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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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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旨马列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专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
·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第二编:制度危机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罗基
·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第三编:文化认同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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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
·中国当代艺术与"第三世界"心态--与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探讨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访问学者仲维光
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畸形化的香港-政治评论家何频香港面面观
·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第五编:“妖魔化”的民族问题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妖魔化的"西藏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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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痛苦的民主」(节选)
·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自由撰稿人曹长青
·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第四编:真相报道
·呼吁良知,救救孩子--上海孤儿院流亡医生张淑云澄清真相
·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九七"回国去?--专访著名工运领袖韩东方
·民主必须付出代价--中国著名民运领袖魏京生专访
·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专访中国正义民主党秘书长付申奇
·重要的是建立民运文化--专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第六编:流亡心历
·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一个中共警官的心路历程--专访民联阵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先生
·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第七编: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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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兼论知识阶层依附性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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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以撰写〔八九民运史〕而著称的陈小雅女士,在近年崛起的众多中国中、青年学者中,是属于那种无帮无派无背景的"一支"。她既不见容于权力中心,为其所用,也有争议于民运"精英"。症结即在于她的独立性。那种有思考力有批判精神同时又有勇气的独立性。在中国特有的政治与人文环境里,这样一种"三者"兼具的女性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意味。更何况,她的触角从来都不肯绕过政治与人性的"敏感部位"。
   与许多五十年代中出生的同龄人一样,陈小雅也赶上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机会,于一九七八年考入家乡所在地--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陈小雅先后在北京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文化报〕工作,历任理论部、记者部负责人,首都青年记者协会理事等职。
   一九八九年,陈小雅调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曾任〔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副编审、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正是在这里,她以大量的资料和史实,考证和分析"八九民运","以一种超然,面对良心",完成了〔八九民运史〕的写作。在此之前,陈小雅的主要作品有:〔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与道路〕、〔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超前动员:关于辛亥革命的另一视角〕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学者探索与思考的理论焦点。〔八九民运史〕应该是陈小雅多年思想和智慧的积累与延续。
   对于中国政治的残酷,陈小雅是有精神准备的。她甚至做好了入狱的准备。即使这样,在〔史〕出版之际,她仍然积极参与了一九九五年国际宽容年中国四十五名知识分子上书中共中央、呼吁宽容的签名活动。也因此而被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解聘。

   九六年夏天,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陈小雅女士。她留给我的印象是文如其人,名亦如其人:执着坦率,柔韧雅致。是那种水与火兼容一身的事业女性。当时,被私营企业第二次"炒鱿鱼"的她,似乎并不那么沮丧。她的思路,仍然在她的研究领域里扩展。尽管,她的大部分精力不得不用在"谋饭碗"上。
   这篇对陈小雅女士的访问与之后的报道,希望能够凝聚一种正义和对正义的声援--我想,这应该是形成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所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人为色彩
   安琪:近年来,大陆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最早有〔太子党纲领〕,之后是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和〔第四只眼睛看中国〕,去年年初是邓立群的〔万言书〕,以及官方鼓励发行的〔中国可以说不〕。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政治气氛。作为政治学研究者,你怎样分析这些现象后面的政治取向?
   陈小雅: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上“民族主义”思潮的确有一个明显的高涨。这是与过去几十年比较而言的。但我对它是不是“盛行”了?认识上还有保留。因为据我的观察,这个所谓“民族主义”思潮,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拼凑而成的。一个是政府因素;第二个民间因素;第三个是国际思潮的因素。我之所以称之为“政府因素”,而不说“政治因素”;说“民间因素”而不说“社会因素”,是因为,我认为,这次“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并不是政治和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事物”,而是带有很大的人为色彩。从上层来说,是政府某种政治策略的选择,而不是不可回避的选择。从社会来说,中国社会内部远没有形成一种“民族主义”的冲动,民间的“民族主义”仍然是一股时明时灭,在不同的风向中飘摇不定的“野火”。至于玩弄这个野火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但总的来说,与争取在未来社会中的政治位势与聚集政治资源有关。
   安琪:也有人认为,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带有某种必然性?
