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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文集
·安琪简介和声明
·极权中国的良心符号――刘宾雁
·心灵自由与独立人格的追求--访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
·“旧制度”裹挟下的新闻改革
·黄翔和“黄翔现象”
·独自拥有的辽阔/黄翔
·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
·谢选骏:《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前言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目录
·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第一编:“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原教旨马列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专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
·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第二编:制度危机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罗基
·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第三编:文化认同与思潮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河殇〕作者、大陆旅美学者谢选骏访问记
·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
·中国当代艺术与"第三世界"心态--与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探讨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访问学者仲维光
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畸形化的香港-政治评论家何频香港面面观
·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第五编:“妖魔化”的民族问题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妖魔化的"西藏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
·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痛苦的民主」(节选)
·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自由撰稿人曹长青
·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第四编:真相报道
·呼吁良知,救救孩子--上海孤儿院流亡医生张淑云澄清真相
·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九七"回国去?--专访著名工运领袖韩东方
·民主必须付出代价--中国著名民运领袖魏京生专访
·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专访中国正义民主党秘书长付申奇
·重要的是建立民运文化--专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第六编:流亡心历
·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一个中共警官的心路历程--专访民联阵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先生
·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第七编:思考与实践
·永远的逃亡者--中国作家高行健为中国文学张目
·寻找事物的秘密--司徒立的绘画艺术
·黄翔和“黄翔现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
·知识分子应该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专访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也谈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
·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高新
·"天降大任于斯人"--专访大陆旅法学者张伦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兼论知识阶层依附性的恶果
第八编:人物与述评
·人类的恐慌--爱滋扩散洞开自由之狱
·西方的梦魇--巴黎恐怖事件的思考
·告别密特朗--一位中国"八九"流亡记者的悼念
·选择中国--兼评李鹏踏上法兰西自由土地
·邓后时代已然来临 "新共产党"占主流--析中国权力转型的初期阶段
·从"世纪婚礼"到"世纪葬礼"--戴安娜悲剧与现代社会的整体精神匮乏
·文明的冲突--法国总统竞选凸现社会危机
·堪回首,沧海桑田度有涯--从报界同人刘达文父亲的一生谈起
·来自日本民间的和平之旅――从「蓝.BLEU」到「奥斯维辛」
·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悲剧启示录
·殉难者的昭示――祭刘宾雁
·摒弃“六四”衣钵,维护流亡者回家的权利
·中国“祸从口入”现状挑战“和谐社会”
·台湾选举文化与民主政治
·章诒和的力量
·最后的达赖喇嘛:一介僧侣对峙共产强权的神话与思考
·安琪:法国人不相信精英 ――向同性婚姻说不折射深层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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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原〔人民日报〕记者吴学灿,八九民运中因"擅自"将赵紫阳讲话印制成"人民日报号外"发行,被判入狱长达四年。在秦城单人牢房的残酷迫害下,他曾长时间失眠,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体重最轻的时候,只有近35公斤。但是他坚持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理念,面壁"反省","虽九死而不悔"。他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他对阮籍、稽康等古代知识分子的敬佩。他说:知识分子的清高,就是清清白白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事,认认真真地读书。

   吴学灿九三年出狱后,便失去了工作。但他并没有停止追求。今年八月,在大陆政治环境日趋严峻的时候,他不得不离国出走。

   然而,海外环境是另一种"严峻"。在海外民运包括政治、经济和公信力等方面的资源都消耗殆尽的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吴学灿,怎样过语言关,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怎样在党派林立的海外民运中选择自己的角色定位?怎样坚持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与思考,为中国民主运动作出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这都是他所面临的课题。

   日前,前来欧洲的吴学灿先生应邀参加了巴黎〔自由谈〕沙龙,并接受了我的采访。

"单人牢房是最不人道的"

   安琪:请你先谈谈在秦城监狱里的情况,戴晴出狱后曾写过〔我的入狱〕,对里面的情况作过正面描述,不知你的感觉如何?

   吴学灿:我不知道戴晴的感觉是怎样的,反正我在秦城监狱的感觉是舒舒服服地受罪。所谓舒舒服服,就是吃啊、住啊都是很舒服的,吃的二菜一汤。每星期的一、三、五晚上一般吃饺子或包子。受罪是指难以忍受的煎熬。

   安琪:具体有哪些体验?

