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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中国的良心符号――刘宾雁
·心灵自由与独立人格的追求--访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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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站起来了?》
·谢选骏:《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前言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目录
·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第一编:“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原教旨马列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专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
·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第二编:制度危机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罗基
·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第三编:文化认同与思潮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河殇〕作者、大陆旅美学者谢选骏访问记
·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
·中国当代艺术与"第三世界"心态--与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探讨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访问学者仲维光
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畸形化的香港-政治评论家何频香港面面观
·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第五编:“妖魔化”的民族问题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妖魔化的"西藏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
·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痛苦的民主」(节选)
·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自由撰稿人曹长青
·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第四编:真相报道
·呼吁良知,救救孩子--上海孤儿院流亡医生张淑云澄清真相
·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九七"回国去?--专访著名工运领袖韩东方
·民主必须付出代价--中国著名民运领袖魏京生专访
·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专访中国正义民主党秘书长付申奇
·重要的是建立民运文化--专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第六编:流亡心历
·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一个中共警官的心路历程--专访民联阵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先生
·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第七编:思考与实践
·永远的逃亡者--中国作家高行健为中国文学张目
·寻找事物的秘密--司徒立的绘画艺术
·黄翔和“黄翔现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
·知识分子应该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专访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也谈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
·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高新
·"天降大任于斯人"--专访大陆旅法学者张伦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兼论知识阶层依附性的恶果
第八编:人物与述评
·人类的恐慌--爱滋扩散洞开自由之狱
·西方的梦魇--巴黎恐怖事件的思考
·告别密特朗--一位中国"八九"流亡记者的悼念
·选择中国--兼评李鹏踏上法兰西自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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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达赖喇嘛:一介僧侣对峙共产强权的神话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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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应该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专访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

   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是中国少数具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知识分子之一。她亲历了八九民运,以正义和良知写出了〔八九民运史〕,个中融入了她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许多感触与思考。她呼吁知识分子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并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首先是'作人',其次才作'知识分子'"。她的努力很有点"铤而走险",致使她失去了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的职位,但是她并没有退缩。她的坚韧与执着,她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使她的研究空间越过了党派之争,从而更具包容性和说服力。

生命的价值是相等的

   安琪:在你的著作和个人行为中,都显示出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请首先介绍一下你的个人理想和抱负?

   陈小雅:我从小想过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中,有当一个出色的评论家的想法;有创建中国的“好来坞”的想法;大概在一九八七年左右,我又有建立中国第一个“绿色和平”组织的想法;后来又有推动建立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想法。除当评论家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外,其他都是众人的事情,所以,我碰见不同的人就向他们兜售不同的建议。至于我自己,我喜欢金庸武侠小说中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客,只和别人“打援手”,从不参加“分红”,不计较属于身外之物的个人得失,为了值得的事业可以献出个人的荣誉和生命。

   安琪:你这些想法和个性形成的基础是什么?

   陈小雅:我们处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从结构到因子都必要发生大变化,并且正在发生大变化的时代。这个变化的主题是人所共知的。这就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只能在这个大的变化中的某一点上尽力而为。在推动自己那一点时,自觉地同周围协调。这是一个有千千万万人,默默无闻地自觉推动的事业。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听到、感触到这样的信息,从中获得一种特别的美感。是的,我喜欢天空群星灿烂,星光交相辉映,我总是以我有很多出色的朋友而自豪,但我不是想靠这个抬高自己,我自己也不错嘛!一九九四年,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总结了我的三个信条:

   一、人的生命的价值是相等的。

   二、知识分子需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

   三、君子群而不党。

   第一点,给我划出了一条“作人”的底线。第二点,是基于我对时代的理解, 作为一个知识分 子,我的最高目标。第三点,是我行为的准则。它既符合我的脾性, 又符合我对新时代政治的理解。

   安琪: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在你的〔八九民运史〕中已有所体现。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如何?

