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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自由与独立人格的追求--访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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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第一编:“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原教旨马列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专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
·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第二编:制度危机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罗基
·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第三编:文化认同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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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
·中国当代艺术与"第三世界"心态--与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探讨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访问学者仲维光
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畸形化的香港-政治评论家何频香港面面观
·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第五编:“妖魔化”的民族问题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妖魔化的"西藏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
·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痛苦的民主」(节选)
·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自由撰稿人曹长青
·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第四编:真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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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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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专访中国正义民主党秘书长付申奇
·重要的是建立民运文化--专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第六编:流亡心历
·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一个中共警官的心路历程--专访民联阵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先生
·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第七编: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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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翔和“黄翔现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
·知识分子应该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专访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也谈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
·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高新
·"天降大任于斯人"--专访大陆旅法学者张伦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兼论知识阶层依附性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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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纵观海外民运特别是八九"六四"以后的成分组成,大多民运人士都有一个值得怀念的历史或者堪称"精英"的基础,有的人甚至还有一种曾是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一份子的自得。这种自得,隐含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希冀,既有东山再起的梦想,也有在自身的失落中"高高在上"的不同反响。

   在这样一群患得患失的流亡群体中,薛伟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

   薛伟一九四×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文革前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科,在重庆中学任俄语教师。由于受家庭"黑五类"的影响,加上他渴望出国深造等原因,文革初期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判刑入狱十年。监狱的酷刑和非人待遇,铸造了他的"反骨",成为他立志从事民运的直接动力。

   薛伟一九七九年获得平反,次年即赴美就学。一九八一年,他创建了第一个民运团体--中国大陆新移民联谊会,并出任会长。八二年任在美复刊的〔探索〕杂志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十月中国之春成立,他参与其中并主持〔中国之春〕杂志的发行工作。

   一九八三年,中国民联成立,薛伟出任总部委员。八五年当选为民联"二大"监委会主任,自此,在二年一届的民联代表大会上,他连选连任三届民联监委会主任。期间,他还创立了中国大陆政治避难者协会,任会长。

   一九九一年薛伟出任〔中国之春〕编辑委员兼经理、民联总部办公室主任。一九九三年民阵民联合并分裂后,薛伟任〔北京之春〕编委、经理。

   在海外民运的运作层面中,薛伟是一位颇具实干精神的民运骨干。特别是在民运资源日趋枯竭之时,〔北京之春〕的人力和经济实力显得尤为突出,负责财源的薛伟自然受到各方注目。他的身世和他对国民党的"特殊感情",也使很多"正统派"民运"精英"对他侧目。薛伟这个名字似乎多了一些诸如国民党 背景、民运"财神爷"等色彩。于是民运圈里就出现了表面不伤和气,以利用他的实力,暗里则划清界限,以示清白与清高的现象。那些"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体制外、民运边"人士,则在一种外在的包容气质中,流露出一副悲悯的神情。就象中国那些从共产体制中产生出来的反对派内部"新反革命"对"老 反革命"所惯有的矜持一样,反对派的正统与非正统在这里泾渭分明。讽刺的是,这里的所谓"正统"与 "非正统"的区分标准恰恰沿用了共产党的逻辑思维。

   那么,薛伟的国民党背景到底是什么呢?他坦白地说,他对国民党的感情是在监狱里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在肉体被专制机器摧残的绝望时刻,管教干部冷冷地对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同情你,恐怕只有你的蒋介石干爸爸才会心疼你,可惜他们去了台湾。正是这样一句反讽,给了薛伟活下来的勇气和力量。从此,国民党这三个字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感情的种子。

   今年四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薛伟在纽约〔北京之春〕编辑部接受了我的访问。在讲述三十年前的这一段经历时,他仍然显得情绪激动。如果可以说这是一种"情结"的话,那么薛伟的这一"监狱情结",奠定了他一生的理念与奋斗目标。假如我们少一点共产党文化的思维定势,多一点对生命本身的关注,那么,我们就不会沦入"成者王、败者寇"的传统误区;我们就不会无视台湾的自由与民主而习惯地将砝码摆在连我们自己也背叛了的共产党"大一统"一边。超脱了党派体系看问题,那些笼罩在薛伟身上的多余色彩就会自动淡化,还原给我们的将会是一个真实而沧桑的生命和追求自由的心灵。对此,我们感同身受,休戚相关。

一个天生的"反革命"

   安琪:"文革"初你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和"叛国投敌罪"判刑入狱十年。这样一种经历对任何生 命来说,都会留下深刻的痕迹。在此,请谈一下你个人的心历路程?

   薛伟:可以说,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奠定了我一生的定位。在此以前,虽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抗战时期因在国民党军队中参加过抗日工作而被打为右派和历史反革命,但是我的父母仍然希望我能够在新的政权下平安地完成学业,做一些技术方面的工作,有一个完满的家庭,象多数人一样苟且偷安地生存。当时我尽管对民主自由有很强的信仰和渴望,但是却没有下定决心,要为这个方向努力一辈子。

   那么我能不能逃脱这个政权呢?就是说我惹不起你,我总可以躲开你吧!正好我有些亲戚在国外,包括台湾和美国等其它国家,我就想出国念书。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在国内不可能考上好学校,尽管我的文科成绩在全班是最好的,但是考学校却名落孙山。当然我也有些狂妄,因为我母亲曾是北大学生,所以我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是非北大不读,结果连普通大学都读不上。最后侥幸地通过关系,进入北京外语学院俄语专修科学习。

