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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自由与独立人格的追求--访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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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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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第一编:“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原教旨马列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专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
·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第二编:制度危机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罗基
·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第三编:文化认同与思潮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河殇〕作者、大陆旅美学者谢选骏访问记
·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
·中国当代艺术与"第三世界"心态--与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探讨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访问学者仲维光
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畸形化的香港-政治评论家何频香港面面观
·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第五编:“妖魔化”的民族问题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妖魔化的"西藏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
·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痛苦的民主」(节选)
·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自由撰稿人曹长青
·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第四编:真相报道
·呼吁良知,救救孩子--上海孤儿院流亡医生张淑云澄清真相
·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九七"回国去?--专访著名工运领袖韩东方
·民主必须付出代价--中国著名民运领袖魏京生专访
·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专访中国正义民主党秘书长付申奇
·重要的是建立民运文化--专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第六编:流亡心历
·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一个中共警官的心路历程--专访民联阵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先生
·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第七编: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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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应该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专访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也谈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
·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高新
·"天降大任于斯人"--专访大陆旅法学者张伦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兼论知识阶层依附性的恶果
第八编:人物与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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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达赖喇嘛:一介僧侣对峙共产强权的神话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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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自一九九六年十月,王希哲先生因"言"惹祸,弃家出走以来,他在美国这一中国海外民运的集中之地,以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风格,不断引起媒体追踪,成为民运圈中颇具特色和争议性的人物。

   王希哲一九四八年出生于四川。文革之初,他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狂热与冲动积极投入红卫兵运动,成为广州兵团的七常委之一,六七年因批评林彪和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而遭拘押。

   一九七四年王希哲与李正天、陈一阳、郭鸿志合写的"李一哲大字报"〔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第一次公开要求在中国实现宪法和民主,被西方社会视为共产党执政以来最早的民主呼声,也被看作 "文革"理想主义的产物。王希哲因此于七七年被捕入狱。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补天派",王希哲在狱中认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发现列宁主义式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也不是正确的。经过痛苦的反省,他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李一哲集团自此在理论上发生分歧。

   一九七九年元旦王希哲平反出狱后,他一方面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一方面支持北京的"民主墙"活动,担任〔四五论坛〕的广州通讯员。他还协助召开了地下形式的全国民刊第一次代表大会,任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顾问。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否定文革、评价毛泽东的运动中,王希哲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反对邓小平对毛评价的三七开,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一种复辟,应予以彻底否定。他的论文〔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大胆挑战官方论点,在海外文革史研究中赢得了较高的国际声誉。为此,王希哲被判重刑十四年。在广东怀集监狱服刑过程中,他在刑事犯的管教下,做最低贱辛苦的工作,有时甚至等着吃猪食,但他凭着顽强的意志,读了很多书,一部辞海就通读了两三遍,"六四"前的相对宽松期,他还读了大量政治书籍和报纸,打破了原来那种与世隔绝的情况。

   一九九三年,在国内外政治压力下,王希哲提前两年获假释出狱。在被监管和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他继续发表文章评政议政,因此在大陆越来越多的"政治敏感"期里,他几乎每年都要进一二次拘留所。

   一九九六年,王希哲与刘晓波发布〔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回到民主的原则上进行谈判。在中共当局的追缉下,他不得不逃离中国,经香港来到美国,先在哈佛大学补习英语,同时在海外民运中扮演独特角色。

