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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灵魂》序:我的诗歌的道路

   
   
   诗集编完后,一直想写一个序,但一直都觉得难以落笔。这样,又搁置了一年。现在拿出来看,仍然觉得无话可说。讲心里话,就诗歌而言,我永远只觉得自己是个学生,想说些高明的话,但却因为嘴拙,也就干脆不说了。
   1979年,我开始练习写诗。我那时的诗歌知识大概仅限于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臧克家、郭小川、闻捷、戴望舒这样一些人。那时有所谓的“朦胧诗”之争,但我对此却不甚了然。
   八十年代初,我去听过一些诗歌讲座。那时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有一位老诗人讲诗歌写作,他是鼓吹朦胧诗的,而我好像也是出于本能就同情朦胧诗。但我那时的朦胧诗知识却只限于舒婷,北岛和顾城在当时对我而言是生疏的。

   直到后来才知道了芒克的名字,多多和食指的名字,这些名字就是在今天来说也仍然是诗歌群落中最杰出的。
   八十年代中,也就是从85年开始,命运把我和这样一些名字连在了一起,他们是默默、孟浪、刘漫流、京不特以及陈东东、王寅、陆忆敏。这些名字所散发出来的异彩,注定会使他们的业绩在现代诗歌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也就是从这一时期起,我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
   1985年至1989年是一段黄金岁月,默默天才的呓语,京不特灵性上的炼狱之旅及其行动传奇,孟浪劫掠于精神世界的语言金属,陈东东令人目眩神迷的词语的密之林,刘漫流辉煌而透彻的理性之光,这些卓越的探险家们洋溢出来的生命热情和智慧性的创造,已经融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中,成为无法回避的文化底蕴的一部分。
   
   1980年,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雷电刺破夜空
   把浓密的黑暗劈做两半
   
   黑暗在怒吼的余声中
   无力地弥合它的创口
   
   但是,1985年对我而言,意味着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使我从原先狭小的视野中走出来,封闭状态的意识形态的美学观瓦解了;1985年,一场农民暴动式的诗歌革命,尽管混杂着诸多不纯的成份,却给众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提供了驰骋的疆场。
   诗歌,这一有别于其他写作方式的特殊文体,它独有的内省化写作方式使它天生具备的宗教式体验,说明了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约而同选择了诗歌。上面提到的这些的名字,他们改写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他们创造性的诗歌写作活动,证明了在人性的恢复中诗歌所担当的使命。
   1988年,诗歌技艺上的竞争对我们而言已显得无足轻重。那时候,京不特曾以他特有的表达方式说:“我们要回到文学青年时代。”
   我知道他意中所指,诗歌不仅仅是一门技艺,诚如后来刘漫流所言,诗歌是一条“证道之路”。而只有纯粹的赤子之心,才有可能使我们走上光明充满的彻悟之道。
   经过一番技艺的砥砺,我们又回到了起点。1985年兴起的诗歌暴动是一场不流血的撕杀,而我们及时从其中抽身,在我们人格的内在空间里寻找启示,发现真理。这只是一个开端,但却可能要延续漫长一生的这条“证道之路”就此开始。
   1988年年底,我写完了长诗《昏暗 我一生的主题》草稿(经过八年增删修改,这部长诗堪称现代诗歌史上一部自恋者的绝唱),京不特也在这时开始书写他的长达数万行的《梵尘之问》。此时的京不特已遁入佛门,成为佛门中现代诗写者的第一人。也是在这一时期,王一梁创办《亚文化未定稿》,已明确涉及到关于亚文化就是一种本性文化,是一种建立在自身人格发展基础上的文化这一命题。这一事件意味着,我们内心的长征从此开始了。
   
   200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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