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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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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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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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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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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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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真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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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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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纪婚礼"到"世纪葬礼"--戴安娜悲剧与现代社会的整体精神匮乏

   安琪

   八月三十一日,正当盛年的英国王妃戴安娜因车祸在巴黎猝然离世,噩耗传来,举世震惊。

   十六年前,那个纯真羞涩的处女,以其稀世的仪容披着婚纱款款地依在查里王子身边时,就产生了全球性轰动效应。戴安娜自此从一个幼稚园老师变成举世瞩目的英国王妃而成为媒体宠儿。

   十六年后的九月六日,戴安娜的好友、流行歌手艾尔顿曾为玛丽莲梦露谱写的名曲〔风中之烛〕却成了戴安娜的安魂曲。艾尔顿为这首歌填上新词,在戴安娜的安葬仪式上自弹自唱。真挚、忧伤的情感旋律,激荡起数以百万计的悼念人群和二十五亿电视观众的哀思与共鸣。

   命运是不可逆转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从"世纪婚礼"到"世纪葬礼",戴安娜紧紧攫住了世人的心。她流星般短暂的生命,就象她身边不停闪亮的镁光灯一样,让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彻底曝光!

戴安娜的个人悲剧

   一九八二年,当我在中国西部的一家青年报工作时,我主持编辑的关于英国王妃戴安娜生活侧面的一个整版报道,曾招致宣传主管部门的批评,理由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期报纸,却因戴安娜而销售一空。

   刚刚开放的中国读者,带着某种虔诚和期待,渴望了解"全新世界"的各个方面。在人们心目中,戴安娜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王妃,也不同于中国现代"王妃"(如江青)。她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象征--美丽、 高贵、善良,有着天使般迷人的微笑。她身为王妃,却自己外出购物,也被看作西方人自由独立的特征。似懂非懂地哼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中国青年,一个戴安娜就足可释放出他们对西方世界的全部想象力。

   事实上,那个传统的大家规范教导出来的女孩,与中国传统的大多数闺秀没有多大差别,知识范畴并没有超出"女学"之界:知书明礼,温良谦恭,举止适度,克己复礼。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世界上, "女子 无才便是德"具有惊人的相似处和普遍性。

   纵观戴安娜传奇的一生,她实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女性。在她将要侧身王室之时,恐怕并没有设身处地地想过,一旦成为王妃,就难免要为公众牺牲个人隐私和幸福。在长达十多年的王妃生涯里,她最初的反叛即盲目又无奈,有时还带有很大程度的自虐。她的孤独无助,使她把热情投向周围对自己稍有慰藉的男性,然而她的尊荣是不允许她的哪怕些微的轻松。那个马术教练给她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她当初所渴望的安慰。怪谁呢?马术教练并不是唯一的例外。在世俗眼中戴安娜无与伦比的王妃地位,将她等同于一个好来坞式的超级巨星。美貌、金钱、名利--戴安娜无意间将这三者导向了极致。这种人间少有的诱惑,使她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都被那些"拥有"或"接近"她的人贴上了标签。追逐者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男性的虚荣之后,又将这种虚荣转手拍卖!这是一个可诅咒的男性社会,这个社会所裸露出的人性的黑洞,足以吞噬所有的血肉之躯。

   戴安娜的悲剧在于,她并不仅仅是一颗遥远明亮的星,她有着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需要。因此她必要为人的七情六欲所伤害。她忽略了自己并没有真正隐私权的现实,当她试图同另一个男人分享情感的时候,情感便被出卖了。

   这种伤害似乎唤醒了戴安娜的独立意识。经过自我挣扎的心历路程,她向世人和盘托出她那不为人知的婚姻痛苦,包括她的贪食症、五次自杀未遂,以及并不成功的婚外恋等等。她似乎如释重负。然而她的坦诚同时招致了更大的争议,她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大众媒体的又一轮误圈。即使在同情者中,也对她有负面质疑。