   四月十九日,王希哲先生在他的宿舍接受了我的采访。不大的房间陈设极为简单,几件必用品如电脑、书桌、椅子等,也是别人送的或捡来的旧货。即使如此,据说他还将捐款用来帮助大陆从事民运的朋友购买传真机。此情此景比起有些慷慨激昂地发"民运财"的人来说,形成鲜明对比。靠窗的角落是一张堆满书的地铺。王希哲告诉我,侧躺在地铺上读书,是他在监狱中养成的习惯,现在他在这里"卧薪 尝胆"。这是一个极富个性色彩的政治化人物,岁月的磨砺虽然使他早生华发,但是他的职业革命家特 有的热情与理想主义精神丝毫不减当年。例如,他刚出国就公开表示愿意参加国民党的举措,就让舆论很是热闹了一阵。在前不久的王炳章回国闯关风波中,他一马当先,用一种嘲讽的语言批评魏京生和刘青,并参加中国民主正义党以表示对王炳章的支持,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有人称他披肝沥胆,襟怀坦白,也有人说他是现代的唐吉柯德,但他自称是一个反省的和叛逆的老红卫兵。在他身上,我们曾经熟悉的一切,的确依稀可见。

希望与"体制内"保持接触

   安琪:你文革末和八十年代初曾两次被捕入狱,当局给你定的具体罪名是什么?

   王希哲:抓我主要有三件事情,一个就是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罪,即〔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第二条罪就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我当时到北京的时候,徐文立邀请我参加了一个会议,要求组党,我拒绝了。这不是推托,确确实实我当时还不想跟他们完全弄在一起。实际上也有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问题,我还是希望能够既和体制内的人保持接触,如王若水,李洪林等等,我也希望能够和王军涛、胡平他们保持接触。王军涛他们虽然也是"民主墙"的,但他们的"民主墙"是北大里面的"民主墙",是"半体制内" 的"民主墙",不是真正的西单民主墙。如果搞组党活动,就很难跟他们保持接触。

   安琪:你当时并没有想过要跟共产党对着干?

   王希哲:对。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要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只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但是还没有想真的跟共产党玩一玩。共产党说我们要想颠覆它,那确实是冤枉。

   安琪:那么较早的"李一哲大字报"在理论上有没有脱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

   王希哲:没有。完全还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理想制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民主还是可行的,是现在的现实没弄好,我们要拨乱反正。

   安琪:你第一次出狱参加"民主墙"时,正好魏京生被捕入狱。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王希哲:那时,"李一哲"还没有分裂。我们讨论过魏京生,郭鸿志(老郭)认定魏京生是投机。他 说:"四.五反'四人帮'的时候,魏京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现在才跳出来,调子那么高?"我说:"不能这么看,革命不分先后。现在我们不支持魏京生,'民主墙'的其他团体很快就会唇亡齿寒了。"当然,魏京生确实有被共产党抓住把柄的地方,第一他公开说要反共,当然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他很勇敢,应该承认他是对的。但当时确实超过一般老百姓的接受程度,所以很多人不太敢帮他说话。第二,到今天为止还是不能说对的,就是那个越战情报的事情。你定位为一个民运人士,不应该在那种场合说这种东西。这样一来,当时"民主墙"确实为他说话比较困难,无法理直气壮地说他一点事也没有。明明你知道共产党是借故搞你,但你是有个"故"被它抓住,你没办法。所以徐文立也提到说:我们也不太赞成这个东西。事实上魏京生自己的辩护词里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知道这是机密,没有人告诉我这是机密,我本身没有负有保护这个机密的义务。但是如果你们认为这是机密的话,那我这样做也是不对的。所以说,当时"民主墙"对魏京生的声援不是很激烈的,而且当时的做法也不象后来八九民运所反映出来的那样激烈,就是写点东西,提出一点不同意见,进行一点挑战,就已经很不错了。应该说各个民运组织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都是为他说了话的。后来刘青去承担责任被抓,"民主墙"的反应就要激烈得多,因为刘青没有任何被中共抓住的把柄,那就可以大声说话了,大声到什么程度呢?现在纽约的刘国凯当时就在广州搞了个全国营救刘青委员会,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也为这个委员会发了一个告全国人大公开信。这也就是我的第三条罪状,叫作煽动群众,抗拒国家法令罪。实际上间接地还都是为了魏京生。

没有文革,就没有八九民运

   安琪:你第一个提出两个文革的论点,即人民的文革和毛泽东的文革。你的论据是什么?在时间上有没有界定?