   吴学灿:我的感受是,单人牢房是最不人道的。我在秦城监狱203监区108房间,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进去,到九二年七月一日出来,他们把我一个人关在屋里长达两年半,与外界完全隔绝,弄得我九死一生。鲁宾孙和星期五在孤岛上,他们还是两个人,还可以看到动物、树木,还可以看到大海、蓝天和白云,我只能看到四面墙。即使每天八点到十点放风的时候,也看不见人。他们把我放在一个放风间里,就把门锁上了。

   安琪:你在那里可以读书看报吗?

   吴学灿:我在单人牢房的时候,只有一份报纸,就是〔人民日报〕。九二年四月二十六号,我当时身体状况已经特别差了,所以他们让我同几个犯人一起看电视。按照上面的规定,当时关在秦城的八九民运人士,是不可以看电视的,他们采取这个措施,是想让我与别的犯人见面。当时同我一起看电视的,有一个是康生的秘书,姓什么记不起来了。还有一个代号是9008,另一个是9001,名叫王宝山,现在关在青岛市山东省第二监狱。他是飞行员,很有思想,在部队读了很多西方近现代思想家的书,了解和赞同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观念,八九年四二七大游行,他在北京空军招待所,看到当时的场面,非常感动,从那天他就想以自己的行动来支持学生。八九年十月,他驾机向海参威飞去,想转道去美国,后来戈尔巴乔夫把他连人带飞机送过来了。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去南朝鲜,他说怕把他送到台湾去,变成金钱的奴隶。

政治犯是人质

   安琪:让你看电视与别的犯人见面,是不是从你的身体考虑,减轻单人牢房带来的不适?

   吴学灿:是这样的。我在秦城牢房的时候就说过,秦城牢房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仓库,共产党虽然很不喜欢我们,但是他们把我们当作贵重物品,就象珍珠玛瑙,财宝一样,珍藏在一个很坚固的仓库里面。我们这些人将来要换东西的,就象九三年九月十六日出来的时候,果然是这样。当时要办奥运会,在奥委会表决主办国的前一个星期,我从牢房出来。九月十四号,魏京生也放出来了。因为魏京生坐了十四年牢,身体状况比较差,所以外国记者都涌到我这里来,他们给我提的第一个问题都是奥运会的问题。显然当局把我们放出来是有他的"计划政治"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

   从九零年四月开始,我就病得很厉害,是人们所说的"单身牢房综合症"。后来有一度身体处于严重脱水状态。我在九二年七月一日离开秦城监狱前,差不多有一百天,每天晚上都要依靠安眠药才能睡半个小时,十二点医生来送药给我,吃完药我马上睡觉,醒来后我就问门口的武警几点了,他说十二点半。

   安琪:你后来被转到北京监狱是不是因为那儿的条件比秦城好?

   吴学灿:可以说条件是很差的。秦城监狱的医护管理人员对单人牢房的情况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我的病根在哪里。我到人群里以后,很快就好了。我到北京监狱那天,正好是共产党的七十一周年生日,给犯人改善伙食,米是发黄的陈米,土豆里有几片肥肉。因为犯人平常一点肉也吃不到,所以那一天他们都很高兴,感到自己沾了共产党生日的光了。他们认为是最好的饭,我却一口也吃不下。

"世道变了"

   安琪:你九三年出狱时,对社会变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吴学灿:我刚从监狱出来,觉得眼花缭乱,看不过来,感到世道变了。原来大家见面,还谈些政治、国家、民主等,现在光谈挣钱。我感慨中国人竟变成这个样子了,搞经济建设如果一定要以道德沦丧为代价,实在难以认同。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道德就会回转,我也没有信心。现在中国有很多大的问题需要考虑,如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但是我更看重的是普遍地、全面地、渗透到一切领域的道德的沦丧。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非常担心。

   比如大陆律师办案,第一步是比较背景,如果你的背景是李鹏,他的背景是江泽民,最后可能两家纾解一下就算了。如果你的背景是李鹏之子,他的背景是省长之子,那省长背景的肯定要输。假如你们都没有后台,那就看律师与法院、司法部门的关系,所以中国的事,是基本上不按照法律办的。

   再如作家,如果你的作品卖不出去,你没有钱,你的价值没有被社会承认,那就是你没有价值。因次,一些作家就认为,体现一个作家的价值,就是看你挣了多少钱。

基层有民主

   安琪:据说现在有的地方的村镇干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这是不是可以看作基层民主的萌芽?

