解的“非整体性”之罪加诸到了这个又一次被忽视的,然而却只相信自己的感悟与经验,并为获致这些经验而不惜走
   过大江南北、草原与暗街的感性至上论者。
     与京不特的过从,如若兄弟。
     与刘漫流的过从,如若典故。
     
   “文青”说,阿钟自我膨胀得十分厉害。说:阿钟大约将他的川公路(阿钟办公室所在地)当成了文学运动的中心,我们就干脆叫他“李川公”多好?!这自有其讥讽之意。似乎不愿意认肯阿钟是个重要人物或者大人物!尽管如此,还是人流翩翩,交相往还。
     
   自然,阿钟已判若两人了。愤世嫉俗,蔑视文饰,文学上的是非感,述评论十分强烈。然而阿钟还是拥有了二、三十个不凡的朋友,甚至更多。
     
   记得有位友人说过,当一个人是非感的区分与分割强烈时,表明他已是成年人了;而当一个人的述评论欲望强烈时,则说明他还并不成熟。只有当一个人对于前景不抱希望,而又对自我十分偏执地自恋时,惊诧与莫名的疑惑才来到。难道阿钟反倒是个以本色主体为己任的现代派?!(这时候,现代派已如同怪物,异类,不再风流了。)
     
   阿钟的叫嚷与侮骂,和他的温文尔雅一样,成为文学逸事的重要篇目。想以非文学建立文学权威是个危险的典故,虽然我从无此荣遇,却又惊奇传说中阿钟的这种反常。难道他想担负起一个历史落伍者的责任与设计?!
     
   一度他在研究那个断代史上的伟人,带着他的感性。阿钟是个没有观念推理性的传统学人,这时候他暂时地返回到了八三年以前的文学经典,一种理想的推普与教化,一种个性至上的优越论。这对他来说并非是由观念,而是由生活中获致的,即文学的反世俗性。它们是十分个人的,然而却是非个人的共同潜流。生活中的乖戾与异己,人的可塑性的摧残,脆弱与风流的空灵者,现代众生的闹剧背后的张惶与不由自主,此刻他放弃了传喻与皈依一种秩序的寄望,而代之以个人的非理性力量去存续现代审丑,因而他仍旧未能返归开始时的那个经典,而仍在经验的塑造与探索中。他放弃了文学的真诚而代之以人的真诚。正如是文学显
   示了生活,还是生活显示了文学这个古老议题一样,这一次,阿钟倒过来了,生活显示人。
     
   什么是不可选择的?什么是心智上的幻觉?我们所要依凭的,和我们的感性自发涌来与观念整形了的,真实的心曲和引进来的伪饰之情,内在的和外在的交换根据在哪儿?重建现实(物)这个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不祥之潜流开始出现于《M,忧郁的钟点》(即《昏暗 我一生的主题》)。
     
   如果说大多数常识上的文学人只曾历经一度青春神话,阿钟却单个人体验了他的二度青春!如果说幸运的文学人只按照他本能的本色主体去走向更大的人格主体,那么在阿钟那儿,却是劫数未免地倒过头来又履历了一遍人的自发追求的历程。
     
   当卡夫卡在他模糊的创作高峰时写下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真不容易”时,阿钟却始终是个清醒的自我设计者,知道价值观混乱,感性混乱所造成的人工制品只是由于文化训练出的一种语言,和其揭晓方式。
     
   决定创立“亚文化”的那个时候,内心孤独的阿钟,和外在孤独的京不特,遇到了一个内与外均不孤独、然而感到有价值的思想却无法落到这两个现代派行动者身上的经典文人:里纪。他们居然会走到一条以修持实践为共同心曲的道路上来?!
     
   无疑,里纪是个经院派,目力所及是倡导一种观念--“波普”,作为推行与普及,乃至生活主义至上的活命内涵。而京不特是个天然浑成的现代派,反抗权威,反抗秩序,反抗崇高,反抗英雄的事迹早已使之成为一个反抗就是一切的非理性主义的化身。
     
   阿钟的暧昧就在于他曾经是个不适时的传统,又曾经是个不适时的现代派,然而时代的意趣变迁微不足道,它仅作为人的形下之器养,重要的是人的变革才是根本!处于理性与非理性这两个思想和情感的极端个人化的思潮之间(带着他俩的领域差异)的阿钟:几乎成了他们的交换台和破译中心。曾经从传统走向个人,又从个人走向经典的阿钟,与其说和彻底传统的里纪相似,不如说更和个人主义至上的京不特有一种设愿与预期的关系。尽管骨子里的悲观和凄凉,彻底个人主义的优越论反而构成一种奇妙的交往,但是共同的,对世俗与知识分子的批判,对现代性传统的批判,以及对古代圣人的寓言,对古代智者的无碍无援,和对古代主体人格的高扬与正名,正是使他们如遇适所。虽然阿钟认为个性即是一种文化,京不特认为这一代人必将寻找他们的代言者,而里纪认为充分的个性实际上是共同性的别名,他们还是坦诚地分析,展开了主要由里纪主笔的历史性课题研讨:对传统文化的再释义,批判先锋主义式的现代派传统,提出“我们属于九十年代”的美学层次上的断裂,与之同时开展对当代神秘主义倾向与活动的经验考察与批判,重倡传统国学的人学神话。这一切,里纪是一台发电机,其有力的思想区分与排列无疑给两个大诗人,一个是人学的,一个是文学的,以技术性的先导与生活检验。京不特是激流与瀑布,而阿钟则是潜流与旋涡。或者,前者是起源,后者是根源,里纪则以思想的魅力组织起了这两个美学上的异极互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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