   王希哲:我认为这两个文革不能够截然界定它的时间。我指的两个文革实际上就是说,既然当时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表面上是毛泽东煽动起来的,从他的主观角度,是想发动群众,打倒他的政敌。但是,它能持续高潮两三年,然后延续了好多年,能够把群众动员起来而且投身进去,总是有它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在里边。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和共产党官僚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当时被毛泽东煽动的表面上的东西所掩盖了,所以一看好象到处都是红卫兵,都是造反派,都是跟着毛泽东走的。并不是这样。有的实际上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还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在六六年到六七年,毛泽东的意图和人民的内在要求纠缠到一起,分野还不明确。到了六八年和六九年,共产党开完"九大",毛泽东把他的政敌基本上打下去之后,他就想要收场了,就要安定团结了。这时,感到利益受到损害的一般基本群众,他们本能感到还没有完成任务,他们还要继续造反。结果六八年以后就不断地镇压,那时的镇压就不是镇压走资派了,镇压的是造反派。所以六八年之后就开始分化了。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工人,他们感觉到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自己应该重视的是经济利益。就是我有不受官僚特权阶层压迫的权利。我有说话的权利。我不能老是拿二十几三十块钱,我要有长工资的权利。

   事实上,"四人帮"也没有觉得他们已经天下大定,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还不稳定,所以在一定的时候,他们还要利用造反派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有的造反派虽然已经意识到要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总觉得还是要有中央的支持,这个时候,就有一部分人继续跟着"四人帮"走,就变成所谓的"四人 帮"帮派体系。另外一部分呢,就彻底跟共产党决裂了,认为我们根本就上当受骗了,我们应该接受一 种新的民主制度,人民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追求毛泽东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

   林彪事件的爆发,全国开始反思,我们贴出了民主与法制大字报,这个大字报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就是人民的文革开始上升成理论,开始从自为到自觉。这个大字报一出来即遭到批判,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是假批判真扩散,紧接着散布到全国,直接导致了徐水良领导的南京事件,这一事件又直接波及到上海、北京。台湾学者研究说,后来的南京事件也好,四五运动也好,都是当时"李一哲 大字报"的理论实践。三中全会之后全面否定文革,但并不是真的要把毛泽东依靠他的官僚制度来推行 的无产阶级专制思想给否定掉,而是想把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培养起来的敢跟共产党官僚制度做斗争的热情和方式否定掉。

   安琪:你自己在文革中正在读高中,这是不是算做你个人的体验与思考的总结?

   王希哲:是这样的。我提出两种文革,是我不想全面否定文革。事实上,如果没有文革的锻炼,也就没有八九民运。毛泽东不管主观上怎样,但客观上还是培养了一些敢否定政府的人。

   安琪:文革时你是红卫兵广州兵团常委,直接参与了很多当地的红卫兵活动。你对红卫兵的整体评价是什么?

   王希哲:总的来说,红卫兵运动是应该否定的。它实际上是毛泽东煽动起来的无辜无知青年的疯狂热情去为他火中取栗,特别是北京和外地在运动初期的一些极端性的红卫兵组织,象打砸抢,镇压地富反坏,抄家,搞红色恐怖等。但是应该看,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是两回事。我刚才讲的混沌状态的是工人运动,红卫兵基本上是单向的,就是被毛泽东利用了,本身什么利益也没有,完了之后就上山下乡。毛泽东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共产党政权等于和红卫兵断了关系,红卫兵开始变成了叛逆的一代,他们中敢思索敢反抗的,逐步形成了新的思想。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时,上天安门反对"四 人帮",向共产党体制挑战的还是这些反省的老红卫兵。所以说红卫兵不应该一概否定,而是要看他有 没有经 过反省,没有经过反省的那些红卫兵,我认为不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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