   陈小雅:关于这个问题,李书磊先生就给出了一个很有分寸的说法,说这是中国经济正处在“弱小中的强大”阶段的心理必然。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中国经济还处在完全弱小阶段,我们就没有条件与别人去“叫”这个“板”,如果完全强大,则不必“叫”这个“板”。我认为,如果这种呼声是与保护本国经济的要求相联系,它当然是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声张的必要的。但是,我认为,凡是用政策调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用不着搞到什么“主义”的地步。“民族主义”意味着,在信奉者眼中,“民族”这个东西具有最高的、绝对的价值,是可以牺牲一切去维护的。我认为,现在不存在提这个问题的合理性。中华民族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也还没有用国货把“洋货”从家庭和办公室,从道路、桥梁乃至石油开采设备中全部淘汰出去的能力和决心。更没有这个必要。
   民族主义为“党”所用
   安琪: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信仰的崩溃,留下了意识形态上的空白,民族主义趁势而起。整个西方世界,包括法国在内的“光头党”的崛起,也是民族主义作用的结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自身影响,例如至今没能解开的百年殖民心结,专制政治压迫,贪污腐败,分配不公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一种情绪。而民族主义于官方、于民间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倾泻口。
   陈小雅:我认为,中国政府中的某些人公开提倡或暗中纵容“民族主义”,正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中国最终放弃了“苏式官僚计划体制”后,马列主义为主导的传统意识形态逐渐退位已是势在必然。那么,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什么?首先,我以为,这个东西只能到现成的思想武库中间去寻找,因为中国和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目前都没有条件产生大思想家,来发明一种“填补真空”的主义。那么,现成的武库中有些什么东西呢?有社会民主主义,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等。社会民主主义肯定不行,那是“老祖宗”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的余绪;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类东西更不行,那意味着向资产阶级投降;国家主义管用,但受希特勒的连累,名声不好听,连毛泽东都不曾提过这个口号,况且又与所谓“放权让利”的改革模式相左,所以也不能用。这样,就剩下一个“民族主义”还没有被“污染”,而且孙中山也提民族主义,毛泽东也提民族主义,在当今尊重民族自决的时代,全世界一说起民族主义都挺尊重, 这似乎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提法。
   安琪: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现在大陆流行的民族主义有根本的不同。就国际社会来说,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一个令人畏惧的词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疾呼:“民族主义就是战争”,就有很大的针对性。威胁西方文明和生命安全的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扛的就是民族主义大旗。所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提法,是因为这一提法的内涵很复杂,也很敏感,暂时还没有另一种提法能与之抗衡。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中国。
   陈小雅::当然,这不是一个光好听,不管用的东西。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它的第一效用是增强自己这个“核心”的“凝聚力”。一般来讲,在任何一个政府,在继续扩大开放不可逆转,洋钱、洋货、洋人的管理经验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已经在人民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必然要提出“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问题。但目前,这个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问题与巩固中央政府权威的问题是一同提出来,并且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前者是对于社会、思想的要求,后者是对于各级政府、组织的要求。民族主义有一个奇特的效用,它是以“阶级”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退位以后,唯一可以用来抵制西方以“人权”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念体系的一种“主义”。所以,很有一些人想把“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问题提升到“民族主义”的层次。因为民族主义是这样一把双刃剑,对外,它可以用来反对分裂和独立倾向,对内,它可以借“民族利益”要求人们牺牲他们应有的权利,对付地方主义倾向。因此,九十年代中国政府提倡的“民族主义”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行,与“五权宪法”配套,以“地方自治”作基础的东西。而我们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更接近,不过是“国家主义”不好听,刚才已经说过了。在这一点上,小年轻没有那么多的虚伪。«中国可以说不»上面已经一语道破:“……国家是干什么吃的?就是干这个吃的。国家的神圣威望不能单纯靠皇天后土的慈悲来推行。不管悲也好喜也好,国家给你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多么典型的“冲锋队”语言!
   钓鱼岛促二岸三地"民族凝聚力"
   安琪:前不久发生的钓鱼岛事件,也是激化民族主义的一个诱因。二战期间日本人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以及他们毫无忏悔之意的态度,都是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这次通过钓鱼岛事件,二岸三地的中国人不约而同地爆发了自己的愤怒,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不满。
   陈小雅:似乎半个世纪前的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深刻心理创伤至今没有消失。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事件”,以及日本政府对我国“死不认错”的态度,重又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这个伤口。所以,在一九九五年的纪念性宣传活动中,民众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这一点,我希望日本政府充分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相反,倒是政府表现得比较克制。“民族主义”这个名词虽然“万无一失”,但有一点,它与“开放”是相矛盾的,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是相矛盾的。如果推向“民族沙文主义”,与现代国际法上的“尊重民族自觉”也是相矛盾的。所以,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它被政治家当成工具的时候多,被当做一种信仰贯彻到底的少。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以国家的现实利益为代价,去满足某种意识形态的要求。这一点,恰好为我们划出了“政府提倡”和“民间信仰”的区别。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可以找到历史上的佐证。比如蒙古独立,中国共产党不仅赞成,而且是很积极的。新中国建立时,共产党废除了旧中国的一切国际条约,但为了安慰斯大林,专门发表了一个«公告»,说中苏“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充分保证。”总之并不是什么“最高利益”。我们现在反过来设问:“如果当时可以承认蒙古民族自决,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同意台湾民族自决?”“蒙古的面积是多少个台湾和钓鱼岛?”如果真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那么,在我们的«国歌»唱到的“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候”,应该说可以暂时放下阶级或党派的利益了吧?没有!人家的策略是“一分抗战,两分敷衍,七分扩张”。彭德怀打了一个“百团大战”还被批了很久,在党史上被当做战略错误记载,说是过早地暴露了中共的实力,把日本人从国民党那边吸引过来了。还有“不允许干涉别国内政”的问题,我们在印度支那干了多少“国际主义”的事情,还把别人的亲王什么的请上天安门城楼。如果现在美国请李登辉参加这一类的庆典,我们还不知嚷嚷成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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