   陈小雅: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正反两方面思索的。八十年代初期,当时“先锋”的报刊上曾发起过“大学生跳进粪池救老农,牺牲是否值得?”的讨论。与现在的《说不》一样的虚骄。而我周围的一些人都持否定观点,这也曾使我少年时期建立起来的信念发生过动摇。后来,并不是我在学理的探讨方面有所长进, 而是这些人或者一个一个地“破”了自己的相;或者是言行不一,才又使我回到原先那

   个看来比较坚实的基础。在《八九民运史》一书中,我声张了这一观点,我认为我还不是在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是尽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责任。我抗议对人民生命的屠杀,也不赞同“人”是可以被“政治家”或“政客”拿来“玩”的。我反对剥夺人民的说话权利,也不赞同说,学生和市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合理的归宿”就是被政治家或政客“利用”,尤其是利用来攫取或巩固自己的权力。我不认为为了“民主”就可以牺牲人民;为了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手段的正义性就是目标正义性的不可避免的体现。一切号称“为人民服务”或“为民主”的人,都无权在人民没有准备牺牲或不知道前景的危险性的情况下把他们推向火线。

   如果一个人真是民主思想的信奉者,他就应该同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价值是等同的。我在〔八九民运史〕的第六章开头说过:"对人的生命的态度是尊重还是蔑视,不是 '革命家'与'政治家'的区别,而是'民主革命'、'民主政治'与'专制革命'、'专制政治'的区别"。在这本书中,我首次披露了陈子明的“三线”计划,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不让这类事情再度重演。我深知,在举世一致的对“民主运动”的误解中,自己这样做要蒙受的名誉上的损失。我是把自己的生命与那些长安街头无处歇息的灵魂作过比较的。这一比较给我以“义无反顾”的勇气。所以,我在《八九民运史》的序言中说,我是“面对死亡”来写这本书的。我准备好了去坐牢,也准备忍受各种不理解和污辱。而众所周知,生活在同类的唾弃中,比死亡更可怕。

    当然,事情的结果表明,我得到了绝大多数的读者的理解和支持, 这使我再次感到,我们民族 的良心终究还没有堕落。

    这是我作为一个“人”的义务,与“角色”无关。所以,今后不论我做什么, 首先是“作 人” ,我不会放弃我的这一责任和义务。

"党所背的十字架也太沉重了"

   安琪:你怎样评价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学术界?

   陈小雅: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声名卓著,既不需要多少“天才”,也不需要太深的理论修养,仅仅一样东西就够了,那就是“诚实”。换句话说,就是对常识的承认。这种说法,也许,今天的人们听起来会觉得有点耸人听闻,而有“挖苦”人之嫌,但是,凡亲身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人们都该不会忘记, 在那个年代里,即使是说老实话,也需要巨大的勇气。

   正因为社会科学不得其位,所以有人口膨胀,有大跃进,有文化革命。 严复先生说过,“术之 不 精”其原因概出于“学之不良”。学术的荒芜连累了我们民族的进步。 但为什么会有学术的荒芜?为 什么会有“科学”的不诚实?仅仅是没有遇到“明君”吗? 仅仅是路线的错误吗?开始我认为 是这样 。因为,思想解放运动以后, 情况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到,事情 并没有一劳永逸 地获得解决。 真正解决问题不能靠政策和领袖的英明。毛泽东可以执行“百花 齐放”的政策,也可 以 不执行它; 胡耀邦可以执行它,胡耀邦也可以被别人弄下来。所以,没有制度的保障,所谓独立 的研 究,畅所欲言,都是没有保证的。所以,这就提出了“体制”的问题。罗马人发明的“法”,英国人发 明的“代议制”,美国人发明的“三权分立”,都是人们总结出来的管理社会的有效经验。这些东西也同物质文明一样, 是属于人类的,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安琪:同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过。为什么在今天,这个问题变得重要而迫切了呢?