   离婚是她所不愿的,但已不可挽回。经过多次谈判,最终由查里王子付给她一千五百万英镑外加每年四十万英镑的秘书费而了结。这种金钱纠葛与所有离婚案如出一辙,很多人感到平庸而不可思议,尽管有人宁愿相信扳倒查里王子的舆论效果要大于金钱本身。

   戴安娜离异后,自由地投入慈善事业,在那里,她好象找到了内心的平和与精神依托。但是她的个人生活依然是孤寂的。她并不幸福。否则她不会恨意难消,巧妙地让摄影记者拍下自己和男友法伊德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的休闲照片,在第二天--查里王子为其女友卡蜜拉祝贺生日的同一天"占领性"地出现在报纸上。

   崇尚真情的戴安娜,并没有接近一个常人应有的爱情,当然也很难获得真正的爱情。在上流社会的名利场中,生命的本质被浮夸消蚀,潇洒和排场掩饰着寄情声色的尴尬,戴安娜自然也难逃此劫。

   作为王妃,戴安娜应有尽有;作为女人,戴安娜却一无所有。幸乎?!悲乎?!

明星、媒体共媚众俗

   戴安娜在八月二十七日接受法国〔世界报〕访问时,最后一次批评英国媒体说:"媒体是凶猛的, 它从不宽恕,它只要抓人的错误。你的每一个意图都被扭曲,每个举动都受到批评。我想在国外就不一样。在国外大家亲切地接待我,照我本来的样子看待我,没有成见,不会紧盯着我走错一步。在英国就正好相反。我想在我这个位子上,不论哪个健全理性的人早就离开了,但我不能走,我还有两个儿子 "。然而,四天之后,她却在塞纳河畔与媒体的最后一次"游戏"中香消玉陨。

   戴安娜车祸遇难,尾随其后的摄影记者成为众矢之的。愤怒的人们将所有的辱骂和怪罪都指向了俗称"狗仔队"的摄影记者。不仅美国、法国、英国、香港等地那些曾千方百计靠媒体打知名度的影视界明星们借此发表议论,抨击摄影记者。一些立体传媒如电视、广播也严厉斥责摄影记者及获取明星照片的图片社。应验了中国那句俗话:"墙倒众人推"。这种一边倒的"集团打狗"热潮,使九月四日在法国南部佩毕扬市举行的世界摄影记者节蒙羞含辱。

   与此同时,各报刊围绕着媒体自身的自律问题展开了讨论。

   〔解放报〕社论说,"首先是被拍摄的目标人物本身,多少明星以向媒体透露私生活内情的方式来 打响知名度,后来又无法制止在他们默许鼓励下所造成的偏差。王室本身虽然顾忌较多,但在一个并不真正需要他们的民主国家里,不也是靠媒体来替他们提高声望,确保永恒吗?至于大声谴责摄影记者的民众,也就和打击妓女却宽恕嫖客的情形差不多。"

   〔费加罗报〕评论认为:"媒体已足够成熟,懂得自律"。并且表示:"媒体谨于此道歉。但它是情 有可原的。"报道说:"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只要名人们放弃享受荣耀,报刊放弃巨大的发行量,民众不再要求知道别人想向他们隐藏的真相就行了,但到时候也就什么都不剩了。"

   戴安娜的弟弟史宾塞伯爵在戴安娜的安魂弥撒上说:"此事显示,每位拥有她照片的所有权人、主 编,每一家曾购买这些照片的刊物,等于鼓励贪婪无情的人冒一切危险追逐拍摄戴安娜的照片,今天他们的手都沾满血腥"。

   但早有媒体抗议:戴安娜变成摄影机的焦点,多半是她自己造成的。她和法伊德的照片,最近就在世界各地卖了大约四百万美元。英国每日镜报记者费塔克说:"在相同的情境下,戴安娜二十四小时之 前可能对记者毫不以为意,二十四小时之后却避之唯恐不及,这怎能全怪记者。"

   举例来说,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戴安娜在英国媒体BBC电视前倾诉不幸婚姻的镜头令人难以忘怀,即是她个人对媒体的主动。她也经常利用新闻媒体报道自己所从事的公益活动,如推动艾滋病的研究和反对地雷运动等。在此,明星与媒体间的"互动"关系配合默契,共同迎合了大众的心理需求。

