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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制度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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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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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安琪

   近年,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反思日见激烈。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参与性强于社会批判性的角色定位,似乎注定他们长期处于内心分裂的悲情之中,较之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批判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的确显得尴尬而卑怯,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的只不过是读书人而已。

   其实,如果我们心地平和地把视角从中心转移,面向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就不难发现,那种被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是不乏其人。他们与权力中心永远也拉不近的距离,保持了他们人格的完整和生命尊严的高扬,成为专制的黑幕永远也遮不住的精神亮点。

   香港老报人罗孚,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罗孚,半个多世纪的党龄,毕生的报纸生涯。抗战期间,他先后在桂林、重庆从事〔大公报〕工作,并任副总编。解放初期,罗孚调到香港〔大公报〕,同时担任由〔大公报〕创办的〔新晚报〕总编。罗孚的政治色彩如同〔新晚报〕一样,虽然有"党报"的功能,却尽量避开左派的政治敏感,采取中间灰色的面貌来适应香港社会和读者需要,他的署名文章与〔新晚报〕一起,是唯一被香港社会所接受的来自中方的"党的喉舌"。〔新晚报〕销售量在五家左派报纸中位居首位,在当时香港的几家晚报中,居第二位。

   这样一种身份和报纸,使罗孚在共产党对香港高层、特别是文化人的统战工作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切,按照共产党的一惯逻辑,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已经是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罗孚,忽然一夜之间,又成了他自己所在党--共产党的阶下囚。

   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三年,罗孚顶着"间谍"的罪名,被"困"北京十年之久。然而,他对共产党的彻底背叛和对共产主义的完全绝望,并不是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是"六四"的枪声。那一刻,早已失去自由的罗孚与他的儿子罗海星--一位援救大陆民运人士而被判入狱的香港英雄共命运。

   精神的超越,完成了罗孚的人格建树。罗孚的笔,在他刑满获释后,也获得了最大的自由--没有丝毫的"喉舌"之虑,涌入笔端的,既有对共产党和专制制度的反思与批判,又有对人性的哲学思考,读者常常会从字里行间的共鸣中,体味生命的深层涵义。

   今天,罗孚这个名字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做人的风范,这就是:自由精神以及对社会所持的批判立场--这应该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风范。

   七月下旬,罗孚在他那座落在香港半山上的书斋接受了记者的访问。记者认为,罗孚--这位自觉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能为回归时的香港提供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自由不是绝对的

   安琪:你长期在共产党主办的〔大公报〕和〔新晚报〕任总编、副总编,你对自己所从事的报纸在新闻控制方面,有些什么体会?

   罗孚:是有很大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自己在追求自由,一方面也认为自由毕竟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一惯受这种思想的训练,当然也能接受。当时〔新晚报〕在工作上的自由余地比较大,比较适应社会。〔大公报〕很僵硬,人家不大愿意看,〔大公报〕的人觉得我们的自由度大过他们,讲话也比较随便,比较接近读者的思想,相比之下,就羡慕我们。

   安琪:与当时你们所能看到大陆报纸相比,同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新闻自由度如何?

   罗孚:香港办报自由度要大一点,但是空间还是很有限的。侧面的左派报纸如〔新晚报〕、〔商报〕,或者〔镜报〕,尽管自由度大一点,但是跟香港其它报纸比较,也还是有限。正面的左派报纸就更有限。

   安琪:你觉得香港的新闻自由在回归之前,同过去相比,有怎样的发展变化?

   罗孚:香港近年的新闻自由比过去增加了。香港过去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有自由的一面,但也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资本主义也不是那么绝对自由的,跟殖民统治有抵触的,它就不让你自由。

   安琪:殖民统治下对新闻自由的控制都有那些方面?

   罗孚:首先登记这一关就不容易,它不一定让你登记,不让你自己随便办报。同时有很多法律用来控制你,报道有一定的限度,动不动就用诽谤之类的罪名来控告你。但是近年的自由度的确比较大。

   安琪:为什么呢?

   罗孚: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方面也有相应的发展。过去,警察统治香港是很厉害的,一般来说,警察统治与特务统治是两回事,但它也有相通的地方,就是由警察来控制这个社会。当时,大家看到警察都很害怕,因为他会胡作非为。后来一搞廉政,人们就不是那么怕他,很多自由也就扩大了,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安琪:包括不包括个人办报的自由?