   陈小雅: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思想对于政治的独立,没有学术界对于权力系统的独立,就没有真正科学的研究。没有真正的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有真正良好的经济、政治、文化。因为,凭良心说,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政治出现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一犯错误就要连累科学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那就太不划算了。党所背的十字架也太沉重了!同时没有真正的科学,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决策”, 我们处理问题就永远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太清楚了。比如说,一个动议提出来,是有八个不同意见好呢?还是有八个“赞成票”好呢?当然是八个不同意见好。因为,在八个不同意见之上,你可以把各种危害、不利、不适应因素尽量看清楚,把各种有利因素集中起来。在八个不同意见之上,你能作出一个尽可能好的决策,在八个“赞成票”上,你除了自己的自尊心,什么教益也得不到。就拿“过河”作比喻吧,领导人提出了一条过河路线, 大家是去争相论证它的正确英明好呢?还是发挥各自的想象力,提出不同意见好呢? 前者有一个和十个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说“好”,没有增加信息,跟着走就是了,这样,有可能 "摸着石头"就过去了,也有可能走到一半,不可预料的水情出现了,大家全军覆没。后者多一个就多增加一份信息,根据这些不同的信息,我们可以把“河流”的各种变数充分、详细、清楚地描绘出来,这就可以把“过河”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

   现在中国学术界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受中宣部领导,各级社会科学院受各级党委宣传部领导。所有的研究结论都要与党的宣传“口径”一致。这实际上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八个赞成票”的体制。我本人的遭遇就是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

实质上的独立是精神的独立

   安琪:你个人在这方面做过哪些尝试?

   陈小雅:基于上述发现,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意识到知识界独立的问题。但那时这个想法还不完整。那时,利用当记者之便,我把眼光投向了一些民办的“研究机构”,我设想,这种机构能够成为一个个“独立”滚动的雪球的“核心”。它们也确实起到了凝聚民间研究成果的一些作用。但是,后来的倾向就非常明显了。它们中的许多,最后的、那个隐而未彰的目的还是“从政”,还是要为某一种政治理念服务。为了接近权力系统,它们的研究也出现了有意无意地往“口径”靠拢的情况。这就不是我所设想的“独立的”研究和“独立”的群体。它独立于现体制只是因为他们不得其门而入。而实际上他们是第二、第三、第四“体改所”的后备军。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放弃这种“独立”。这一点,每一个向它们聚拢的“有志青年”都是非常明白的。所以,这种“独立”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形体上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实质上”的概念。

   "实质上"的"独立"是精神上的独立,是无限期的。不是独立于哪一届政府,哪一个党,而是独立于现在、将来的一切政府和任何政党。这个问题,到“六四”以后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所以,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下了这一条:“知识分子需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我设想,它应该是一个类似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不管是在沙皇统治下,还是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它始终坚持自己的传统。我认为,这样一种群体,它没有确定的边界,人是自由组合的,可进可出,甚至可以输送政治家。这里没有混饭吃的人。

反对"政学不分"

   安琪:你对知识分子从政问题有什么看法?

   陈小雅:我并不反对别人去当官,我不象很多人那样,对这种事怀有一种激烈的情绪。我只是反对“政学不分”:借学术去发展政治势力,或者借政治来抬高学术地位。相反,我总是给有从政抱负和才能的人以鼓励。我认为,八十年代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实际上有六十年代柯西金推行的“年轻化”的铺垫,这一措施对于这个老党的更新换代是很重要的。不管年轻人的素质如何,他的血液中带进的新时代的信息总比老一代多,处理问题更可能使用新观念、新措施。正因为如此,我充分尊重我的这些朋友的自愿选择。而且,如果你觉得我有点“危险”,你可以不跟我来往。这个群体的人员的流动性并不妨碍这个群体的稳定性。我认为,只要开始有一个很好的“核”把这个雪球滚起来,它就会越滚越大,有几代人把它的原则坚持下来,就会形成一种传统,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他们对一切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供给社会参考,并不因掌声的多少和被不被重视而改变自己的性格。这样,中国的问题肯定会好办得多。不仅“人口膨胀”可以避免,“大跃进”可以避免,“文化革命”可以避免,甚至,我认为,如果真正实现了“言论自由”,人们对传媒的“导向”就没那么敏感了,也没那么多无处释放的压抑情绪,那么,可以预计,象“六四”这种对谁都没好处的事情,也应当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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