   再看戴安娜去世后的媒体效应:

   巴黎各日报的销售量增加百分之二十至四十。〔解放报〕的售量增长了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

   英国所有小报销路大增,〔太阳报〕增售百分之五十,〔每日快报〕增加百分之二十。民众仇视的八卦小报几乎销售一空。

   读者是谁?当然是"骂了又想看"的民众。

   在这里,民众主导市场需求,而"狗仔队"则是市场需求下的产物。一个颇具讽刺的事实是,躲避苦难的现代人,他们对多次换皮的美国歌王麦克杰克森和以展示独特性感而惊世赫俗的玛当娜的兴趣远比流离失所的非洲难民和以巴战争要大得多。最近发生的耸人听闻的阿尔及利亚大屠杀即是一例。二百多人死于非命,大众媒体却无动于衷。

   据悉,在法国轻罪法院以"过失杀人"和"见死不救"起诉的七名事发后被警方扣押的摄影记者中,有一人曾拍过"六四"天安门镇压照片,也在波斯湾战争中出生入死,拍下许多珍贵历史镜头。但是这些照片所得,仅够一张往返机票,充其量只能满足记者的所谓事业心。而戴妃的任何一张照片,都可使读者慷慨解囊。

   〔新闻周刊〕的评论意味深长:如果说特洛伊的海伦娜可以发动一千艘战船,戴安娜至少可以占领一千期杂志的封面,造成数以千万计的报章杂志热卖。虽然"狗仔队"不因她而兴,而她却把这种追逐带入新的高潮。如果这次"狗仔队"并未追死戴妃,并且拍到她与男友接吻的照片,全世界大部分的报纸都会一边骂狗仔索价过高, 一边刊登照片。

   结论是令人沮丧的:被消费市场主导的媒体终究是难以制衡的。

隐秘的民意

   戴妃之死,打破了向以理性克制为名的英国人的心理平衡,悲哀的人们用鲜花和眼泪寄托自己的哀思,六日的葬礼更是盛况空前。

   实际上,人们悼念的首先是作为王妃的戴安娜。这样一个传统和现代完美结合的尤物,无论对英国王室或是英国人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她的死在潜意识中使大英帝国失去了它那极具象征性的最后一颗明珠,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精神空缺。于是乎,"先前把她视为罪人的媒体与公关业者"在愤怒、失落与愧疚之感趋势下,重新"制造"出一个"戴妃目前的圣人形象。"(社会学家语。)反映了英国人对君主立宪 政体始终如一的耿耿忠心。据最新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英国人仍然坚定地支持这一制度。

   假如婚姻破裂的戴安娜已经找到了个人幸福,并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再婚丈夫的姓氏,那么这种哀悼还会如此毫奢如此庄严吗--尽管这种假设非常荒谬!

   记得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去世后,十万民众聚集巴士底狱广场举行烛光追思晚会。美国著名歌星芭芭拉悲凄的歌声余音未了,一年后在同样的人群里却出现了"揭发"密特朗丑闻的声音。一时同仇敌忾,甚至有人大呼上当。但从所"揭发"的内容来看,都是密特朗生前就被媒体间断披露或争议过的,并不是什么新话题。情感的不一致性及其复杂性于此可见一斑。

   几乎可以认为,在所有的情感宣泄过程中,都隐藏着个人的秘密。人们对戴安娜的情思,同样寄托了自己的愿望和诉求,包括许多不可语述的心理需求。

   问题是,人们到底想要什么?

   一个印在记忆深处的镜头突然闪现:那是刚到巴黎不久的一个秋日清晨,我乘地铁去索邦大学读法语。在国家地铁站转车时,一个下肢残废的流浪汉突然喊道:"我需要爱!没有人爱我!"声音嘶哑、绝望,令人心悸。上班的人潮好象被这声音惊呆了,重复的呼喊在地下铁的长廊里久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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