   罗孚:个人办报,过去就有,只要你出一万块钱,就可以登记办报了。现在这一万块钱都不用交了。但是一万块钱,在几十年以前比较重要,现在谁都可以随便拿出来。当年拿出一万块钱可以办报,现在你没有数以亿计的资本,就不可能办报纸。香港有名的〔一周刊〕当时拿出一千万开办费,很是震动了一下,这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了。

香港新闻向"左"回归

   安琪:这二年,大陆一些关注香港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认为香港新闻自由在接近 "九七“的时候,有一种"自律"意识,就是自我把关,自我调整,看看是不是跟中共的思路一致。有人 甚至说,香港刊物快赶上〔人民日报〕了。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罗孚: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越来越厉害。但是从根本上讲,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自律"也不是绝对的。有新闻自由的时候,就有"自律"。"自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政治原因,有的不是因为政治原因。每一个人办一份报纸,都有一些忌讳,都要定一些戒条,对老板来说,他的资本取向不同,对利益就会有不同的考虑,比如从前老板办一个报纸,他的亲戚朋友和利益相关的东西,你就不能去碰。大家都晓得这是老板的朋友,不能碰,这就是"自律"。当然这是比较小的,我们讲的是大的,政治上的。从现在相关的报纸来讲,右派讲"逢中必反",看见共产党就反,相反碰到港英政府方面的,就要避免,就不去碰。左派则是"逢英必反",碰到共产党的就要避免,自己就"自律"了。现在总的来讲,新闻自由是减少了,因为共产党与新闻自由基本上是对立的,它要舆论一律,不能让你有这么大的自由。

   安琪:但是这里面有一点不一样。我在大陆多个报社工作过,一般来说,大陆编辑、记者都懂得怎样打"擦边球",怎样在可能范围内争取有限的自由。香港人因为长期生活在一种相对自由和有制度规范的社会中,对大陆的情况不了解,也不理解,加上"六四"屠杀以及共产党的好多做法,香港人就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使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坚持,怎样保护自己。原来香港有些刊物批评共产党,是为了骂而骂,为了批评而批评,现在则到了另一个极端,连有的敏感人士写得比较客观性的文章也不敢登了。甚而至于连共产党也不一定在意的东西,香港报刊也很谨慎,真有一种回归左派的味道,对大陆新闻自由的发展,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希望这种情况不会长久。

   罗孚:目前这种"自律"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真正的"自律",对左派没有要求,它也已经这样做了。有的"自律",当然会有要求或者暗示。并且也不一定不能长久,到了"九七"它只有变本加厉了。现在有些大报就是这样做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在某些问题上,它不去碰了。有些问题,是有意多批评港英来讨好中共。即使左派高层在私下里谈起来也说,现在报纸根本不象报纸了,我们根本不去看。比如我碰到一个左派阵营中现在跟新华社还有关系的人,他就对我讲:实际上我同意你的观点。这中情况比较多,身在左派,但表示同意批评左派的那些意见。但在过去,我们尽管不完全同意左派所宣传的东西,但是我们基本上很少对外讲,这就证明那时候反对的异见不象现在这么厉害。

"自律"减弱新闻自由

   安琪:这种情况在"九七"后,当香港对大陆有直接地了解以后,会不会有所改变?

   罗孚:主要不是了解不了解的问题。现在他们对情况也是了解的,但他是为了利益关系而"自律"的,"九七"后利益关系更大,恐怕"自律"就更厉害。

   安琪:如果香港"九七"后失去了原有的新闻自由,对大陆来说,是不是一种牺牲?来自双方的牺牲,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党?

   罗孚:基本上还是来自中共,如果没有中共,他就不好"自律"。这不能两个同样打,还是有轻重的。

   安琪:当然为主的是共产党,但是如果香港人能够坚持一下的话,至少还能在"九七"后保持一部分新闻自由。

   罗孚:有人会坚持,但是为了利害关系,逐渐更多的人就不会坚持。

   安琪:那么香港某些敏感性政治报刊会不会因为经济或者其它原因而关闭呢?

   罗孚:一定会受到影响的。这是主要因素,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如传媒内部自己的竞争,或者不择手段地搞大减价等等。

   安琪:我们原来希望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的新闻自由能够对大陆的新闻有所冲击,象"八九"民运期间那样给人以鼓舞。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罗孚:应该还是有的。一方面有发展,一方面还是不断有冲击。真正在大陆发生的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如果没有香港传媒的报道,就不会迅速地反映出来。这种反映当然是针对不合理的制度。比如说广东人去办个案子,公安要收办案费,由于香港传媒的报道和揭露,最后不得不又"吐"了出来。这就不但是对大陆新闻媒体的冲击,也是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冲击。

   安琪:那么,你估计"九七“后香港媒介的可能发展趋向是什么 ?

   罗孚:各种情况都有。主要情况可能是"自律"更多一点。总的来看,新闻自由度要比"九七"之前减弱,但也不会减弱到跟大陆的情况一样,毕竟还是"两制"么。

   安琪:我想这与港人多年的自由意识有关系。

   罗孚:对。会有人坚持。就是"自律"的那些报纸,也会保留多年的习惯,有不同程度的"自律",也有不同程度的坚持。毕竟跟大陆要有不同,所以也不要太悲观。

"党治"与"人治"是最大的恐惧

   安琪: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回归到祖国,按道理讲,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是为什么感觉不到香港人的兴奋,你怎样分析香港回归前的心态?

   罗孚:高兴是一种情绪上和感情上的。从理智上来讲,好象应该高兴,但是从感情上讲,反而是有一种害怕。是现实使他们害怕。香港毕竟是最了解大陆具体情况的地方,最容易对不合理的事情产生反感,产生抗议的情绪。

   安琪:担心的主要原因是哪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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