   但是想不到我竟然成了现行反革命,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最初的罪名是有同学检举我,说我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广播,因为我曾经告诉过他们我听见了些什么。我听见在国外的中国人谈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当然我是羡慕的。当时我的姨妈在日内瓦,瑞士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于是我想到日内瓦念书。就是这个念头,最后变成了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因为我没有任何行动,只是想去,问过能不能去,所以给我以"企图"判罪。后来又收查了我的日记本和书信,就成了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问题。

   现在来看,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我的处理和判决是正常的。因为很多象我这样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罪名,到监狱和劳改队锻炼。我觉得监狱是一个大学校,它把很多本来不想直接参与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也训练成了所谓反对共产党专制的战士。我说"八亿人民在轮训",因为我看到了很多来自各阶层的人。当然,如果经受不住,精神受了损伤,也会发疯或者消沉。我当时就想,本来我不是反革命,现在我并不以反革命为耻,反而以反革命为荣。我要做一个中共的所谓反革命,并为这个"职业"奋斗终身 。

生命为共产党而存在

   安琪:这么说,你是以"老反革命"的姿态从事民运,反对中共政权的?

   薛伟:对,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对中共这种刻骨的阶级仇恨,所以我天生下来就是反革命。我参加民运,百分之五十是基于对共产党的仇恨,百分之五十是基于理念。最淳朴地来讲,是基于仇恨。我研究共产党政权的理论,它存在的基础,以及它在社会上所干的一系列事情,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政权是不应该存在的。

   安琪:你的信仰是什么?

   薛伟: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这一生当中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希望共产党政权不复存在。很多人说:生命这样美好,你却为了推翻共产党在活,你不觉得很浪费吗?你把自己搅在一个痛苦的漩涡中,你不觉得乏味吗?

   是的,欧美国家的人不可能会为了这种事情活着,但是我觉得自己背了一个十字架,我的生命是为了共产党的不存在而存在。这如果算作是我的一种信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监狱和我的家庭遭遇给了我这样一个无法摆脱的恶梦。

   安琪:你对革命的理解是什么?

   薛伟:我扮演的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的角色。对我来讲,这个角色实际上也是一个十字架。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结果不见得是我们所预料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去做。

   从中国现实来讲,除非有特殊的意外事件发生,一般来讲,是一个漫长的、和平演变的过程。当然,历史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可能人的意志的偶然性,会造成一个国家的突变。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突变上,突变有时候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或者不是我们所能预料和想要看到的。我们现在只能根据中国的民情以及共产党存在的客观现实,就象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一样,共产党也会生老病死,发生变化的。但是这个变化不会是很快的。有人预料几年就会发生革命,我认为是一个漫长的、一代一代的淘汰的过程和发生变化的过程。到底是几代,这很难预料。我们知道中国的后天,但我们看不到中国的明天。因为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也不可能预料的,就是一个人的寿命究竟有多长?如果一个人生下来之后,有一个仪器告诉你能活多久,那么生命的意义就要丧失很多。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它的社会的变化是由很多领导人的寿命的比较来互相制约的,因而也是不能预测的。

   我们现在扮演的角色,好象是一个激烈的革命派,实际上激烈的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把这个目标定得高一点,用更激烈的手段去做,达到的结果也许虽然不是那么激烈,但是也不至于等于零。如果我们的目标本身就很软弱,或者很和缓的话,那么你根本就不可能触动这个政权。

共产党"培养"了对国民党的感情

   安琪:最初你对国民党有认识吗?你对国民党的感情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薛伟:我只知道我的父母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去抗日,但是我的父母并不敢向我宣传国民党,他们不可能给我灌输这种东西。因此,我的国民党家庭给我的影响远远抵消不了共产党给我散布的国民党的坏处。因为国民党跟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仍旧相信共产党宣传的国民党如何腐败,如何反动,如何无能。

   但是我在监狱的时候,特别是在最初审讯的时候,我相信我经历过人生最残酷、最难想象的肉体折磨,包括他们用麻绳把你的十个手指捆起来,然后吊在房梁上,再用鞭子抽。也包括用麻绳连捆你三次,每次十五分钟,再浇上冷水。还包括因为反抗,给你戴一个星期的反铐,每到吃饭时,他们把饭扔在脸盆里,让你象猪一样去啃,之后还要求人给你擦脸。你如果你不吃,就是为国家节省了粮食,你要绝食,那你是白死,没有任何价值。不象现在还有外电报道你,很多人知道你的处境和行为。

   那时我想留着生命,否则我将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对这个政权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就这样死了实在不值得。当时我在最痛苦的时候,管教干部就说:你叫也没有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同情你,连你父母亲都不敢说同情你,也许心疼你的只有你的蒋介石干爸爸,可惜他们到台湾去了。他这样一讲,我忽然就想到了,的确我的父母亲在我被抓的时候,他们也只敢讲:我们没有把他教育好,这是我们的责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但是绝对不敢理直气壮地为我辩护,也不敢表示同情。而这个共产党干部居然能够说蒋介石干爸爸会心疼我。当时我就感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心疼我的人;还有反对共产党的人;还有我可以联合甚至可以依靠的力量来从事反对中共的斗争,我一下子就对台湾国民党寄托了很多的希望,给了我很多的力量。以后我凡是唱歌颂毛主席的歌的时候,我都把毛主席改成蒋主席。我刚到海外的第一个念头,就希望到台湾去,希望到金门当兵,到第一线去。共产党给了我这么多的压迫,给了我这么多的苦头,我要报仇!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想法。其实我并不知道两岸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有没有可能实现我的愿望,台湾现在怎么样,我都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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