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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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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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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
·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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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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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

   

民间之学与在野之礼――当代儒家的教育实践与政治论述

   五月二十五日,巴黎「自由谈」沙龙特邀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社会学系博士生汲喆先生通过对中国近年来儿童读经和政治儒学等发自民间的文化保守主义实践与争议的介绍,探讨这一社会运动的政治与社会意涵。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民族主义填补共产党日益崩溃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形成一种与八十年代倡导所谓全盘西化的“文化热”完全不同的思想光谱。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成为思想论争的一条主线。同时,传统的儒家思想也从国内外中国学人的讲坛上,被本土民间学人赋予新的思想活力而深入“寻常百姓家”。被喻为文化保守主义年的2004年,可以看作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大地复苏的一年。

   汲喆指出,从教育到政治,当代儒家已经展开了新一轮制度重建的努力。今天,主要在民间团体和学者的努力下,原本被学院派所垄断的作为历史与哲学研究的对象的儒学,正在被挖掘成为儿童人文与伦理教育的基本资源;原本被视作中国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障碍的儒教,正在被诠释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政治超越西方的康庄大道。

   汲喆从学理上对不同世代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态度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他说:汉代以来的制度化儒家具有政治、宗教和教育三个基本维度。它既是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也规定着官方宗教的基本内容与形式,同时还通过官学和科举制度构成了官方的教育体系。在这三个方面,儒家与帝国体制紧密结合,从而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场域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然而,正是因为儒家与帝国政治体制的未分化状态,以致当帝国崩溃以后,儒家的旧有制度框架也随之全面解体。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儒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新的政治与社会脉络中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化的自我再生产机制。今天,中国的一些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的民间团体,以及学术体制内较尚处在非中心地位的部分儒家学者,已经从教育和政治两个方面展开了新一轮制度重建的努力。

   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思想浩劫”和经济改革的“金钱掠夺”的中国社会,亟待重建新的社会道德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长期打入“冷宫”的儒家学说正式跃出台面。

   汲喆介绍说:在教育上,通过民间团体近十年的推动,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经重新成为儿童人文与伦理教育一种资源。例如,由南怀谨先生和台湾王财贵先生最早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现已在中国大陆引起广泛影响。所谓儿童读经,就是要让青少年从小阅读、背诵传统文本,从而培养起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且在伦理观念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文本一方面包括传统蒙学读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另一方面则是思想和文学类的经典,例如《论语》、《大学》。这些活动所阅读、背诵的的内容并不仅限于儒家经典。但是,近年来,由于一些儒学研究机构和人士的参与,以致儒家的内容显得较为突出。2004年5月,由蒋庆编辑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北京出版,作为王财贵一系读经活动的教材。该书全套12册,共15万字,全部是儒家文本,其重建儒家支配的文化秩序的意图十分明显。少儿读经运动的推广者在自主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利用官方资源,谋求政府教育主管当局的支持,同时和一些官方或半官方团体,比如说妇联、共青团等机构合作,在中小学开展教学实验和竞赛。他们在论述上往往采用官方的修辞,努力将读经纳入到“儿童智力开发”、“语文教育改革”、“思想道德教育”等官方论述体系中,使之能够顺利地进入公立学校和幼儿园,并逐步制度化。目前,少儿读经运动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官民共同卷入的活动,其动员效果颇为显著。据说,中国已有将近四百万到六百万儿童参加了各类读经活动。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作为维护国际秩序的传统西方价值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重新审视。重经济轻政治的国际环境,西方社会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以及国际间的利益之争对原本被推崇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的消解,都为儒教的发掘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王道” 政治的可能性问题,民主程序和国家效率之间的平衡等问题,作为一种政治言说,日益受到学界和政界人士的重视和探讨。

   汲喆分析指出:儒教的部分政治观念也被一些人士结合现实的需要做了重新诠释,以图建立中国本土的政治理论。蒋庆于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学》一书,标志着当代政治儒学的兴起。蒋庆区分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种传统。儒学皆源自孔子,而心性儒学由子思一系所代表,传至宋明理学,并为当代新儒学所继承,其核心观念是“仁”。政治儒学则由荀子一系所代表,传至汉代经学,其核心是“礼”。这两个传统并不相违,但蒋庆认为,从中国政治与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必须弘扬政治儒学的传统,从历史上儒学的政治观念和建立在这些观念上的制度中汲取资源,“贞定”中国式的现代化。蒋庆认为,强调“仁”而忽视“礼”的当代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回应是不成功的,因为“内圣”开不出“外王”。而且新儒学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当成了外王的目标,这种内圣开外王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不可能,是因为民主是西方特殊文化产生的特殊制度,其根源与儒学迥异;不应该,是因为儒学的外王其实要高于民主。在此基础上,蒋庆提出了他以“王道”为核心的政治合法性理论。“王道”就是要“参通天地人而天下归往”,即政治制度必须同时体现天(神圣)、地(历史与文化)、人(民意)这三重合法性。民主不过这是其中的民意合法性。没有天道的制约,特定民族的民主的结果可能与人类的共善相冲突;没有历史与文化的合法性,某种政治制度则无法在不同文化脉络实施。此外,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先生则从“仁”的概念出发,提出了以“仁政”为核心的合法性理论,即父权制的“为人民服务”式的精英政治。在康晓光看来,这种理论可以解决目前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不触动既有政权,因为仁政重视的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运用权力的方式和动机。

   那么,怎样看中国思想界的文化保守主义转向,以及传统文化教育与既有的官方思想品德教育的差异与关联等问题呢?

   汲喆总结说:民间儒学在教育和政治这两方面的新近努力,都具有颇为复杂的政治意涵。其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已经受到了不少人士的批评。不过,要评价它们的政治意义,不能离开中国特定的历史脉络。以读经活动而言,传统文化教育的民间推动者经过不到十年的努力,就已经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创造性地初步构造了教育内容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添补了中国人文教育与伦理教育的亏空。同时,也使基础教育不再只是国家完全把持的社会控制的工具,而成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个中介。政治儒学有时设想较为天真、论述过于武断,其可操作性尚颇多疑问。但是,它毕竟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种新的见解,扩大了我们对于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想象性空间。无论当代儒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文化与政治理想,传统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年轻人的影响都不可小觑。而且,中国官方也开始策略性地利用传统文化热来谋求政治利益。前些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正在转向“文化搭台,政治唱戏”。中国未来政治的构建,可能有赖于传统主义、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这三种力量的复杂互动。

   汲喆先生的演讲引起了沙龙朋友的极大兴趣,大家就近年来在各种文化事件和社会思潮中所聚焦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此外,现旅居美国的原「河殇」作者之一谢选骏先生的六十万言新著「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以及北京邓小军先生的「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所陈述的思想观点和作者本身所持的立场,也引起了沙龙人士的重视。

   2005年6月15日整理

   注:巴黎「自由谈」沙龙,发起于1996年4月。其主旨是“了解世界,交换看法”。是中国学人思想、文化聚会的场所。主持人安琪原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现旅居法国,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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