   吴学灿:现在这种基层民主搞得不少,共产党就要把这种现象扼制在乡以下。就是说,乡镇都不让你搞。东北吉林的村民搞得不错,〔南方周末〕经常刊登这类报道,想以此将民主进一步往上推,推到乡、县,然后向市、地、省发展,但是共产党控制得很厉害。我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赵紫阳、胡耀邦一类比较开明的人〔他们民主自由的理论水平已经比较低了,他们还没有达到"三权分立"的认识水平。〕出来掌权的话,就达不到县以上。

   安琪:你怎样评价〔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在知识界的反应到底如何?

   吴学灿:我在大陆的时候经常听老百姓说,"最坏的是你们知识分子"。我说,你这话我同意,不过还要补充一句:最好的也是知识分子。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大都是有知识的人,那些权奸也是有知识的。知识分子的表现是两极,因为他有知识,所以好也好得很,坏也坏得很。〔中国可以说不〕,迎合了中国当局以民族主义反民主的要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里坏的一面。这本书起到的一个很负面的作用,就是使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变得更坏。这是一种假象,大部分知识分子并不认同这本书的反民主倾向。

大陆民众了解海外民运

   安琪:大陆民众了解海外民运的情况吗?他们有什么看法?

   吴学灿:国内对海外民运组织的情况知道一些,他们从三个渠道得到这些信息:民运人士自己向国内民运人士传播;出国考察团了解到的情况,包括带回去的海外报刊;共产党的宣传。这些东西在国内引起的反应,负面多于正面,主要是说海外民运组织在联合的过程和运作过程当中,个人间的意气之争较多,把个人看得比组织重要等等。应该理解,八九年学潮起来以后,北京市民参加者可以说超过了三百万,新闻界,社会科学研究界,高校,机关单位,特别是知识界,都广泛地参与了八九民运,他们对民运人士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被迫出国

   安琪:你九三年出狱,为什么当时没有马上出国,现在出国?

   吴学灿:当初没有出国,有这样几个考虑:一,在国内坚持为民运做贡献,这是我的本分,也确实能够做成一些事情,包括接受媒体的采访,参加许良英王丹、陈子明他们的呼吁活动。我的想法是,只要我在国内能够坚持,就尽量不要出去。现在严格地说,是坚持不下去了。第一,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共产党越来越疯狂,最近又把刘晓波判了三年劳教,把王丹判了十一年,这很象我们当年形容"四人 帮"垮台时的话:灭亡前的猖狂一跳。共产党可能要不止一跳了,它跳来跳去,跳得我们在国内无法坚 持下去了。第二,当局三番五次地逼我走,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被重新关进监狱。从我个人来说,关进监狱我并不害怕,因为我已经坐过一次牢了,再坐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坐牢的那几年,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朋友们,他们比我还要难受,每天都生活在煎熬之中。特别是我的妻子在我坐牢的四年期间,非常担心我的健康,怕我死在里面,起码老了十岁。我不愿意再使她受到伤害,我等于自己流放自己。这样,我妻子就会比较放心一点。不管怎么样,我不会有生命危险。

   安琪:你初到美国,面对生存与事业,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和想法?

   吴学灿:初到美国,体验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的转换,我想先有个缓冲的过程,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年。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有个栖身之地,有个地方睡觉,不至于露宿街头,每天有点面包和自来水,青菜能买就买一点,买不到就算了。我想这样的要求是很低的。我还是两种准备,如果说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能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掌握日常英语,好去做工,挣到一份基本的生活收入,还是想积极地参与民运活动。如果我对民运工作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推动而不是相反的话,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定位的方向。第二,我想沟通海内外民运人士之间的联系,因为我对国内民运人士的基本情况是比较了解的,海外我不太熟悉,这次我到欧洲来,对欧洲的情况了解的比较多,对美国的情况也会很快了解的。

新闻自由原则

   安琪: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而且在八九民运期间有过争取新闻自由的勇敢行为,你认为海外民运在新闻自由方面做得怎样?有哪些不足?

   吴学灿:因为我刚出来,对海外民运的一些情况只是道听途说,了解得非常少,对这个问题,严格说来现在还没有权力回答。但是我尊重其他记者,他们在海外和民运人士共同获得的空间上,对海外民运的情况做出了实事求是的报道和自己的评论,我认为他们这样的选择,应该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据我所知,原来大陆的新闻从业者,出来后与海外民运关系十分密切的这几位当中,采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一直参加民运,关心民运,对民运的每一步,都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对其中的一些丑恶的现象,也进行了抨击和揭露。另外有些记者就不是这样的,没有直接地去揭露民运队伍内部的一些阴暗的东西,这样两种做法,我想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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